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夢對人的腐蝕

曹長青

胡平在《北京之春》(1996年2月號)發表了兩萬六千字的長文就我近幾年來分別發表在《北京之春》和紐約《世界日報》上的批評性的文章進行了概括的總批評。但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對我寫的批評性文章,以前胡平曾親口表示贊賞,而自從我在“知識分子和共產黨”一文中批評了他的幾個觀點之後,他就惱羞成怒了,那謙謙君子風度不僅蕩然無存,還給我打來一個半小時的斥責電話,聲稱“我不罵你就不錯了。”胡平反應之強烈非常出乎我的意料。說實在話,我對胡平的文章一向是滿欣賞的,雖然他寫了幾萬字批評我的文章,我仍認為胡平在傳播自由主義理念和研究民運理論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而且他能拿出這麼大的精力對我發表過的文章進行全面梳理和批評,對於在海外這樣有言論自由的環境中對一些理論的探討也是有益處的。正因為在中國沒有言論自由,我們才特別珍惜在海外的這種可以自由說話、自由探討、相互批評爭辯的機會,因為真理只有在爭論中產生,而不是在壓制中出現。但令人遺憾的是,在他洋洋洒洒的兩萬多字之中,胡平刻意回避了我與他爭論的主要原則內容,而是以影射方式大談“文革、紅衛兵、大字報”指責我文章的形式和語言風格。

胡平的這種做法,實質上是想回避他在民運理論探討上的偏誤,更不想承認他在海外民運的兩次較大分裂事件中應負的責任,以此保持他“一貫正確”的形象。為了顯示自己“一貫正確”,他不斷批評”民主牆”時期的代表性人物魏京生“激進”、“不策略”;連篇累牘地撰文指責八九民運時的代表性人物柴玲等沒有“見好就收,見壞就上”,也要為流血負責。既然中國兩次重要的民主運動的代表人物都有缺陷,那麼一向研究策略、懂韜略的海外“民運理論家”胡平就成了“正確”的代表。從而增加了將來出任民主中國“開國領袖”的資本。

有人說,共產黨是被權力腐蝕掉了,而海外民運的某些領導者,則是被“權力夢”腐蝕了,還沒有獲得政權,卻被那個要當統治者的權力欲望腐蝕得失去理想和原則。從胡平近年來的一些偏離自由主義理念的言行和強烈的尼Q意識,可以看出這種“權力夢”的嚴重腐蝕作用。如果胡平,以及海外民運的其他領導者,不是更多地以理想主義,而是以尼Q意識和“權力夢”作為民運的主要動力,那麼這場民運將很難有前途。因此,我願在這裡通過一些事實談一下我的思考,與讀者共同來分析:

一,與魏京生攀比,自認為“並不遜色”

近年來,胡平幾次在文章和談話中批評魏京生當年在“民主牆”張貼大字報指出鄧小平是獨裁者的行為是“激進”、“不策略”。而我認為這恰恰表現了魏京生的智慧和勇敢。這是我與胡平的主要分歧之一。當然,從嚴格的意義上說,並不能因魏京生是著名異議人士,現在身陷牢獄就不能批評。只要有言論自由,誰也沒有不被批評的豁免權。但是胡平的批評存在兩點偏頗:

第一,我認為他批評得沒有道理。在當年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知識分子都在頂禮膜拜鄧小平的開放改革時,魏京生敏銳地指出“警惕鄧小平蛻變成獨裁者”,體現了他的政治洞察能力和智慧。而他把這種觀點公開張貼在“民主牆”上,更體現了中國人中罕見的勇敢。這樣的智慧和勇敢行為怎麼偏偏在胡平眼裡成了錯誤了呢?

第二,即使胡平對魏京生的批評沒有道理,他也有權利堅持他的看法。但問題在於,胡平對魏京生的批評,給人要與魏京生一爭高低、“攀比”的感覺。從胡平批評魏京生的字裡行間,人們能感覺到潛台詞是:我當年的深刻並不比魏京生遜色,但我比魏京生更懂策略。胡平唯恐讀者不解其含義,竟在他的一篇文章裡把這一點直接說了出來:“在民主牆時期,我和很多民運人士都大力鼓吹言論自由,試問,……其深刻性和針對專制者個人的批評相比又何嘗遜色?”(《北京之春》1995年12月號36頁)以這樣的“攀比”心態來批評魏京生,會有客觀公正嗎?

二、與魏京生攀比,認為魏的理論水平不如他

據現居紐約的當年天安門的學生白夢說,他發表了反駁一些人指責天安門學生的“天安門審判”(《北京之春》1995年6月號)的文章後,胡平為此給他打了五個多小時的電話爭辯糾纏。最後胡平談到將來誰能當上民主中國的“開國總統”的問題。胡平認為,魏京生當不上將來中國的總統,因為他在監獄中沒讀多少書,從魏京生獲釋後發表的文章和談話看,他對中國現實不怎麼了解。胡平並舉例說,曼德拉能當上南非的總統,因為他在監獄中讀了很多書。讓白夢吃驚的是,最後胡平直言說,“魏京生在理論上不如我。”

胡平和魏京生之間不是不可以比較,但最好讓別人去比較,由自己這樣公開說出,顯得太自負和俗氣。中國民運的勝利和全國大選至今還八字沒有一撇,海外的民運領導者就在心裡盤算爭當“總統”了,讓人感到滑稽可笑。當然,胡平有權利與魏京生競選將來民主中國的總統,但那應該是在中國有了真正民主選舉的時候。現在魏京生身陷獄中,海外的民運人士不去推崇傳播魏京生所代表的抗爭暴政的勇敢精神,卻一心想著與魏京生爭當“總統”,是不是有點權迷心竅?

