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賓雁：詆毀八九民運的劉曉波 |
作者：劉賓雁 |
編者按：劉賓雁在《北京之春》（1994年4月號）發表系列文章“《走出幻想》之四”，其中對劉曉波否定八九民運，以及其《一個末日倖存者的獨白》的假懺悔等，給予了嚴厲批評。下面是該文（關于劉曉波部分）：
這段文字和讀者見面時，一九八九天安門運動和“六四”大屠殺五周年已經逼近了。運動的许多參加者來到海外，也已幾年。遺憾的是至今為止，我們還沒有參加者本身關于這場規模空前的民主運動的客觀而真實的記述，更沒有對于它的成敗得失的回顧與總結。就我所知，只有當年天安門廣場絕食總指揮部的副總指揮封從德先生去年在香港《百姓》雜誌上紀念“六四”的文章中寫到：那年五月十四日，學生代表與政府的談判，曾是一個重要的機會，可惜由于一些學生領袖的反對，談判未取得任何結果。他承認他本人是有責任的，因為他也是激烈反對那場談判的一個。
這個空白，當然不會沒有人來填補。第一個是北京政府，充滿謊言與誣蔑的書和錄影帶，已經出了幾部。第二個，便是大名鼎鼎的劉曉波。劉曉波寫了一本書，叫《一個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后來又寫了一篇文章，《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發表于一九九三年八月台北的《中央日報》。劉曉波不同于中共，他參加了天安門運動，又是在運動尾聲中開始絕食的所謂“四君子”之一，還坐過牢，因而他的記述和分析的可信性，會被中外讀者認為比中共的宣傳高出许多倍。
僅就這是天安門運動參加者所寫的第一部關于運動全貌的記述和分析這一點，就很值得重視。但究竟寫了什麼呢？
那本書是從作者的懺悔開始的。他在被捕后向強權屈服了，寫了一個很長的“悔過書”。很多人最先見到的是劉曉波為此而寫的懺悔錄。不了解劉曉波的人，十之八九會被它的真誠、沉痛和責己之重所震撼。二十世紀大約還沒有一個中國人如此公開地無情地剖析和鞭撻過自己！但是我由于對此人有所了解，讀到他把自己罵得狗血噴頭和體無完膚的地方，便不無疑惑起來：眾所週知，咱們中國人缺乏懺悔意識。劉曉波此舉真的是出于真誠，還是企圖借此放一個“衛星”，打破中國歷史記錄，重振雄威呢？
不久，我把這個疑問向也是“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先生提出，他雖未正面回答，似乎對劉曉波的這種做法很是不以為然。后來又從鄭義先生的文章中得到證實。鄭義提到劉曉波“末日”一書的前言中的一段話。劉寫到有的朋友讀過此書的反應是：“你的懺悔儘管讀起來頗有震撼力，但這是不是一種更高級、更巧妙的自我解釋和自我辯護，甚至是不是另一種形式的偽裝……”書的作者寫道：“這種意見尤為尖刻，我剛剛聽到時真如五雷轟頂。”
鄭義在香港同著名美學家高爾泰先生談起此事。高爾泰告訴他：“你還記得在成都嗎？我給你講劉曉波最近來一信，說他不久又要一鳴驚人了。”鄭義一算那時間──一九九一年秋，他們夫婦匿居高爾泰家中，恰恰是“末日”成書之前。鄭義來美后，又向詩人江河談及此事。原來劉曉波在紐約賣給江河一本“末日”時，曾向他明白無誤地表達了這個意思：在獄中寫了悔過書，栽了，這次要通過懺悔，再撈回來。
為自己有背于道德的行為而作的懺悔，居然可以是謊言，可以用來欺世盜名，對道德再來一次踐踏！一個人的墮落，真的是沒有止境嗎？
不能說“末日”中關于天安門廣場上事件與情景的記述都是不真實的。但通讀全書，你得到的印象卻是：儘管作者在卷首的懺悔中把自己說得一無是處，但同其他人相比，他仍然是一個佼佼者。作者達到了他的目的。
在“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一文中，劉曉波毫不掩飾地攤開了他的政治態度。他對天安門運動的全盤否定和詆毀，令人髮指。奇怪的是迄今未見身居海外的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提出異議。只有鄭義是一個例外。
