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年前就痛批過胡平的要跟共產黨“朝野雙方良性互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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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面對裸體的皇帝
曹長青
胡平圍繞著“見好就收，見壞就上”這一“八字訣”做了好幾年的文章，並以此為依據評價八九民運的成敗得失。在上期《北京之春》上，他繼續撰文批評學生當年沒有撤離天安門廣場是策略失當，沒有“見好就收”，同時批評鄭義和我對他這一說法的異議。
但實際上胡平的“八字訣”是一個“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式的八股文字游戲，如同“一國兩制”般根本無法操作。如果依這種八字八股指導中國的民主運動，不僅是紙上談兵，更重要的是，它誤導人們糾纏于所謂策略，而不去分清應該在什麼樣的原則下制定策略，尤其是忽視中國現實最需要的“指出皇帝赤身裸體，面對暴政勇敢反抗”的原則精神。
而且，以“八字訣”策略來批評學生，實際上是在用以攻為守的方式，來否認“知識人”們對共產黨邪惡本質認識上的淺薄和反抗上的怯懦。
一、在批評魏京生不懂策略的背后
近來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好幾位民運精英批評魏京生當年在民主牆上貼大字報公開指出鄧小平獨裁的做法是“激進”、“不策略”。胡平公開撰文這樣說，現為紐約“中國人權”主席的劉青跟著附和，而郭羅基則在香港《爭鳴》上撰文指責：“魏京生的《探索》卻不允许鄧小平探索民主，不斷向他開火，把他推到敵對的方面。”（1995年9月號）
魏京生在獄中，以及出獄以后，從來都沒有發表任何言論指責別人當年“太溫和”，不勇敢。為什麼這些民運精英們卻不約而同地主動批評起魏京生來？我一直不得其解。近來才想明白，原來在他們批評的背后，是想傳遞這樣的意思：當年我們的深刻程度並不比魏京生差，但我們懂得策略，不直接指出罷了。
胡平在上一篇文章中把它說得很露骨：“在民主牆時期，我和很多民運人士都大力鼓吹言論自由……其深刻性和針對專制者個人的批評相比又何嘗遜色？”
且不說這種攀比和不服氣有多麼自負和俗氣，真的比較起來，他們確實比魏京生遜色。例如胡平當年所寫的《論言論自由》，立論並沒有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通篇也沒有質疑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這一使人民的言論自由被剝奪的根本原因。這種思想局限，並不是僅僅用政治環境所迫，必須采取的策略所能解釋的，因為它最初不是發表在官方的出版物上，而是張貼在“民主牆”上的。
同樣張貼在“民主牆”上的魏京生的文章，就沒有局限在官方理論的框架。而郭羅基當年最“出格”的言論是“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劉青當時是民刊《四五論壇》的編輯，這本刊物的宗旨之一是堅持馬克思主義。
當然，這些人都屬于當年較早的覺醒者，他們對民主運動的貢獻沒有人想去否認，我幾年前就曾在《中國之春》上撰文對胡平當時能寫出《論言論自由》給予很高評價。但是他們今天硬是聲稱他們當時的深刻程度並不比魏京生差，只是出于策略，才不直言說出。這就不符合事實了。如果這種理由成立，那麼誰都可以聲稱，我幾十年前就比哈維爾和昆德拉想得還深刻，但我就是不說。這顯而易見是無法服人的。
雖然魏京生的文章在理論上並非十分系統和縝密，但他的可貴之處是指出了一個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沒有看清的真實。發現一個簡單的真實的能力是遠比解說哲人已有的理論更需要智慧，也更深刻。魏京生不僅指出了鄧小平正走向獨裁，也是迄今我們所知道的唯一一個當時公開質疑了鄧小平的權力是從哪裡來的中國人。同時魏京生提出的“政治民主化”這一要求，本身就已涵盖了言論自由的訴求。
