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的“見好就收”錯在哪裡？ |
曹長青 |
在香港人民爭民主、要普選運動正如火如荼之際，海外民運“理論家”胡平再次搬出八九民運失敗后他指導（后變成指責）天安門學生的理論：見好就收，見壞就上（胡平：從“見好就收，‘好’在哪裡”談起），對香港學運下指導棋，呼吁“學運必須建立退場機制”，並以批評的口氣說，“我就不信香港的大學生們連這點都想不明白。”
胡平的理論是否正確、能否行得通，讓我們用歷史事實說話：
在埃及人民起來革命、要推翻穆巴拉克統治之際，面對開羅解放廣場上正值高潮的人民抗爭，胡平發表了他的“見好就收”理論。那是在穆巴拉克總統上電視講話、宣布到期不再連任時。胡平及時地按其理論指出：“我覺得形勢很好，街頭運動可以收。”
幸虧埃及人不懂中文，更沒理會中國民運理論家下的指導棋，所以埃及人民的街頭抗爭沒有收、沒有撤退、更沒有整天琢磨“退場機制”，而是面對強權，強調抗爭、強調堅持，結果埃及人民成工（本網無法顯示這個字，只好用白字代替。抱歉）了。
我們設想，如果埃及革命用胡平的八字理論主導解放廣場，那埃及人民很可能，非常可能，至今仍在穆巴拉克專制下。因為只要給獨裁者再度“握穩權力”的機會，他就會更強力地鎮壓民間的任何反抗運動，讓你在星星之火還沒燎原之際，就消滅在萌芽之中。到那種時候，沒有任何人有能力再把民眾“發動”起來，因為本次運動本身就不是誰“發動”的，而是民眾“自發”的。自發則需要有契機，而歷史並不是你想要契機就可以隨時有的。
所以，在埃及革命中，從媒體報導上，人們沒有看到埃及知識分子、海外民運領袖下什麼指導棋。他們給予的，是道義上、精神上、物質上的鼎力后盾！這些通過媒體宣傳，振奮了整個運動；即使算不上埃及革命成工的原因之一，起碼是一個推動力，而不是一支冷卻劑。
由此可見，胡平“見好就收”的理論，起碼在埃及革命這裡，已經被歷史證明是錯了。
我們再看在今年三月台灣太陽花學運時，胡平又老調重彈他的“見好就收”。那是在學生佔領立法院的第七天（3月25日）時，他發表文章說，“既然江宜樺、馬英九都出面回應了，馬英九也同意對服貿逐條審查。這些多少可以視為讓步。所以，學生不妨‘見好就收’，主動撤出立法院。”
這次，即使能夠看懂中文的太陽花們，也沒人理睬胡平的高論。他們在立院堅持了24天，直到立法院長明確承諾：在建立審查貿易協議的《監督條例》之前，不召開審查服貿的黨團協商會議，等于服貿無法通過（因國民黨在立法院佔多數，如逐條審查，也會通過）。太陽花學運獲得了實質性的勝利。于是胡平的“見好就收”不破自滅。
所以，從中東茉莉花革命，到台灣太陽花學運；從突尼斯，到埃及，到利比亞，到台北，都沒有什麼“見好就收”的指導棋，人家都贏了。
再回顧失敗的中國八九民運。胡平列出有六次“好”，批評學生沒按他的理論“見好就收”；並強調第六次的“大好”（趙紫陽發表講話，呼吁學生停止絕食時）。假設學生們真的按胡平的理論見到第一次“好”時就“收”了，那不是錯過了后來的五個“好”，尤其是胡平認定的這第六次的“大好”了嗎？可見胡平“好”的標準帶有多大的隨意性。
八九民運是因胡耀邦去世這個“突發事件”而導致的一場民眾自發性運動。在當時的天安門廣場，任何人都沒有能力改變百萬人民的自由意志，見“好”都不肯收，誰有下命令讓大家“收”的權威呢？而“見壞就上”更是夢囈。在“六四”屠城之夜，不知胡平用什麼能耐，可以讓學生市民迎著槍口往上衝？這不是比“見好就收”的荒謬更不可想像嗎？
但在他的八字理論一再被證明是錯了的情況下，胡平仍用此口訣來呼吁香港人民“見好就收”，實在給人以荒謬感。不過我對胡平先生頂風而上，堅持自己口訣的精神，還是佩服的。
但問題是，除了上述近在眼前的歷史事實，我們僅看胡平作為主角之一親身參與的中國海外民運，他是否實踐了自己的“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理論。