三、當不上主席,就不加入“民聯”

1987年底中國民聯於舊金山召開“三大”,剛抵美不久的胡平以32票對31票的一票之差當選上民聯主席。據當時與胡平競選主席的姚月謙的搭檔、現居紐約的民運人士林樵清回憶,當時代表們所以不願選胡平,一則他並非民聯成員,一上來就要競選主席,人們對他了解不多;二則是他在接受代表質詢“如果選不上主席,會不會參加民聯”時回答,如果當不上,就考慮不參加這個組織。胡平的這種態度引起代表們相當反感。這也就是為什麼即使王炳章以民聯創辦人的權威身份徹夜找代表談話規勸給胡平拉票,胡平也才僅多了一票的原因之一。胡平的這種當不上“官”就不參加民運組織的思路,不僅顯示出強烈的尼Q意識,而且也為幾年後的民聯民陣華盛頓合並會議的分裂留下了伏筆。

四、與王軍濤攀比誰更像“開國領袖”

“六四屠殺”後不久,民聯在洛杉磯召開“四大”,胡平競選連任主席。據當時在場的老民聯成員,現在美國達拉維爾的曹世華回憶,當時王軍濤因受中共當局通緝追捕,再加上報上說王軍濤是“八九民運的黑手”,有的會議代表議論說,王軍濤有才干,又儀表堂堂,很可能成為將來民主中國的領導人。胡平對此不以為然,在競選答辯時說,有人說王軍濤儀表堂堂,有領袖相,我的長相不如王軍濤,但長相是爹媽給的,沒辦法,選領袖,不能以長相,要看水平。言外之意,他比王軍濤更有水平,更適合出任民主中國的“開國領袖”。曹世華對此感嘆說,他當時聽到胡平這樣與王軍濤攀比,感到胡平雖擅長於民運理論,但“私心太重,權力欲太強了。”

五、與方勵之攀比,“我寫言論自由時,他在哪裡?”

當方勵之獲準來到美國時,被報刊媒體譽為“中國的薩哈羅夫”,一時名聲大噪。在民聯的一次聯委會議上,有人提出方勵之名氣很大,最好讓他出任海外民運的領袖。胡平對此不屑地說“我寫言論自由、在北大競選時,方勵之在哪裡?”民聯聯委成員吳方城當場批駁胡平說“胡平,你這也太狂了!”民聯聯委會議一向都有錄音記錄,胡平的這段“攀比”現在還保存在會議錄音記錄中。強烈的權力欲使胡平在潛意識中與那些在民運中有較大名氣的人暗中“攀比”資格和水平,從魏京生、王軍濤到方勵之都成了胡平假想的將來開國領袖的“競爭對手”。

六、“我寫言論自由時,你在哪裡?”

這種動不動就質問別人“我做什麼時,你在哪裡”的事情,我自己也親身遇到。我在去年12月號《前哨》上發表了“知識分子和共產黨”一文(紐約《世界日報》周刊12月3日發表了此文的刪節本),其中在談到胡平時說,“胡平是對共產主義持完全否定態度的代表者。......胡平在七八年北京民主牆時期就發表了《論言論自由》,在海外撰寫了很多傳播自由主義思想的文章,是這一代人中較早的覺醒者。”在充分肯定之後,我也談到了胡平某些觀點的偏頗,例如從胡平《論言論自由》中引用的大量馬克思語錄中可以看出,“《論言論自由》雖然表達出當時中國青年知識分子最有深度的思考,但立論仍然沒有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通篇也沒有質疑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這一使人民的言論自由被剝奪的根本原因。”

我完全沒有想到的是,胡平對這樣的評價竟大發雷霆。在我的文章發表後,胡平給我打來電話質問:“你懂言論自由嗎?”並向我連喊三遍說:“我寫《論言論自由》時,你在哪裡?你在哪裡?你在哪裡?”我當時說不出話,因為我怎麼也沒有想像到胡平會這樣講話。我在想,無論當時我在哪裡,我的水平比胡平低多少,今天我都有權利對一篇文章提出我的看法和評論。胡平的做法正如一個作家對著一位批評他作品的評論家質問:“我寫小說的時候,你在哪裡?你會寫小說嗎?!”一個有一點水準的作家會這樣做嗎?