劉賓雁是較早注意到這一問題並進行反思的，1991年他在哥倫比亞大學“人權會議”上指出：“1979年以后的中國知識分子仍然遲遲難以摆脫對于中共的幻想，不能設想除同政權保持某種合作關系以外的其他一種關系，……這是中國人權運動和公民運動的開發落后于東中歐某些國家足足一個時代的根本原因。這往往不是一個知識分子有沒有足夠的勇氣的問題。”
到底是什麼問題呢？劉賓雁沒有直接回答，人們已感覺到他的言外之意是，問題出在知識分子的智慧上，他們沒能認識到公開指出“皇帝赤身裸體”，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對共產主義從根本上否定的必要性。
缺乏膽識公開譴責專制者，而喋喋不休于“策略”的現象，在中國知識人的傳統中有悠久的歷史。在皇朝時期，儒生們兩千年來苦思冥想的都是“策略”，即怎樣諫言，才能使皇帝聽得進去，從而使昏君變成好皇帝，而沒有一個知識分子有智慧質疑皇帝制度的合法性。知識人們處心積慮琢磨的是，尋找統治者能夠聽得進去的“進諫”策略，而從不把精力用來思考“皇帝新衣到底有沒有”這個根本性的原則問題。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是中國知識分子們根本就對原則不清楚，所以才反來復去圍繞著策略打轉轉兒。
這種現象在鄧小平時代的中國知識人中仍很普遍。很多改革派知識分子寫的文章，不管開放到什麼程度，都沒有質疑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更不要說號召人民推翻這種暴政。一些當事者對此解釋說，這樣做是出于策略，為保住再“說話的權力”。但保持說話的權力，和說真話的權力是不能比的，說了多少假話，都不能和說一句真話相比。講究策略的理由的背后，實際上是對真實缺乏發現的能力。
被譽為“民運理論家”的胡平，時至今天還在撰文期望與共產黨“朝野雙方良性互動”，對于這種幻想，我在“學生與天安門”一文中已予以批評（《北京之春》，1995年8月號）。而自視為持不同政見者的郭羅基，時至今天還在大談民運人士要“守共產黨的法”，理由是“民主政治就是討價還價、你來我往，不是誓不兩立、推倒重來。”“民主政治的反對派是合法的反對派、合作的反對派。”（引文同上）但他至今還沒有明白一個常識，共產黨的統治，根本就不是民主政治。共產黨不是美國的民主黨。
時至今天，這些人對共產黨邪惡本質的認識水平還是這個樣子，而十五年前他們的深刻程度怎麼可能不比魏京生遜色呢？
而原蘇聯和東歐的知識分子就不是像中國知識人這樣熱衷于策略，他們從一開始就說真話，捍衛原則。例如早在1957年的《新階級》中就否定了共產黨的吉拉斯，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受到世界矚目時說：“戈爾巴喬夫想改革共產黨，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共產主義是無法改革的。”索爾仁尼琴在1974年就寫出“讓我們別靠謊言過日子”的文章，指出共產主義是一場暴力加謊言的運動。哈維爾1978年發表的《無權者的權力》，指出共產黨統治的捷克斯洛伐克是虛假的意識形態世界。這個世界的統治者最恐懼的是“有人喊出‘皇帝光著身子’，打破游戲規則，揭露游戲本質”。因此哈維爾和他的知識分子朋友們勇敢地喊出了“皇帝沒穿新衣”，提出看似簡單，卻極為深刻的口號：“生活在真實中”。
按照中國某些理論家的標準，吉拉斯、索爾仁尼琴和哈維爾等人當年的舉動都屬于“激進”，“不策略”。事實上他們確實也沒能保住“以后再說話”的權力，而且當時也很少有民眾呼應。但為什麼恰恰在這些“不策略”的知識分子所在的國家，共產黨被推翻了，而在知識人講究策略的中國，共產黨依然存在呢？對此，哈維爾在《無權者的權力》中有明確的回答：