當年胡平提出這種說法時，他手下的《中國之春》主編丁楚曾在康州給中國留學生演講時稱之為“中國民運的孫子兵法”，但並不被認同。道理很簡單，民運不是戰爭，根本不存在將軍對士兵那種可以“說一不二”下命令的情形，談何兵法？
而且胡平的八字理論標準太抽象，缺乏具體的衡量尺度。什麼是“好”？什麼叫“壞”？那麼多群眾，人們認可的內容肯定不一樣，那誰的標準算正確？誰有準確預測下一步是“更好”還是“走向壞、最壞”的能力？所以這八字方針的抽象性，帶着先天的隨意性，注定只能是無法實踐的文字游戲。
不要說動輒有多少萬人參加的各國反抗專制的民主運動，就是在只有幾百人的中國海外民運中，胡平的八字理論都操作不了。尤其是，作為主角之一的胡平本人，在海外民運兩次最大的分裂事件中，哪一次也沒有“見好就收，見壞就上”。
第一次分裂是1989年初，胡平擔任“民聯”主席。分裂的焦點是彈劾“民聯”創辦人王炳章的常委職務。王炳章為了緩和衝突，避免民聯分裂，最后同意自請停職一年（等于離職，把全權交給胡平）。按照胡平的理論，這絕對應該算“好”了，但他根本沒有“見好就收”，而是堅持彈劾了王炳章；后又開除了他的民聯盟籍。此舉導致王炳章從民聯中拉出一些人另立了組織。當時我剛來美國不久，看到華人報紙紛紛登載“民運組織大分裂”的報導。稍后北京就開始八九民運，而民聯卻因分裂而元氣大傷。
第二次大分裂是1993年初華盛頓的“民聯、民陣”合並會議。會上因競爭主席問題發生分歧。當時民聯民陣已通過正式程序解體，新的組織還沒成立，海外民運命運攸關。我當時在現場看到，在這種“壞”的局面下，已報名競選主席的胡平，也沒有按照他自己的理論“見壞就上”來顧全大局、使民運免于分裂。而是發表了煽情的講話，退出競選。三分之一以上的代表也憤然退場，合並會開成了分裂會。
在這兩次重大事件中，兩次都是主要參與者的胡平，不僅完全沒有以身實踐自己“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的理論，而且時至今天，胡平對這兩次自己深深涉入的民運分裂應負的責任也沒有一個字的反省。那麼既然他這個八字理論他本人都無法操作、實踐不了，其信譽又在哪裡？從“論言論自由”到“八字方針”，胡平是堅持說，堅持自己絕不做。
今天港人的爭普選運動，和上述革命、運動同樣，帶著民眾“自發性”這個最大的特點。對到哪一步是“好”各有不同看法。而且“收”了之后，誰能知道下一次運動何時發生？會不會像中國那樣25年后還一片靜悄悄（中共收復香港17年之后才終于有這一次大規模的抗議）？誰又能確保下一次會有比這次更“好”的結果？尤其是：香港人民今天面對的，不是英國美國政府，甚至不是港府，而是北京！胡平明明在另一文章同樣指出，“人盡皆知，佔中運動面對的不只是港府，而是北京。”
但在這篇文章中卻用了“公民抗命”（而不是“民主運動”）來定義本次香港學運/民運。甚至說，“當一些公民以故意違反法律的方式表達他們的訴求時，政府對這些具體訴求本身做某種妥協讓步，也是不合適的，甚至是不應該的。”而且，那些運動參與者“也许只是少數人，沉默的大多數也许並不贊同他們的訴求。因此，政府的回應應該是、也只能是對引起爭議的問題提出一種公平的處理方式，而不是在壓力下直接對抗命者的具體訴求做出妥協讓步。”
憑什麼說香港人民的民主運動是“違法”？按照胡平的邏輯，當年的天安門運動更違法了——佔據公共場所那麼長時間！胡平昏了頭了嗎？哪一樣反專制的活動不違反“專制的法？”如果說學生們違反了交通法，那是因為港府（北京政府）本身就是不合法政府！沒有選舉的政府，怎麼是合法政府？在這個大框架本身的“違法”情況下，你去說抗議的民眾違法，這難道不是梁振英在說話嗎？
連選舉權都沒有的香港人民，是西方民主國家意義上的“公民”嗎？能用對西方國家民眾街頭抗議活動的態度和方式，去套這種本質上是和中東茉莉花革命同樣性質的、反抗專制的運動嗎？