這種把別人當成假想競爭對手來進行攀比的心理,有時已到了讓人無法理解的程度。例如胡平在《前哨》上的批評文章中竟寫道:“我只想告訴曹長青一句話:你不是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唯一者,更不是第一人。”我的文章只不過從對共產主義的認識水平上,把中國知識分子與原蘇聯東歐的知識分子作了一些比較。而在胡平看來,這是別人要和他爭“第一人”了。在共產主義是邪惡已成為常識的今天,根本不存在誰是反對共產主義“第一人”的問題,更不存在“唯一”。胡平有做民主中國“開國領袖”的抱負和爭當知識分子“第一人” 的雄心,這些都是他的權利,但這樣神經脆弱地樹“假想競爭對手”,簡直是驚人的荒唐。

七、“權力夢”導致不做自我反省

“權力欲”導致假想攀比,“權力欲”更導致不作自我反省。因為承認失誤,就不再“一貫正確”,而失去將來競爭領袖的資本。

胡平近年來連篇累牘地批評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激進”、不懂策略。在去年紐約“八九民運討論會”上,胡平再次批評學生說:“在八九民運中,在戒嚴令之前,我們沒有做到見好就收,在戒嚴令之後呢,我們沒有做到見壞就上。”(《北京之春》1995年7月號90頁)

胡平以這種理論批評學生有著明顯的偏頗:第一,正如我在“怎樣面對裸體的皇帝”(《北京之春》1996年1月號)一文中分析的,以“好”和“壞”這樣抽象的詞做標準,隨意性太大,無法操作。例如胡平曾分析說“戒嚴令”前有六次“好”的機會,學生都沒有見好就收。他並把第六次的“好”定性為“大好”。但一個簡單的邏輯是,如果學生在前幾次“好”時就按照胡平的理論“收”了,不是錯失了後來的“大好”了嗎?而“戒嚴令”後,學生一直堅持在天安門廣場,已是“見壞就上”、堅持到底的。胡平又憑什麼批評學生堅持在廣場不撤離是違背了他的理論呢?他的批評和他的理論不是自相矛盾嗎?

第二,人們常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即意味著理論在先,實踐在後。但胡平的“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的八字理論是在六四屠殺之後的1990年3月才開始系統寫出的。在1989年5月21日,胡平只是在紐約《世界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用了“見壞就上,見好就收”的標題,並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更沒有把它作為“民聯”的策略建議正式轉達給八九民運的領導者,當時的學生領袖們根本不知道有這種理論。在運動發生之後,發明一套理論並用它來批評運動參加者沒有按照這套理論做,這符合邏輯嗎?這種批評能讓“實踐”服氣嗎?

第三,在上面提到的胡平在《世界日報》上的文章中,他是主張學生不要撤離的:“所謂戒嚴令,一定會採取極為殘酷的方式實行。”“到了現在,我們已經沒有了退路。在高壓面前的撤退,只能是失敗,是前朮伀鞳A是血流成河。”

直至1990年5月,胡平還認為流血是必要的:“在非暴力鬥爭中,如同在暴力鬥爭一樣,當情況緊急,迫不得己,犧牲是難免的,也是必要的。……倘若屠夫(所謂“清場”)一直拖到天亮仍遲遲不能成央A政局確有可能出現巨變。”(《中國之春》84期15頁)

胡平現在不斷撰文批評學生沒有撤離天安門廣場是“激進”,是策略失誤,按照胡平自己的標準,他的上述主張不也是“激進”“失誤”的一部分嗎?當然,為了更好地總結民運的經驗,胡平有權利後來改變了想法,提出新的理論。但當你提出與你以前的主張完全相反的理論,並用這種理論去批評別人時,是不是也要承認自己以前也有過偏頗,並作一點自我反思和檢討呢?如果對自己的失誤不做任何自省,卻一味批評學生,學生們能服氣嗎?在上面提到的“八九民運討論會”上,當胡平滔滔不絕地用他的“八字理論”批評學生時,天安門學生之一封從德插話指出“你5月21號說的話與你現在的不一致。”但胡平根本不予回答。(《北京之春》1995年7月號91頁)

後來封從德撰文提出胡平當年的觀點與今天“不一致”,而胡平在回應文章中對此不置一詞。胡平一向自詡著文嚴謹,為什麼會疏漏這麼大的質疑呢?顯然是有意回避,因為回應這個問題,就要承認自己以前有過失誤,就會損害“一貫正確”的形象。“西人有言:誠實是最好的政策。如果我們有過這樣或那樣的失言失措,正確的彌補做法是坦誠的承認,並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釋。這就可以得到人們的諒解以及更進一步的信任;文過飾非是不可取的。”這段話是胡平在批評學生時說的(《北京之春》1995年8月號49頁),胡平對學生如此嚴格要求,為什麼不同樣要求一下自己呢?

八、“權力夢”導致刻意回避自己的失誤

對於八九民運,知識分子不應該把主要精力放在批評學生上,而應更多地反省自己的失誤、怯懦和愚昧。現在西安的異議人士林牧在《北京之春》1995年9月號上發表的“八九民運絕非激進主義”一文中,他的自我反省就讓人很感動。他說:“目前海外的爭論和反思,幾乎都是議論學生領袖的旦L。我認為這很不公道。其實,在八九民運中表現最好、缺點最少的是青年學生,而且他們年紀輕輕,經驗較少,也有權利多受些保護,少受點指責。最值得反思的是包括我本人在內的一些有民主思想和民主傾向,但是決心、勇氣和實際行動卻不如青年學生的中年人和老年人,而這些人是很難進行自我反思承認自己的失誤的。”