像索爾仁尼琴等知識分子對共產主義的抗爭，“產生于這樣的層次，即人的良知的層次。在這一層次上的力量不是用跟隨者、選民和士兵的數量多少來計算的，因為它是在人類受壓抑的對尊嚴和人權的渴望的層次上。”也就是說，當有人在謊言的世界猛然喊出“皇帝沒穿衣服”這一事實時，表面上看是單槍匹馬，與普通人拉開了距離，但實際上，這個真實的信息在播種到人心的一瞬間，對真相的共同領悟已把勇敢者和大眾的心聯結在一起。人民雖然可能不會馬上跟隨這位勇敢者，但一旦有機會行動時，人民行動的訴求就會是在結束整個“新衣皇帝”制度的水平上，而不是去呼喚和擁戴另一個穿了一點衣服的好皇帝。
這種勇敢者的深刻和寶貴之處在于，他為人民重新審視皇帝提供了一個“視角”，使人們猛然領悟到“皇帝的新衣是不存在的”這一真實。正如哈維爾在他的文章中特別指出的，“在共產謊言中生活的人，如果無法聽到真實的聲音，就很難有發現謊言的視角。”
因此，哈維爾高度讚賞那些最早喊出“皇帝光著身子”，“單槍匹馬、‘沒有士兵的將軍們’”在“當時一個完全麻木不仁和道德淪喪的社會從事的堂•吉坷德式的政治活動。”因為正是這樣的“體制外”的獨立思考，和單槍匹馬的勇氣，揭示了共產主義的邪惡本質，促使了人民的覺醒。因此當歷史機會來臨時，原蘇聯和東歐人民才不是像中國人那樣在共產黨中尋找“胡耀邦”“趙紫陽”，而是為共產黨尋找永久的墓地。
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對魏京生在那種險惡的政治環境下單槍匹馬與獨裁者的直面抗爭，當時沒有呼應，已應羞慚，但人們可以理解；今天不像哈維爾那樣給予高度讚賞，人們也可以保持沉默；那麼他們反而還要主動批評這種中國人中罕見的智慧和勇敢，並指責為“激進”“不策略”，愚頑至此，沒人出來痛擊才是怪事！（關于原蘇聯東歐與中國知識分子的比較，我寫了一萬多字的“知識分子和共產黨”一文，已發表在12月號的香港《前哨》月刊上，這裡不再多重復。）
二、“見好就收”是八股文字游戲
拋開上面講的知識分子應該恪守的正義原則和道德勇氣，退一步講，即使從策略的角度，“見好就收，見壞就上”也是一個無法操作的“策略”。因為什麼叫“好”、什麼叫“壞”沒有一個具體的標準。它有點像共產制度中的“好人”和“壞人”的概念一樣，帶有先天的隨意性。
共產專制下，統治者今天誇他是“好人”，明天這個人又被定性為“壞人”，因為以“好”與“壞”這樣的詞作為衡量標準太抽象，缺乏具體的測定尺度，最后的結果自然是統治者的喜惡成了標準。
胡平的八字訣理論也有這種隨意性，例如他列出八九民運中有六次“好”的機會，而學生都沒有“見好就收”。他並特別強調了第六次的“大好”，即5月18日報端發表了當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呼吁學生停止絕食的講話。設想人們真的按照胡平的理論，見到第一次“好”時就“收”了，那不是錯過了后來的五個“好”，尤其是胡平認定的第六次的“大好”了嗎？可見胡平的“見好就收”的“好”的標準帶有多大的隨意性。
這種以抽象的詞彙作為策略標準的方式，只能給理論發明者居高臨下隨意仲裁的優勢，而在實際運作上卻是紙上談兵。這就是天安門廣場上的抗議者為什麼見到胡平所認定的“好”而就是不“收”的原因，因為人們心中的目標，不是胡平那種隨意性的“好”，而是當局收回完全違背事實的《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這是人們在社論發表后一直十分明確的目標。對這樣一個低得不能再低了的要求，當局不僅沒有答應，反而下了戒嚴令，調動軍隊摆出鎮壓的陣勢。在這樣的蠻橫面前，人民怎麼可能“收”呢？
胡平在《爭鳴》和《北京之春》上兩次不厭其煩地全文抄錄趙紫陽的講話，以此證明這就是“好”，因為共產黨讓步了。但任人皆知的事實是，在當今共產黨的權力中心，說了算的不是趙紫陽，而是鄧小平。趙紫陽的講話不僅沒有明確表示撤回“四•二六”社論，更沒有說他的講話是鄧小平的意見。而中國人清楚的是，“四•二六”社論是根據鄧小平的旨意寫的，而掌握大權的鄧小平始終沒有表示要改變這個定性。這就是人們不“收”的根本原因。而胡平事隔七年之后，還搬出當年趙紫陽的講話來證明共產黨已讓步，會守諾，但趙紫陽最后連自己的烏紗帽都沒有保住這一事實，比什麼都更能證明這種“諾言”的無效性。一個發出諾言的人已被朝廷罷免，人們還要以他的諾言來證明朝廷是可信的，這不是荒唐的邏輯嗎？