胡平還說，抗議者“也许只是少數人，沉默的大多數也许並不贊同他們的訴求。”
且不說胡平憑什麼證明沉默的大多數“也许不贊成”抗議者的訴求？哪怕抗議者真的只是少數，他們就不應該堅持這種明摆著是正確、必須的訴求嗎？如果北韓有幾個人出來抗議金正恩，他們肯定是少數，他們肯定違反朝鮮的法律！胡平過去一路的“反共行為”都是只有“極少數人”幹的事情，也完全無法證明得到“大多數中國人”的認同，而且胡平肯定違反中國目前的法律，他為什麼不首先收攤？停止這種“少數人”的“違法”行為？
哪個國家的民主運動是大多數人的行為？是在運動過程中有科學統計得到大多數贊同的？前中國民聯主席居然拋出香港人爭普選是“少數、多數”的問題，是“違法”的問題。真是連我都要相信胡平是不是“被和諧”了！
難道不是嗎？胡平甚至剛剛又在香港《蘋果日報》發出“學運必須建立退場機制”一文，和董建華們幾乎同樣口徑地要求抗議者們撤離，停止這種“違法”的行為，而轉向“正常方式繼續抗爭。”但問題是：
第一，對于一場戰役，大家都知道有“背水一戰”“破釜沉舟”的說法。而胡平此時拋出“退場機制”，不是在戰鬥正酣之際，高喊“快點造舟，做好隨時順利逃跑的準備！”嗎？他要是指揮官的話，不等于是明確告訴大家，此仗必輸嗎？
第二，什麼叫“正常方式”跟獨裁政府抗爭？胡平有什麼靈丹妙藥？他和王軍濤又第N次地拋出八九民運時廣場學生不聽他們指揮的說法。王軍濤是什麼指揮？他是清清楚楚地受中共政府委托，要勸學生撤梯，要做協調人的！突尼斯革命有協調人嗎？埃及革命有協調人嗎？利比亞革命有協調人嗎？太陽花學運有協調人嗎？
天安門運動失敗，首先是，最根本的是，王軍濤之類的保皇派，推崇新權威主義派，劉賓雁之類的“第二種忠誠”派，等等，一直在輿論界佔上風。所以運動從來都沒有把推翻中共專制政權作為目標。連目標、方向都不清楚，怎麼可能贏？王軍濤們今天要反省的，難道不是當年自己的思想局限嗎？
如果胡平王軍濤今天真正要反對“非理性”，反對“激進”的話，為什麼不首先批判劉曉波等“知識分子”在六四屠殺逼近的最后階段，發起的最激烈的“62四君子絕食”？難道那個絕食，不是把已經冷靜下來的廣場推到了激進的最高潮嗎？不是屠殺的最直接的導火索嗎？！
胡平對當年的“成年人、老師”，今天的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除了諂媚一句都不批評。這不是令人蔑視的勢利和工利嗎？
胡平還強調，民主不是一次可以到位的（茉莉花革命怎麼到位了？東歐怎麼到位了？），所以他要求香港抗爭者停止目前這種“不合法”行為。而且說，如果今天十萬人為“訴求甲”佔甲地盤，明天十萬人為“訴求乙”佔乙地盤，那城市還有秩序了嗎？
但胡平看見他住的紐約市成天有人為各種訴求上街、佔領各種地盤嗎？香港人民不就是清楚地要一個普選權嗎？當有了正常選舉，他們的其它訴求可以通過議員、用合法的方式達到的時候，憑什麼成天上街“騷亂社會治安”？
請讀者去看看胡平這兩篇文章：從“見好就收，‘好’在哪裡”談起”；“學運必須建立退場機制”，是不是太像是出自梁振英秘書之手了？
這種“違法說”不是所有專制者對反抗者的指控嗎？怎麼會出自海外“民運領袖”之口？胡平一邊跟王丹們高喊要“為佔中港人爭諾獎”，一邊指控佔中港人“違法”，這到底是邏輯問題，還是立場問題，還是需要“送醫”的問題？
2014年10月20日于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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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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