作為中年知識分子,胡平至今沒有寫過一篇反省知識分子在八九民運中角色的文章,卻是不斷撰文批評學生。同時,一個奇怪的現象是,作為海外民運領導者之一,作為“民運理論家”,胡平寫過“民主牆:十年的反思”;對於他並沒在場的八九民運,也寫了《八九民運的反思》的長文和專著。但至今沒有寫出一篇他深足最深的海外民運的“反思”。如果胡平真誠地致力於研究民運理論,為什麼要刻意避開總結海外民運的經驗教訓呢?原因並不複雜,因為海外民運有過兩次大的分裂,胡平都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並負有相當的責任。總結經驗教訓,就不可避免地要談到自己的責任和失誤,因此只有回避,才能保持自己的“一貫正確”。但是,“古往今來所有成左犒B動,無一不是從自己的失利中汲取教訓。自我檢討多少是一件有點掃興的工作,而且它有時也會變成沒有任何積極成果的相互推諉抱怨。但是,我們終究不能回避這項重要的工作。”這段話也是胡平批評天安門學生時說的(《北京之春》1995年6月號54頁),胡平怎麼再一次忘記了用這樣的標準要求一下自己呢?

九、“權力夢”導致視批評者為“紅衛兵”

為了維護“一貫正確”,胡平在他的長篇批評文章中刻意回避我批評他的主要內容,例如對兩次海外民運分裂中他應負的責任一字不提,卻大談我文章的語言風格,說我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責我是“紅衛兵”,利用中國人對“文革大批判”形式的厭惡情緒來抹黑辯論對手。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文革大批判與今天在海外的相互批評有兩個根本不同:第一,文革大批判是在沒有言論自由和法律保障的社會環境下發生的。“大批判”以權力為後盾,不陶Q批判者申辯反駁(如果允釵菪捄空G,這種批判就無法進行下去)。被誣陷者更沒有法律申訴的機會。文革中,文字已成為權力的象征,誰有權力誰就是贏家,而完全不靠文章本身的道理。第二,文革大批判的主要特征是“扣帽子”,沒有事實,並以政治權勢壓人整人。今天我們在海外的相互批評與此完全不同,我們都擁有言論自由和相互批評的權利(例如我寫了九千多字“怎樣面對裸體的皇帝”批評胡平的觀點,胡平寫了兩萬六千字反批評。而我在一萬三千字的“知識分子與共產黨”一文中提及胡平處不到一千字,而胡平在《前哨》上撰文一萬兩千字專門批評我一個人)。誰也不能用權力解決理論爭論。如有誹謗,還可以到法庭打官司。胡平在文章中指責我動不動就引錄某某在哪裡怎麼說的,而這正是我作為記者的職業要求,那就是用事實說話。這些資料就是事實。你可以質疑這些資料的準確性,但你不能指責這種引證方法。這種引證、用事實說話恰恰是西方媒體的重要特色。而胡平在他的兩萬多字批評我的文章中,有一半多的篇幅是談文革的做法和語言來影射我的文章,而不是用具體事實指出我的哪句話是“文革大批判”,我的哪個行為是“紅衛兵”。

至於胡平指責我的語言尖刻不寬容,那屬於寫作者的寫作風格。語言尖刻與“文革大批判”完全是兩回事。如果胡平嬝狀國的英文報刊,會發現美國媒體上,壞消息比好消息多。而言論版中,則更是刻薄批評的聲音佔絕對壓倒多數。只有中共《人民日報》才充斥“到處鶯歌燕舞”和對“黨與國家領導人”的諂媚奉承。所以我痛感只有被這種報刊喂養大的讀者們才一聽到批評的聲音就想起文革大批判。如果胡平嬝炕m紐約時報》,就會發現它的言論版的七個專欄作家,全部以發出批評的聲音為主。像不久前該報專欄作家沙費爾(William Safire)批評總統夫人喜萊莉是“天生的撒謊者”的文章,語言極為尖刻諷刺。但沒有誰指責沙費爾的語言尖刻就是中國人的文革式大批判。因為問題的關鍵不是語言的尖刻與否,而是喜萊莉到底撒沒撒謊。

胡平把別人指為“紅衛兵”,結果是紅衛兵燒文物,胡平就是文物,價值連城;紅衛兵鬥教授,胡平就是教授,學識高人一等。就算胡平是教授,但有水平的教授是不怕學生挑戰的,從沒有聽說哪個教授面對學生的批評就指責對方“你是紅衛兵!”更不會氣急敗壞地質問學生“我寫書的時候,你在哪裡?!”

十、“權力夢”導致否認私下表述的政治觀點

胡平在他的文章中以我在“知識分子和共產黨”一文中引用了他在電話中說的“當年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脫離群眾的”這麼一句話而大加渲染,指責我引用他私下談話是“違背起碼的文明生活準則”等等。這句話確實是胡平在電話中與我談的,那是去年我就他不斷批評魏京生“激進”一事與他進行了近一小時的電話辯論。我強調,魏京生的行為不是激進,是勇敢,並舉出索爾仁尼琴等人例子說,他們當年就不一味考慮策略而是堅持說真話。胡平則反駁說,“當年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脫離群眾的”等。