同樣是民主運動，原蘇聯的情況就不是以“見好就收”這種模棱兩可的理論指導的。例如當時“八人幫”政變被挫敗，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從被拘禁地回到莫斯科，他表示要嚴懲政變者，全面改革共產黨並保持蘇聯不解體。按照胡平的理論，這是比趙紫陽的講話要好得多少倍的“大好”，蘇聯人就應該“收”了，謀求與戈爾巴喬夫改革過的共產黨“朝野雙方良性互動”了。但俄國人沒有這樣做，他們即使見到戈爾巴喬夫许諾（實際上也已實現了很多）這麼多的好，但就是“不收”，而是一鼓作氣推翻了共產帝國，獲得了自由。他們所以這樣做的原因，就是他們心中沒有那種隨意不定的“好”，而是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結束共產黨的統治。
我們再看最近世界媒體廣泛報導的南韓的例子。在全斗煥當總統期間發生了“光州事件”，屠殺了幾百平民。但事件發生之后，南韓逐步有了民主選舉，而金泳三當選總統后，實行“陽光法案”，厲行制裁貪污和腐敗，使南韓成為亞洲民主富強的國家之一。但人們在電視上，報紙上，仍然不斷看到南韓學生與警方激烈衝突，他們可不是像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那樣溫和，而是拿起鐵棍和石頭與警察搏鬥，幾年來衝突流血不斷，引起世界矚目。有些中國人不解，南韓已經那樣富有而民主了，為什麼韓國人就不懂得“策略”，不知“見好就收”呢？因為韓國人的心中也沒有那種模棱兩可的“好”，而是認準一個目標，那就是只要不制裁“光州事件”的主要兇手，就不能“收”。正是這種堅持原則的抗爭，才使屠殺平民的主要責任者全斗煥和盧泰愚兩任前總統最近都被逮捕，等待審判。
胡平的“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的八字訣所以是“八股文字游戲”，除了它的隨意性之外，另一個是這種理論在實踐上根本無法操作。八九民運的參加者最多時在北京就達百萬以上，胡平根本忽略了這場因“突發事件”而導致的人民爭民主要自由運動的自發性特點。我們可以想像如果胡平當年從紐約回到北京，站在百萬游行隊伍面前疾呼“見好就收”而無人理睬的尷尬場面。不要說胡平，任何人在當時的天安門廣場都沒有能力改變百萬人民的自由意志。而胡平的“見壞就上”更是完全無法操作。我不知道在“六四”屠殺之夜，胡平用什麼智慧能使民眾迎着槍口往上衝？
退一步講，胡平的這種理論不要說在有百萬民眾的天安門運動中無法實行，即使在只有幾百人的海外民運中也操作不了。例如，海外民運的兩次較大分裂事件，胡平都在其中扮主要角色。
在1989年初的第一次分裂中，胡平正任職“民聯”主席。分裂的焦點是彈劾“民聯”主要創辦人王炳章的民聯常委職務。主要是因為王炳章擅自托人向即將被上海公安局釋放的民運學生楊巍捎帶私人信件和資料，此舉被認為是楊巍被推遲釋放兩小時的原因。王炳章最后同意請假（自請停職）一年以緩和衝突，避免分裂。按照胡平的理論說，應該“見好就收”了。因為王炳章的錯誤並不是他贊成共產黨或是中共特務這類性質的問題，但胡平並沒有“見好就收”，而是堅持彈劾了王炳章。后來又開除了他的盟籍。此舉導致王炳章從民聯中拉出一些人另立了組織。當時我剛來到美國，看到華人報紙紛紛登載“民運組織大分裂”的報導。稍后北京就開始八九民運，而“民聯”卻由于內鬥，元氣大傷。
第二次大分裂發生于1993年初華盛頓的“民聯”“民陣”合並會議。剛從國內出來不久的王若望已報名競選主席，因不滿徐邦泰會前许諾當他的副手，但在會上臨時又變卦競選主席，並有用“假代表”拉票現象，而當場宣布退出競選，引起會場騷亂。當時民聯和民陣兩個組織已通過正式程序解體，新的組織還沒有成立，如果不能成立，就意味著合並變成了取消，對海外民運命運攸關。我當時在現場看到，在這種“壞”的局面下，已報名競選主席的胡平，也沒有按照他自己的理論“見壞就上”，來顧全大局，使民運免于分裂。而是發表了煽情的講話，也退出競選。三分之一以上的代表憤然退場，合並會開成了分裂會。
