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長超:劉曉波否定和醜化“八九民運”

作者:朱長超(上海)

有消息說,劉曉波被提名參評諾貝爾和平獎,因此,就有可能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我卻認為,綜合他各種表現,離這個榮譽尚有一定距離。如果劉曉波獲獎,對于中國知識界乃至中華國民的人格重建,對于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未來,都將帶來負面的影響。

第一,劉曉波的行為,反復無常,顯示出其道德高度不高。其反復無常行為的中心,是精確地惦量自己的成名與否,獲利與否。他參加了六四,又向當局懺悔了六四;他向當局懺悔了參加六四,又對自己的懺悔行為表示了懺悔。他曾向天安門母親、在天安門事件中失去愛子的丁子霖教授表示過同情,爾后,他又把在天安門事件中犧牲的愛國同胞和民主戰士說得一文不值,這也就否定了丁子霖愛子犧牲的價值。他對六四運動和六四犧牲價值的否定,引起了丁子霖夫婦的反感。后來,他為求得丁的好感,又表示了懺悔。劉曉波變來變去,悔來悔去,不知道他究竟信仰什麼,不知道哪一個劉曉波才是真實的劉曉波。

他的多變,有一個軸心,或者說,他的行為的多變,有一個價值取向,變中有不變。那就是他權衡了自己的利害得失。

八九民運,總體上是個偉大的運動,足以驚天地,泣鬼神。歷史愈長久,將愈益顯示出它的精神的偉大和影響的深遠。劉曉波參加八九民運,他曾自我表述過自己的動機:“不管別人如何議論,我都堅信,‘八九抗議運動’之機太值得投了,能夠投上此機,確乎上帝有眼,賜福于我,即使被指責為政治投機者,也心地坦然,無怨無悔。”(《末日》,第七十四頁)他的自白,活脫脫地表現出一個投機者的心態。劉曉波就如一個小商人買股票,將自己的全部家當都投了進去。一次投得輸了,就埋怨自己不已。過一陣,看這個股漲了,又對自己昨天的埋怨怨恨不已。正是這種投機心理,使他的對六四運動的表現,有時候熱得發燒,有時候又冷得發抖。一會兒他把自己當作救世主,是英雄,一會兒則又低眉順眼,喪魂落魄,自我否定,甚至否定一切。

果然,他入獄了,在獄中受到一點壓力,這本來是很自然的,是應該有這個心理准備的。但是,他又作了懺悔,對六四作了全盤否定,寫了認罪書。認罪書就是認罪書,在那種情況下,也還是可以諒解。但是,他卻要把寫認罪書當成一件偉大的救國救民崇高行為來歌頌。他自述說:“我是民主鬥士、中國的精英分子,肩負著民族的重任、人民的期望,我的思想、我的形像、我的聲音、我的一舉手一投足都將關系到中國的未來。如果我的聲音沉寂在獄中,豈不是對中華民族不負責任?豈不是國家的一大損失嗎?如此寶貴的財富怎麼能輕易地放棄而不惜之如生命、如自由呢?決不能!為中國的民主事業計,為中華民族的前途想,我一定要好好活著、精心地保護自己、用一切手段爭取自由。而我一旦自由了,就能夠繼續發揮作用,完成未竟的事業。”就這樣,他把自己的懺悔行為或認罪行為與民族、國家的前途聯系起來,似乎真的感到自己的生死存亡有著極為重大的意義,把自己的軟弱和自我否定,當成了偉大和神聖的行為。

這是一種赤裸裸的投機心理,也是一種利己心理,賭博心理。這種心理支配下,他隨時可以為自己的一切行為,找得到非常充足的理由。他向當局的懺悔,果然找到了非常堂皇的理由。劉曉波對自己的自我否定,對六四運動的否定,說成是為了中華民族的社稷江山,為了千秋萬代的民主大業。他越是這樣打扮,就越是顯得政治道德的缺乏和行為的醜陋。

后來他自由了。出獄以后,他開始對自己在獄中的“懺悔”行為,進行了新的否定,開始了新的懺悔。因為他明白,自己的懺悔行為,畢竟不能說是光輝的,它損害了自己的形像。他想要彌補“懺悔認罪”帶來的損失,就又作了新的投機。有一次,他在詩人江河紐約的家中,明白無誤地表示:他在獄中寫了《悔罪書》,栽了,這次要通過懺悔,再撈回來。這一次想撈回來的辦法是寫了一本書,即《末日幸存者的獨白》。對六四運動、六四參加者作了全面的否定。

不斷變化的劉曉波多變易變的行為中,有一個軸心沒有變,那就是利益的支點。正如著名作家鄭義所說的,劉曉波“一舉手一投足,都在惦量名利得失。”諾貝爾和平獎重視人的道德操守,重視一個人信仰真誠,如果諾貝爾和平獎讓人這樣一種人格的人,或者讓這樣一種人參評,顯然是極不相配的,會影響這個獎的神聖和光輝。