把別人私下表述的政治觀點公開引用批評可不可以?讓我們看看美國學界是怎樣看待這類問題的。現在《紐約時報》每周發表兩篇文章的專欄作家安東尼•路易士(Anthony lewis)也是美國研究言論自由的著名學者,他曾因出色地報道美國最高法院審理的新聞誹謗案而兩次獲得美國新聞界最高榮譽的“普利策獎”。路易士現還擔任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也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講授“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關於言論自由)。我曾一堂不漏地聽了他在哥大的課,讀了他指定的全部嬝玩虴魕M他的關於言論自由的專著《不得立法》(Make No Law),並對他本人進行了長篇專訪(紐約《世界日報》周刊,1995年1月29日),由此對美國的個人隱私權和新聞自由的關系有了更清晰的了解。簡單地說,美國是實行雙重標準,即對普通人,要保護他們的隱私權。而對政治人物,國家公職人員和公眾人物,他們的言行無論是公共和私下都受到媒體和公眾的監督。因為人只要與權力連在一起,就導致腐敗。因此新聞監督、人民的知情權比政治人物、國家公職人員的個人隱私權更重要。而對公眾人物的監督制約,則迫使他們檢點公開和私下的言行,給社會樹立好的形象。

胡平出任過兩屆“中國民聯”主席,至今仍是海外主要民運刊物的負責人,最近更以民運領袖身份,受到去台灣觀摩總統大選的官方邀請,當然屬於政治人物。當然屬於受媒體監督的範圍。他私下表述的政治觀點當然可以被公開引用。這不是個人隱私的問題,而是對政治人物的言行,無論公開和私下的,民眾都有知情權。例如,個人的報稅單應是最隱私的東西之一,但最近《紐約時報》把五名競選共和黨總統提名人的個人稅單全部刊登在報紙上(1996年1月21日E三版)。這就是新聞監督,沒有美國人會認為這是侵犯了這些人的個人隱私。

研究“言論自由”的胡平對此應該不陌生。但他卻故意把這種新聞監督與文革揭發批判混淆在一起,利用讀者對文革做法的厭惡來扭曲問題的實質。而更令我吃驚的是胡平竟否認他親口跟我說過的話。在他打給我的一個半小時的電話中對我引用他的一句私下表述的政治觀點大加糾纏,並宣稱“政治家在法庭上,如果發現對自己不利的東西,如果對方沒有證據就可以否認。”接著我們在電話上對魏京生的問題再次辯論,胡平又重復了他的類似那句話的觀點。這次我把它全部做了錄音,否則他下次又否認。在給我的這個一個半小時的電話裡,胡平曾兩次親口否認他幾分鐘前說過的話。今後如果胡平再否認他講過的話,我就只好用事實說話,把這一個半小時的電話內容逐字整理交給報刊發表(連同錄音帶一起),讓人們了解,胡平是怎樣出爾反爾,言行不一的。胡平這次的行為給我上了極好的一課,使我更明白了為什麼美國媒體一再反復強調對政治家和“準政治家們”的監督。

胡平為了抹黑辯論對手,還在他的文章說“曹長青經常把別人電話交談中講過的話作為公開批評的材料”。在我寫的所有批評文章中,除了引用胡平的上述21個字以外,有兩次引用別人電話記錄,一次是批評《叫父親太沉重》的作者艾蓓冒充周恩來的私生女,弄虛作假,欺騙讀者。在文中引用了艾蓓主動打給我的電話中又說的一些謊言。另一次是我在“尊嚴”一文中批評了參與起草“民陣”成立宣言的吳國光以給中共領館打電話表白自己已與民運無關的不尊嚴方式謀求回國,他給我打來電話罵“他媽的x”,我不在家,他的話留在我的錄音機中。我把它發表,是讓讀者看看這位前《人民日報》評論員是何等水準。胡平一向自認為著文嚴謹,既然用了“經常” 兩字,即是很多次。那麼請胡平舉出這很多次在哪裡?如果胡平舉不出來,我只能認為他以空話和編織來貶低辯論對手。

十一、“權力夢”導致為了出名不擇手段

從另一個角度說,如果胡平認為電話中私下表述的政治觀點不能公開發表,那麼他應該也用這個標準要求自己。但據我所知,他有三次把別人的私下電話內容全文發表。

第一次是八九民運中,剛獲釋不久的民聯成員楊巍從上海給胡平打來電話,談及國內民運形勢和看法。據一位知情人說,民聯主席胡平隨即就把這番通話打印準備發表。當時楊巍的妻子車少莉是民聯聯委委員,從打字員那裡得知消息非常震驚,立即打電話給胡平,認為發表“通話”,會給身在國內的丈夫帶來危險,要求不要發表,並懇求胡平說,如果楊巍是你的弟弟,你能不考慮他的安全嗎?胡平竟回答說:有的人要當烈士,別人不能拒絕。隨後把“通話”發表在次日的紐約《世界日報》上。車少莉後來退出民聯,從此不再參加民運,這是原因之一。而楊巍在美國的妹夫見到報上刊登的“通話”後,給胡平打來電話,也認為這樣做“會給楊巍招致危險”。胡平不僅沒有任何歉意,還搪塞說,只有公開發表通話,才能更好地保護楊巍。

第二次是王丹被釋放不久,胡平從紐約給王丹北京家中打電話,然後把電話交談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上,隨後又收入他在台灣出版的書中(《從自由出發》,第344頁)。發表的“電話交談”上並沒有就可否發表一事征求王丹意見的文字,更無王丹授權。這樣發表身在國內那樣險惡政治環境中的異議人士的私下談話會給當事者帶來什麼樣的政治後果,胡平顯然沒做考慮。只是因為王丹剛釋放,媒體多方報道,把與王丹的“對談”發表,就顯得胡平也足夠重要。