這場分裂給海外民運帶來的創傷，至今也沒有恢復。如果說王若望剛到海外，對民運可能因此分裂的嚴重后果還不是很了解，他的退出競選還情有可原的話，而胡平作為已來到美國多年，又擔任兩屆民聯主席，而且十分了解與王炳章的分裂對民運造成的嚴重損失，並是專門研究民運“策略”，提出“見壞就上”理論的主要角色，就是不可原諒的了。嚴格地說，使海外民運從根本上傷了元氣的兩次重大分裂，作為主要當事人的胡平都是負有一定責任的。按照他自己的理論，在第一次他就沒有“見好就收”，在第二次他也沒有“見壞就上”。但時至今天，胡平對這兩次他身在現場、深深涉入的民運分裂事件應負的責任沒有一個字的反省，人們看到的卻是他不遺余力地指責有百萬民眾之多的天安門運動如何沒有“見好就收，見壞就上”，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胡平的八字理論，在這樣幾百人的海外民運活動中都無法操作，甚至連這種理論的發明提倡者本人都不能實行，這種理論不是八股文字游戲又是什麼呢？
三、八九民運的真正經驗教訓是什麼
但是這種“見好就收”的理論是批評不得的，因為只要一批評，就被胡平指責為“全盤否定策略的意義”，似乎胡平的“八字訣”涵盖了一切策略。其實，沒有人要否定策略的意義，人們要質疑的是胡平這種無法測定標準的策略的隨意性和不現實性。
在整個八九民運中，有沒有策略不當的問題，有的。但這個“策略失當”不是胡平一直強調的學生沒有撤離天安門廣場，而恰恰是知識分子們沒有明確而堅定地站在學生和市民這一邊，更沒有發出人民只有與專制政權抗爭到底才能迫使統治者讓步的信號，因而導致“六四”之夜天安門廣場只剩下了力量單薄的幾千學生。設想，如果當時天安門廣場一直能保持百萬人的規模，如果那些著名的知識分子們能夠有膽識地聯合起來，投身天安門運動，站在抗爭暴政的前列，以他們的道德勇氣和力量喚醒更多的民眾湧向天安門廣場，並在天安門廣場堅持到底，八九民運很可能就是另一種結局。
為什麼沒有發生這樣的局面？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沒有像原蘇聯東歐的知識分子那樣長期不斷地向人民指出“皇帝沒穿衣服”的真實，沒有智慧，也沒有勇氣向人民指出共產黨是邪惡，傳播必須結束共產專制的思想，因而在當時的北京，人們既沒有意識到只有堅持抗爭才能奪回一點權利，更沒有認識到應該提出結束共產黨統治的訴求。所以八九民運以人民流血，專制沒有結束而收場。
當年葉爾欽在路障上振臂一呼，不到三天，有70年歷史的蘇共帝國就崩潰了。這不是葉爾欽個人有多大魔力，也沒有什麼民運組織的精密策略，而是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等思想先驅者長期向人民傳播的“共產主義是邪惡”的真實在人民心中扎了根。所以當機會來臨，有人振臂一呼，人們就揭竿而起，群起呼應，一舉結束了專制。
所以我認為，天安門屠殺的責任完全在于共產政權，而學生沒有任何責任，根本不存在因學生不撤離廣場才導致屠殺的策略失當問題。我在上篇文章中說：“任何對學生不撤離廣場導致屠殺的指責都等于是為共產黨的殘忍開脫和找理由，不論你怎樣強調我首先否定共產黨殺人，但是，如果學生……。這裡沒有“但是”，因為不管學生‘激進’到什麼程度，有槍的就不能打沒槍的，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的規矩！”胡平把這段話指責為“共產黨語言”。而胡平這種在無法有力地反駁別人時，就指責別人是“共產黨語言”的手法才更像共產黨的論理方式：他沒理可講的時候就說對方“態度不好”，而回避問題的要害，轉移人們探究是非的注意力。
胡平對這句所謂“共產黨語言”舉例批評說：“我對你說，如果你不是下車沒鎖車門，竊賊就不會把你的車偷走。你卻勃然大怒，說不論我鎖門不鎖門，不是自己的東西就不能拿。這是做人的規矩。對于這種不切題的回答，別人還能說什麼呢？”
而實際上胡平的這個看似頗有道理的比喻才是根本性質上的不切題。因為天安門運動的情景不是車主疏忽使車被偷的問題，而是一群強盜公開搶劫了居民的財產。因為小偷既是被動的，又是理屈的；而強盜既是主動的，又是理直氣壯的。被搶的人中有人跑到強盜門前游行，要求索回財產，但卻被強盜施以暴行。
