張學良是東北“白帽子”

曹長青

發生在1936年12月的“西安事變”,是國共兩黨關係的轉折點,也是共產黨由此幸存、進而發展壯大並最后在中國建立政權的關鍵點。

西安事變的主角張學良(101歲)去世后,引發人們對他盖棺論定。其中很多論者都指出張學良當年以劫持蔣介石的方式,改變了當時國民政府先清剿共產黨軍隊、安定內部,然后再全力抗日的既定政策,給了僅剩下兩萬人的陝北紅軍以喘息和幸存機會,最后共產黨坐大,給中國人帶來無盡的災難。

但客觀地說,這樣“論定”張學良也不是很公允,因為以張學良那種不讀書、土匪出身的經歷和學識,當時他完全沒有可能預見到共產黨后來會建立那樣殘忍、專制的政權。

據中國大陸公布的史料,當時張學良首次和周恩來等共產黨人秘密會談時,就給了“見面禮”兩萬大洋和20萬法幣,完全是按照土匪之間的規矩做的,顯示張學良對共產黨的性質根本缺乏了解,他把紅軍當成西北軍一樣的地方武裝。別說張學良這樣沒有什麼知識的人,那些大名鼎鼎的知識份子們,不是也有很多都選擇追隨共產黨了嗎?

實際上人們評價張學良的不是當年他對共產黨的認識,而是今天他怎麼看待西安事變使紅軍幸存對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責任的認識,對共產主義在中國造成巨大災難的認識。因為在中共坐大后,據西方專家的研究推算,可能多達八千萬中國人因迫害和飢餓喪生。

但從張學良接受各種媒體採訪,包括1991年我和劉賓雁、徐松林等東北老鄉以及紐約《紐約新聞報》總編輯李勇等在紐約見到張學良的近三個小時的談話都顯示,張學良對這些“責任”、“災難”以及幾千萬中國人在共產統治下喪生,全都無動于衷,更無任何懺悔表示。

●對弟弟被紅衛兵打死毫無感覺

雖然張學良在很多場合公開表示,他認為自己劫持蔣介石是“魯莽”,是“捅婁子”,是“膽大妄為”,包括說自己是“罪人”,但僅僅是對這種“劫持”方式;而對自己主張的“聯共抗日”,仍堅持是對的,並至死都認為和蔣介石“政見不同”。正是這種認知,使他絕不可能對那次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進行真正的反省和懺悔。

張學良到台灣后,在宋美齡的勸導下皈依了天主教。基督教義之一是懺悔,但張學良對做過的錯事卻從無真正的懺悔。

寫出《張學良側寫》一書的台灣作家郭冠英曾是張學良的崇拜者,這位和張學良“往來甚密”的作者曾說:“其實張學良從未懺悔,他當然不好大聲說他做對了,他只好說『做了就做了,沒什麼懺悔的問題』……”

在我們一批東北老鄉在紐約見到張學良聚談那次,當《東方新聞報》總編輯李勇提到在中共統治下中國人喪生數量遠超過抗日戰爭時,張學良的回答竟是,“哪個政府為維持政權總是要殺些人的。”當我提到剛過去不久的“六四”屠殺時,張學良竟說,“電視我沒看,對這事不太清楚。……什麼事不能只聽一方的。”對“六四”這個世界已經定論的事情,而且當時有那麼多無辜學生和市民被屠殺,張學良竟是這樣的看法,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基督徒”?