第三次是魏京生獲釋,舉世關注,胡平又給魏京生打去電話,也是隨後把電話內容全部刊登在《北京之春》上,隨後又收入他的書中(同上,第323頁)。發表的“電話對談”上注明是“據錄音整理”,文中也是沒有征求魏京生可否發表的文字,更無當事人的發表授權。這次中共以“陰謀顛覆政府罪”把魏京生又判重刑,其中引證的“罪證”之一就是與海外民運人士的通話。如果海外希望了解魏京生的觀點,可以邀請他撰寫文章。這樣突然打去一通電話,什麼都聊,然後全部發表,會被中共迫害當事人抓住口實,對國內異議人士的處境很不利。我想以胡平的智力不會不清楚這樣的道理,只是出名心太切。因為魏京生剛獲釋,媒體廣泛報道,把魏京生的大名與胡平並列在一起,顯然可以提高胡平的名聲地位。這真是一個很滑稽的現象,一方面胡平迫不及待地批評魏京生“激進”“不策略”;另一方面又要借魏京生出名。這也難怪,胡平的價值長期不被人發現,實在把他逼到一個很令人同情的境地。

胡平發表有可能(有的已經)給當事人帶來危險的長達幾小時的私人電話時,都沒有征求本人的意見,他在指責我引用他的僅僅一句完全不會給他帶來任何危險的話的時候,為什麼不用同樣的標準要求自己呢?

十二、“權力夢”導致放棄原則

胡平還在他的文章中多處指責我“簡單化”,“黑白兩分”,並強調對有些人以不尊嚴的方式回國的行為也要寬容,並例舉三十年代一批共產黨高級干部就是用寫“悔過書”的方式走出國民黨監獄的,這是策略需要等等。胡平顯然有意混淆了當年共產黨干部寫悔過書和今天我討論的知識分子要看重尊嚴的本質不同。我在“有尊嚴地回家”(《北京之春》1994年4月號)一文中,並沒有批評普通留學生、華僑和一般民聯成員,而是批評那些民運名人和知識分子。在民運高潮時,這些人拼命爭自己在民運中的名聲地位,有的還靠民運捐款生活;在今天民運低潮時,這些人有的給中共領館打電話表白與民運“劃清界限”,有的給北京政權寫“悔過書”以爭取寬恕,得以回國。對這種無視尊嚴的行為我堅持應該批評,因為中國人的尊嚴意識遠不是太強了,而是根本就沒有被重視過。在這些原則問題上,只能是“黑白兩分”,沒有中庸的余地。正如《聖經•新約》所說﹕“沒有僕人能侍奉兩個主人﹕不是恨這個,就是愛那個;不是重這個,就是輕那個。你不能同時侍奉上帝,又侍奉財神。”為什麼?西方學者史密斯(L. P. Smith)解釋得很傳神:“同時侍奉上帝和財神的,很快就會發現上帝沒有了。”

至於胡平批評我在尊嚴回國問題上不該對人不寬容,我感到很吃驚。我想胡平是太健忘了:

第一,我在撰寫“有尊嚴地回家”一文之前,曾打電話與胡平探討這個問題。胡平認為,這個問題是相當值得寫的。並特意指出,當中共發言人提出民運人士如回國,“按徐剛、李三元、吳國光模式辦”時,李、吳兩人都極力否認,這說明他們是“知恥的”,但像張郎郎那樣,通過給中共公安部長陶駟駒寫信,表白與民運劃清界限得以回國之後,還向《九十年代》記者炫耀中共對他的重視,就屬於“不知恥的”,更應該批評。他特別強調,如果用給中共當局寫信和打電話與民運劃清界限的不尊嚴方式回國不受到批評,那像魏京生、劉青等一直為理想和原則蹲監獄的人不是白蹲了嗎?

第二,1994年聖誕節那天,在紐約一位朋友家的聚會中,胡平當著十幾名參加者的面親口為我的“有尊嚴地回家”一文的觀點辯護。當時有人批評我文章的語言太尖刻,胡平為我爭辯說:“對長青的文章,你不能說他本身尖銳就是錯,而應說他批評的那個東西是不是錯。你看美國政治界的批評也是非常激烈的嘛,非常尖銳的。”“關鍵這個批評有沒有道理,第一符不符合事實;第二有沒有是非。是堅持了‘是’還是堅持了‘非’。”當時也有人批評我的文章對人不寬容,胡平替我反駁說:“寬容並不等於不堅持原則和沒有理念。正因為一個人對某個理念堅決地主張,用生命去捍衛,對另一個主張才深惡痛絕。非常強烈地反對,不等於不寬容。”胡平並舉例解釋說:“中國人在宗教上都很寬容,因為中國人根本沒有宗教。你如果非常信宗教,提倡伊斯蘭教,你還能容忍(其他宗教),那才叫寬容呢。中國人根本不是個寬容問題,他是無所謂嘛!”我至今認為胡平的這番解釋準確、精彩。

當時在場的一名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學生要寫海外中國民運的文章,在征得大家同意後,把這場幾小時的談話做了錄音。當我聽這個錄音時,感到深深的悲哀,一個人這樣輕易地為了攻擊爭辯對手而放棄原則,原來那樣贊賞我的觀點並為之辯護,而在我批評了他之後,就一下子反過來為不尊嚴回國的劣行辯護了。而且竟然為歌頌葉劍英、贊美中共監獄的戴晴辯護。

當然,胡平可以在“尊嚴回國”問題上改變觀點。但當你由原來的贊賞改為批評時,總要向讀者有一點說明。為了把批評他的人壓下去,為了一貫正確,連尊嚴這麼重大的原則都不顧了。為了“一貫正確”,胡平不僅回避以前的失誤,現在還要否認他以前的正確。胡平這種為眼前的“鬥爭需要”而放棄原則,用這種“凡是曹長青批評的我都辯護”的方式來拉“同盟軍”,是不是有點太降低“民運理論家”的水準?