胡平認為，雙方都有責任，居民的責任是在與強盜對恃時沒能在施暴前“見好就收”，因此失掉了與強盜形成“朝野雙方良性互動”的機會。而我認為這種“朝野雙方良性互動”的關系是不存在的，因為強盜和被害者之間沒有“朝野”關系。強盜之所以敢于施暴，恰恰是因為敢于在強盜門前堅持抗爭到底的居民太少。為什麼堅持抗爭到底的人太少，就是因為居民當中那些有文化的人，沒有智慧發現強盜是絕不會把財產還回來的本質，因而也談不到把這個真相告訴人民，更談不到號召所有的居民起來推翻強盜制度。所以對那些堅持抗爭到底的人，不僅不應指責，而應高度贊揚，因為正是這種抗爭，體現了人的尊嚴和精神。
因此我做出這樣的結論：“共產黨的本質永遠不會改變，改了它就不叫共產黨。”這是胡平從我的文章中挑出的第二處所謂“共產黨語言”，他認為這是“絕對化的武斷”（有不絕對化的武斷嗎？），並嘲諷地說：“在全世界絕大多數的共產黨都已經改弦更張（有不少也改了名字）之后的今天，曹長青為什麼還要講出這種話？”這點正是我和胡平觀點的根本分歧。
胡平和我都清楚地看到了蘇聯和東歐的變化。胡平認為這種變化是“共產黨都已經改弦更張”，而我認為共產黨從來就沒有改弦更張過，而是人民起來推翻了在共產主義理論上以共產黨性質建立的全部政權。迫使那些不管今天還叫“共產黨”或改了名字的原共產黨組織，都不得不完全放棄了共產黨的專制、公有、壟斷新聞和軍隊、剝奪人民政治權利的共產黨本質。
例如我們看到原波蘭共產黨人在最近的大選中雖然取代了瓦文薩而當選總統，但他不僅公開譴責共產黨說“共產主義時代已經死亡並埋葬”，而且政治主張與瓦文薩一模一樣。在任何其他國家，那些原共產黨人，要想再得到政權，也必須在有新聞自由的前提下，實行民主自由、通過選舉執政。這一點本身已證明，這些組織從本質上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共產黨了。這絕不是共產黨的本質發生了變化，而是那種“本質”已被結束。換句話說，具有原共產黨本質的共產黨已經死亡。
同時，人們有目共睹的事實是，在全世界所有被共產黨統治過的國家，沒有任何一個共產黨在被推翻之前就“改弦更張”，而無一例外地都是在整個共產國家政權被推翻之后發生的。也就是說，如果有“改弦更張”，前提條件是共產政權被推翻。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區別。
這個區別意味著，絕不能寄希望于在共產黨被推翻之前，在它仍掌握著權力的時候，它就能夠發生本質性的改變。在全世界的範圍內我們都找不到一個這樣“改弦更張”的例子，怎麼中共就是個例外呢？根據在哪裡？
胡平以“全世界絕大多數共產黨都已經改弦更張”來反駁我的“共產黨的本質永遠不會改變”之說，這等于是在向中國人發出錯誤的信號：共產黨在不被推翻之前，就有可能發生本質性的變化。
正是胡平的這種原則不清，而導致他提出“見好就收，見壞就上”這種模棱兩可、目標不清晰的所謂“策略”；也正是這種原則不清，導致胡平提出與共產政權“朝野雙方良性互動”這樣荒唐的政治訴求。而這種原則不清的最大危害是：它誤導中國人繼續對共產黨存有幻想，結果只能是延長共產政權的壽命，而由此延長人民失去自由的痛苦，這顯然與胡平所期待和努力的目標正相反。
在原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被人民推翻至今已經有五、六年的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們還要為“共產黨的本質會不會改變”這樣的常識而爭辯，這不僅是知識分子的悲哀，更是中國民運的悲哀。
1995年11月30日于紐約
——原載《北京之春》1996年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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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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