蔣介石軟禁了張學良半個多世紀,固然是違法和不人道的,但是和無數因大陸落入共產黨手中而遭迫害致死的國民黨人相比,張學良實在是過著瀟灑的天堂般的日子。他不僅不需要像黃維、杜聿明們那樣去做體力勞動、不需要受人身污辱、不需要接受思想改造,更沒有任何衣食住行上的生活擔憂,在軟禁的頭三年裡還有一妻一妾輪流陪伴(如果不是由于夫人于鳳至因病赴美的話,這種日子大概起碼可以維持到張信“基督”的六十年代)。

不知道在這漫長的幾十年裡,在張學良平靜的日子裡,即使他從未思考過其他中國人的命運,他是否想過有多少國民黨將領、士兵的家庭被台灣海峽隔了半個世紀,撐過各種磨難熬過來的幸存者們,重逢相見的時候已是面目皆非了。

即使張學良全然不在意其他中國人的命運,他怎麼也應該記起他的親弟弟吧?我記得當年在大陸曾讀過一篇回憶張學良弟弟張學思的文章,文中說,張學思在文革中被關押、拷打,生命垂危的時候,想念東北食物,希望獄方能給他吃一點東北的苞米(玉米)楂子和土豆,但就這麼一點小小的要求竟然在他臨死的時候也被拒絕了。

張學良說“哪個政府為維持政權總是要殺些人的”,不知這該殺的人裡面包不包括張學思?如果他對八千萬中國人的死亡沒有感覺的話,對自己的親弟弟遭如此非人折磨,並被活活打死也毫無感覺嗎?

但事實上張學良真的是沒有“感覺”。在紐約聚談時,當李勇提問:“你的弟弟張學思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活活打死,這件事你知不知道?”張回答說:“我知道這件事,張學思與他的好友呂正操在一起,后來呂正操來美國與我見面,告訴我整件事的經過。當然張學思比較激動暴躁,跟鬥爭他的紅衛兵幹了起來,結果被紅衛兵打死。呂正操比較溫和,所以保住了性命,這只能怪張學思自己不好!”

不知道張學思在九泉之下聽到他曾“敬仰”的哥哥這樣評論他的慘死(活活被打死)會有什麼“感覺”。真的像張學良所怪罪的是他自己“不好”,還是認為共產黨“不好”,還是他哥哥“不好”。

●“最愛的女人在紐約”

在張學良所謂“傳奇”的一生裡,他和趙四小姐的“愛情”也是最為人津津樂道和關注的。但在張學良恢復自由來美后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在被記者重復追問“您和趙四小姐這段深刻的愛情”、“她真的是您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支柱嗎?”“您覺得她怎麼好?”這些讀者最關心的問題時,他的回答竟是:“當年她年輕時,也是個很好玩的小姐;陪我這些年也實在不容易。”原來趙四小姐只不過是個“專陪小姐”而已。

這還不夠,他還在91歲高齡時對東北同鄉祖炳民說:趙四小姐趙一荻對他最好,將一生都奉獻給他,但不是他最愛的女人,“最愛的女人在紐約”。

據最近台灣《中時電子報》“張學良和他的四個女人”一文,這四個女人是:他的母親、蔣夫人宋美齡、于鳳至和趙一荻。明顯地,那個“在紐約的女人”指宋美齡。像張學良這種無知、魯莽、玩膩了“小姐”的土匪頭子,崇拜受過美國教育,又表現出雍容高雅的宋美齡倒不足為奇;但蔣夫人是否像媒體渲染的那樣“關照”張學良則是另一回事兒了。張學良首次來美國在紐約呆了幾個月,連我們這種毫不沾邊的小老鄉都見了,怎麼就沒有媒體報導說他見了一直住在紐約、近在咫尺的宋美齡呢?應該不是他不想見“最愛的女人”吧?而且在他死后宋美齡也沒有任何公開的表示。

沒想到陪伴了張學良73個年頭(其中35年沒名份)的趙一荻女士竟這麼可憐,他從張學良那裡得到的評價只不過是個“很好玩的小姐”,陪他玩了一輩子,最后人家最愛的還是別的女人。

●《紐約時報》:張是個“花花公子”

自張學良繼承父業,就被稱為“少帥”。中國方塊字這種像形聯想,使人想到英姿勃發、統帥千軍萬馬打勝仗的將軍。但事實上張學良並不是一個真將軍。

張學良從他的軍閥父親張作霖的所謂軍事學校“講武堂”一畢業,就被任命為旅長,那年他才19歲,還僅是個大孩子;而在當年底就被他父親“提升”為陸軍少將(全世界哪有這麼個軍事升級法的)。