十三、”權力夢”導致濫用權力

在胡平打給我的一個半小時的斥責電話中,我告訴他說,我已寫好了一篇“怎樣面對裸體的皇帝”批評他的“見好就收”的理論,文中也評價了他的《論言論自由》,準備投給《北京之春》。胡平立即回答說:“別人假如說批評我的《論言論自由》還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之內,那我作為(《北京之春》)編輯之一,我認為這個就是低於發表水平。”我當時聽了甚感吃驚。因為我在海外至今發表的200多篇文章過程中,還沒有遇到哪個報刊的編輯給我打來電話,對一篇他還沒有看到的文章事先警告說,假如你批評我,就是低於發表水平,不能刊登。而首次遇到這樣的電話,警告者竟是一再為寫出《論言論自由》而驕傲的胡平,而胡平要阻止我表達的觀點恰恰又是針對《論言論自由》本身,這真是一個絕妙的自我諷刺。

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我對胡平的《論言論自由》是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指出“它還沒有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對這樣一點點的批評胡平都要大動肝火,甚至以不刊發我的文章為威脅。其實並不是只有我持這種觀點,例如最近洛杉磯《新聞自由導報》(1995年12月22日)刊載了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李進進寫的探討言論自由的文章,在提到胡平的《論言論自由》時,在肯定之後,也是指出胡平“在文中引用了大量馬列和毛澤東語錄來倡導言論自由”, “他不能突破馬克思主義的外衣,限制了他向理論深度自由擴展。”

對於這樣的評價,胡平不同意可以寫文章反駁,但不可以採取不刊載別人的文章,封住別人的嘴的方式來拒絕批評,保持自己“絕對正確”。而且作為《論言論自由》的作者,胡平是深知言論自由的價值與意義的。他曾寫過,言論自由,最根本的是要給不同意見、尤其是批評意見的自由。因為歌頌和附和,沒有人會限制。而胡平在海外發表的“權利先於是非”一文(《中國之春》59期),更是強調:“你可以不同意別人的觀點,你可以用同樣的方式提出你的觀點以及反對別人的觀點,但是任何人,包括政黨、政府,都沒有權利去壓制別人,不但是你不能去壓制,當你見到有其他人,尤其是執政者,試圖利用強力去壓制別人時,每一個公民都必須站出來反對,都必須維護別人的自由權利。”胡平把道理講得明明白白,但為什麼批評到他的頭上,他就完全忘記了這些原則和理念了呢?

更令我吃驚並憤怒的是,胡平這樣威脅了,也真的這樣做了。當我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編輯部後,胡平百般阻撓它發表。其實,在中國文人的筆戰中,作者投稿批評刊物主筆觀點的也不是沒有,例如四十年代儲安平辦《觀察》雜誌,當有人投稿批評主編儲安平時,他不僅刊發了,還用了比常規字大一號的字體。而刊登自己的答辯時,則用了小一號字。這是儲安平的“高水準”和胸懷。因為信仰自由主義的儲安平相信,只要是正確的觀點,是不怕批評的,不管批評是多麼尖銳,廣大讀者是有鑒賞力的。而“一般水準”則是見到批評自己的稿件,編輯本人會回避,由其他編輯決定處理。像胡平這樣親自阻止發表的,不知屬於何等“水準”了。我不知胡平同時在《前哨》和紐約《世界日報》上,一邊撰文為自己的《論言論自由》水平高低而辯論,一邊以實際行動阻止別人的言論自由的時候心理是怎麼平衡的?

胡平在我批評他之前,曾多次向我約稿。自從我批評了他的“見好就收”的八字理論後,不僅再也不向我約稿,現在又說我的文章“低於發表水平”,並阻止刊登了。怎麼我一批評胡平,我的文章質量就一下子降到不夠發表的水平了呢?

胡平不僅不發表我批評他觀點的文章,也不發表鄭義關於八九民運和胡平觀點不同的文章,更拒絕發表封從德投給《北京之春》的多篇和胡平爭論天安門運動的文章,為此封從德非常氣憤,並撰文抗議胡平這種做法。

胡平現在還沒有掌握國家政治權力,僅僅是一家民運雜志的負責人,就要禁止不同的聲音,有了大的權力又會怎樣呢?如果他將來當上了中國的宣傳部長,是不是要把批評他的文章都禁止發表?如果胡平獲得鄧小平那樣的權力,批評他的人會不會被抓進監獄呢?不敢繼續想下去,因為這種思考真正令人恐懼。

胡平的這種做法和他所反對的共產黨的做法一樣:對那些他們認為不好的,則用最痛快的辦法:封住他們的嘴。而我來美國後最深刻的體驗是:思想信息也像自由市場一樣,在能夠自由流通、交流、交鋒的情況下,最後一定是真實和真理被人們選擇。這就如同商品,是不會用禁止別的商品生產和上櫃台來證明自己質量好,而是讓所有商品都有上櫃台的機會,讓消費者選擇。