第二,劉曉波對于六四運動中成千上萬受難者(有的死亡,有的坐牢,有的處分,有的失業,有的流亡海外,等等)持完全否定的態度,對這個運動作了全盤否定,這起到了鎮壓者所不能起的作用。客觀上是幫助鎮壓者論證了血腥鎮壓的合理性。這樣做,完全是對歷史的否定,是對百萬民主運動參與者的貶低,也是對鎮壓者的幫助。這是歷史不能原諒的,也是千百萬運動參加者所不能原諒的。

這場運動,對于中國未來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它體現了中華民族熱愛自由、向往民主的精神;體現了中國國民性中敢于犧牲、關心國事、危難相助的品質。劉曉波對六四精神的否定和污蔑,使他站到了這場運動的對立面,站到了正義的對立面,站到了歷史潮流的對立面。他對六四的否定,是千百萬六四的參加者、上千個民主運動的殉難者,和無數個因參加六四運動而蒙受各種打擊和迫害的人們所無法原諒的。

他在出獄出版的著作《末日幸存者的獨白》中,對這場運動,作了全盤的歪曲和否定。他寫道:“各種人,懷著不同的動機,說著各異的謊言,此乃機不可失。政治性謊言、道德性謊言、求生性謊言、官方謊言、精英謊言、民間謊言……。‘六四被謊言打扮得一塌糊塗,也被謊言強奸得人老珠黃。。”(《末日》十二頁)“左右這次運動的重要力量之一就是層出不窮的謠言。謠言的力量絕不次于任何一個學生領袖和知識精英的宣言、演講。”(《末日》,第一八七頁)就這樣,當年他慷慨激昂地投入過的、演講過的、甚至絕食過的千百萬人參加的聲勢巨大的運動,變成了謊言的運動,謠言泛濫的運動。他否定了自己,也否定了整個運動,否定了投入這場運動的千百萬人的真誠,否定了被子彈和坦克扼殺了生命的青年。這種否定,也理所當然地否定了他作為諾貝爾獎后選人的資格。

任何偉大的運動,難免會有各種人物登場,戴上各種面具。這在一個大運動中是難免的。不能因為長江有泥沙,就將長江全部否定。不能因為太陽有黑子,就說太陽全是黑的。不能因為嬰兒身上有血,就將嬰兒擲掉。而劉曉波卻將六四全盤否定了。他對六四運動和六四參加者的否定,給千百萬參加者帶來極大的痛苦。詩人江河后來讀了向劉曉波買的這本書,當讀到對這場運動的全盤否定,只感到胃受不了了,想要嘔吐。

劉曉波在書中對運動和運動參加者的污蔑和否定,帶給一個歷史的親歷者極大的痛苦:不僅帶來了心理痛苦,而且帶來了生理痛苦。他的這種對六四的全盤否定,也給丁子霖夫婦帶來極大的精神痛苦。一個讓千萬個抱著熱血參加偉大運動的人們感到痛苦的人,如果他得到諾貝爾和平獎,那是非常不合適的。

簡而言之,劉曉波缺乏作為諾貝爾獎后選人所必須具備的道德高度和信仰真誠。一個信仰易變、一個不斷悔罪、懺悔、自我否定和貶低他人的人,一個不斷地隨著自己處境的變遷和利益的權衡而像變形金剛一樣變來變去的人,如果作為諾貝爾獎的后選人或獲獎者,那是對以往一切崇高的和平獎得主的一種矮化,會使諾貝爾和平獎評獎委員會的聲譽蒙塵,更會對中國真正的民主精神的一種打擊。而且,他對六四運動和六四參加者的醜化,客觀上為鄧小平的血腥鎮壓開脫罪責,為專制主義幫了忙。如果授與這樣一類人格的人,是對中國人道德重建設置錯誤的樣板和錯誤的導向,這實在是非常可悲和可嘆的事情。據此,我認為劉曉波是不適宜獲獎的,不具備獲獎的資格。

但是,我還是要說,劉曉波曾經是六四的參與者,他自己否定了自己,但是歷史不會否定他的參與和曾經表現過的真誠。我還要說,他起草《零八憲章》是無罪的,這是他的權利。某些人以他參與起草這個文件而指控他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這是對法律精神的踐踏。中國領導人曾經表示要尊重憲法,尊重法律,表示要以法治國,要給憲法以尊嚴。那麼,從憲法的立場看,劉曉波無罪,應該給他以自由。對劉曉波的定罪,能稱得上是以法治國嗎?

但是,劉曉波無罪與他有沒有資格得到諾貝爾獎,則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因此,我不認可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的參評資格,但是,卻堅定地支持給予劉曉波自由說話的權利。這個權利,是聯合國人權憲章所賦予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賦予的,也是每一個人生而有之的。

2010年10月9日

百度簡介:朱長超1944年生。1982年畢業于上海社科院研究生院哲學專業,現為該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員。朱長超就中國民主化發表了大量的思想評論,敢于直言批評社會種種醜惡現象,已發表各類文字(專業論文,政論文章,科普作品等)500萬字以上。

2014-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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