由于他父親被日本人炸死,他一下子接班成了“東北王”,下轄30萬東北軍,儼然就成了“少帥”。

當時蔣介石為統一中國,打敗軍閥,需要擁有30萬東北軍的張學良支持,因此當張學良“易幟”擁戴蔣介石的中央后,蔣給了他一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頭銜,這是蔣為了拉攏這個軍閥的策略。這些頭銜和名稱由此一直給后人一個張學良是真正將軍的印像。

但實際上張學良一生沒有領軍打過什麼真正的勝仗。在他父親死后,張學良曾指揮東北軍五個旅團和蘇俄軍隊交手,結果全軍覆滅;張學良指揮東北軍陝北剿共,直羅鎮、榆林兩戰,張的兩個精銳師兩萬多人被紅軍全殲;據在美國的學者畢萬富的研究資料,張學良在1933年指揮熱河保衛戰中,更毫沒有將軍的樣子——“張學良只到前線去過一次,還是為了陪宋子文;汽車每行15公裡就得停下來,讓他注射毒品……他每天總要打上百支毒劑;而這種毒劑,假如給不吸毒的普通人一次注射十支,即使不死,至少也要重病一場……有次召開緊急軍事會議,他竟把下達的軍令公文隨便揣在大衣口袋,忘了發出去。他自己說,當時散在前線的各個部隊,他連其位置都搞不清楚,還談什麼指揮作戰!”

他的崇拜者郭冠英在文章中也承認,“918之前他又打毒針又好女色,许多人對他的印像壞透了。”

連《紐約時報》在張學良去世后刊發的長篇訃告中也毫不客氣地指出,張學良雖然有20萬東北軍,但他沉迷于毒品和女色,是個出名的“花花公子”。他的心思不在抗日,而是在和墨索里尼的女兒(當時意大利駐中國公使的妻子)打情罵俏等社交活動。

●“人家讓我捅一個捅婁子,我一定捅倆”

張學良在獲得完全自由后,選擇到美國夏威夷居住。但他沒有像西方那些歷史人物那樣,到了晚年,把自己的經歷和所知寫下來,以回憶錄或任何形式,幫助后人增加對歷史的認知(尤其是中國人這種複雜的歷史),和對人生經驗教訓的總結,同時也是對歷史負責。

那麼張學良在獲得完全自由,來到美國之后的最后歲月都在幹什麼呢?多次見過張學良,被稱為“忘年交”的郭冠英描述說,“現在他在夏威夷,講講黃色笑話自娛,做做例行禮拜養神,唱唱舊戲提神,一副終老的樣子……”張學良“是公子哥性格,沒常性,做事衝動,毫無計劃,與這種人共事,『做他長官頭痛,做他部下倒楣』……結果是『害朋友,毀部屬』。 ”

1994月2月,一群華人在夏威夷同張學良聚會時,張自我總結說:“我已經93歲了,我這一生有三愛:愛打麻將;愛說笑話;愛唱老歌。只要有得玩,我就不累。”這就是被中國人視為“民族英雄”的張學良——全然一個市井村夫,而且是活得最俗氣、最糊塗、最沒靈魂的那種。從1936年(西安事變)到2001年去世,65年的生命在黃色笑話、舊戲和麻將中講掉了、唱掉了、推掉了,活到超過一百歲,什麼人生道理也沒活明白。

在紐約見到張學良聚談那次,他描述自己說,“東北人有優點,但毛病也很多,魯莽,好衝動,捅婁子,我正是這種性格,而且人家讓我捅一個婁子,我一定捅倆。”他也承認自己是東北的“白帽子”(過去東北趕大車的人都戴白氈帽),這是東北土話,相當于北京話“二百五”,廣東話“漆線”。

很多東北人以張學良為榮,把他當成“英雄”。可這樣的“白帽子”,怎麼能是東北人的光榮?

——原載香港《動向》月刊(在舊文基礎上增修)

2013-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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