誰怕批評?只有專制者、權力者和沒有道理的人才怕批評。用禁止發表、封住別人嘴的方式,只能證明一個人的虛弱和無理。就像共產黨連允酗@張報紙自由說話的膽量都沒有一樣,胡平則連讓一個曹長青說話的膽量都沒有。反對共產主義、提倡言論自由的胡平的這種阻止不同聲音發表的做法,比共產黨人本身這樣做更可怕。

十四、“權力夢”膨脹自負和狂妄

“權力夢”導致容不得批評,更聽不進批評。在“一貫正確”的自我陶醉下,人就會逐漸膨脹出自負和狂妄。本文前面舉出一些事實,指出胡平與魏京生、王軍濤和方勵之“攀比”的自負;而近來胡平又與昆德拉、哈維爾等人“攀比”了。他在《前哨》上反駁我的文章中寫道:“曹長青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爾仁尼琴、哈維爾和昆德拉的言論,他斷言這些觀點是我們所不具有的。這與事實不符。我請曹長青讀一讀我的文章,如《社會主義大悲劇》、《人的馴化、躲避和反叛》等,兩三篇即可以。你可以很容易發現,被你引用的那些蘇聯和東歐人的見解,沒有一條是我沒有講過的。”(1996年2月號83頁)

且不說這種“他們的見解沒有一條是我沒有講過的”這種話是多麼不符合事實和邏輯(因為不可能別人的每條見解你都講過),而且它完全混淆了兩個根本區別:第一,索爾仁尼琴和哈維爾們是在幾十年前表述的對共產主義的批判,而胡平是在釵h年之後才復述的,發現真理和後來對真理的重復與詮釋在價值上是完全不同的;第二,吉拉斯和索爾仁尼琴等是在共產極權專制的環境下獨立思考並勇敢地發出那些聲音的,而胡平所列舉的文章都是他在美國這樣既無政治危險、又有自由流通的信息和充分言論自由保障的社會環境下寫出的,其價值怎麼可以比擬呢?退一步講,如果胡平真的不比昆德拉和哈維爾們遜色,也最好由別人說,自己出來說,實在讓人感到太自負和狂妄。其實,凡是自己宣稱不比大師遜色的,不是偽的,就是根本無法比擬的;因為真正的大師、智者是不會通過攀比來確定自己的價值的,他們是自信的。

胡平的自負可以從他在紐約《世界日報》論壇(1995年5月17日)發表的題為“‘失街亭’新編”一文看出。胡平以八九民運為素材自編了新的“三國演義‘失街亭’”的故事,把柴玲比作不聽勸告最後失守街亭的蜀國大將馬謖,而他則成了“事前諸葛亮”,要揮票f柴玲。那種居高臨下的教訓口吻使他儼然成了“民運孔明”。

1990年夏我和當時的《中國之春》主編丁楚一起受邀到康州大學演講,他的講題是“中國民運的孫子兵法”,講的是胡平“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的八字策略。演講會的組織者會後對我說,學生們對這種提法很反感。胡平也是用古代兵法比喻他的八字策略,強調兵法就是抽象的,來為他的八字理論的隨意性狡辯。但“孫子兵法”是經過多少次戰爭檢驗的,而胡平的八字民運兵法,正如我在“怎樣面對裸體的皇帝”一文中指出的,不要說在八九民運中操作不了,即使在海外幾百人的民運組織中也無法運作,連胡平本人都不能實行。而更顯見的事實是,八九民運根本不是戰爭,不是“兵法”能解決的。但胡平那種用兵法來比喻八字理論的自負口氣,儼然他就是“民運孫子”(孫子指兵法的作者)。

1993年初胡平在民聯民陣華盛頓合並會上的退選演說我至今不忘,因為他在演講結尾說了一句很神的話:“我相信我今天說的話將起20年的作用。”(日本《民主中國》1993年3月號13頁)胡平為什麼不說15年或30年呢?為什麼是20年?它的科學根據在哪裡?這不是有點像鄧小平說香港制度“一百年不變”,後來又改口“五十年不變”一樣隨意嗎?這種居高臨下地隨意使用數字,表現的正是人的自負和狂妄。

十五、“權力夢”終將破碎

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不是以追求權力為目標的。在與共產主義專制抗爭的那些勇士們的行列中,我更讚賞和推崇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這種堅持不謀求權力,永遠做統治者的監督者和批評者的知識分子。

在“學而優則仕”的中國文人傳統中,涌向權力的大道上總是擠得頭破血流,而在不屑權貴堅持獨立的小徑上,卻永遠是寬敞得鮮見人跡。所以,在中國文人中,不論怎麼強調警惕“權力夢”的誘惑都不過份。

“權力夢”對人的腐蝕是嚴重的,因為權力是最能使人丟掉理想、放棄原則的東西。胡平可以努力去實現他的政治抱負和雄心,但令人擔憂的是,如果胡平總做“權力夢”的話,不僅他從政管理國家的抱負很難實現,恐怕也很難做成一個好的理論家,因為這二者之間畢竟相抵觸之處太多了。


(載洛杉磯《中國之春》1996年4月號)

1996-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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