劉曉波屈尊紆貴地把自己同他認為“連民主的A、B、C還要從頭學起的知識群體”和“芸芸眾生”放在一起，通篇文章中都把“我們”作為敘述的主體。他認為運動水平奇低和一敗塗地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們在骨子裏仍然崇拜‘革命’”，而“凡人凡事只要冠之以‘革命’之名，就充滿了正義感和進步性”。一切弊端都起因于“我們”要“革命”：“我們”“唯我獨尊”；“我們”“拉山頭”，“自封為王”；“我們”“睜著眼睛說謊”“造謠”，以及“流亡海外的‘民主鬥士’們為了誇大共產黨的滔天罪惡，為了塑造自己從血泊中爬出來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實，渲染天安門廣場的血腥場面，誤導國際輿論。”
他所列舉的現象，可能是有的，但這同“革命”有什麼關係呢？依我之見，情形正好相反。劉曉波是為了革命而匆匆趕去北京的嗎？不是。四月十八日北京學生上街后，他還在《世界日報》發表一篇長文，對胡耀邦百般貶損，意思是胡耀邦算老幾？不過是共產黨的一個頭頭罷了，有什麼值得悼念的？因而他本來是反對這場學生運動的。可是不出兩日，他突然打電話告訴我，他決定回北京了，舊金山紀念“五四”七十周年的會議他不去參加了。日后我才從他身邊的人獲知，他那時見到有的人在國內已大出風頭，急得他抓耳撓腮，坐立不安，這才突然決定歸去的。臨行之前，還不忘留下一個謠言：劉賓雁和一個什麼人到美國人那裏說劉曉波的壞話，反對他參加那個會議。一到北京，又造出一個謠言，說他是放棄了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的高薪毅然回國投身“革命”的。
其實，天安門運動失敗的主觀原因，可以從劉曉波式的人物身上找到一些線索。劉曉波比大學生更年長、更自信、更狂妄，因而在一般大學生身上處于比較稀釋狀態的那種極端個人主義和蔑視人民的思想和情緒，在劉曉波身上便更濃烈、更露骨和更瘋狂。他在“末日”一書中自認：“我蔑視人群，視社會為烏合之眾，崇尚天才個人的創造力，終生的目標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個有創造力的孤獨天才強大，還是芸芸眾生強大。”鄭義的文章援引了劉曉波一書中描繪的一個情節：
一次（劉曉波）穿越糾察隊到廣播站演講，曾被學生糾察隊阻擋。他接過話筒，開口之際，一種報復欲，“使我決定在演講的開始高聲重覆自己的名字，讓他們清楚地知道，此刻我就在他們嚴加把守的學運中心發表演講。‘我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青年講師，我叫劉曉波，我叫劉曉波，我叫劉曉波……’我說出自己姓名時的那種特殊的快感，令我終生難忘。”這個劉曉波，對不小心得罪了他個人的芸芸眾生報復至此，令人不寒而栗！
沒有北京市人民的竭誠支援（有的人家用光了自己的糧票和現款）和冒死阻擋軍車，天安門廣場很難支撐下來。你絕想不到人民的這種奉獻得到的酬報是什麼：當北京數以百計的市民已橫臥血泊時，一位學生領袖居然還會說出這種話：“中國人，你們不值得我為你們去犧牲！
在五月十三日以前，此人不會說出這種話，儘管蔑視勞動人民的意識早已埋在心底。二十幾天的領袖生涯，外國電視錄影機鏡頭不斷對準面孔，可以使一個人的自我膨脹一百倍！
倘若沒有這種自我膨脹，五月二十八日本應該撤出廣場了。那是北京市各界聯席會議的決定，廣場總指揮也舉了手的。為什麼后來又忽然變了卦呢？
五月十四日的談判若能成gong，天安門運動將會取得可觀的成果。五月二十八日倘能按已然達成的決定撤離廣場，六月三日到四日的血洗北京就不會那麼容易，因為劊子手失去了藉口。
我並不是責怪學生群體。一九九零年六月四日我在和柴玲一起接受BBC電視台採訪時就說過：“這樣沉重的擔子，本來就不應全部落在學生肩上。沒有哪個國家的這一類運動是由學生挑大梁的，中年和中年以上的知識分子應負起責任。”
邪惡何以會逍遙
劉曉波一字不提“六四”事件是一場陰謀的結果（四月二十四日，學生上街還不到一星期，陳希同和李錫銘就擬好向鄧小平匯報的稿子，把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革命動亂”了。其后一次又一次挑動學生，激化矛盾，可以排出一張時間表），卻在那篇文章中十四次提到鄧小平──並不是譴責這個劊子手（哪怕有一點保留，比如說──像他女兒說的那樣，他又一次上了左派謊報軍情的當），而是說“我們”“無法理性地評價鄧小平十年改革開放的gong過得失”，對他所得到的“民意支持”估計不足；指責天安門運動“削弱了民眾對鄧小平政權的信心，延緩了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斷了執政黨走向民主化的漸進的自我改造的過程，使中國發生了全面倒退”！劉曉波在八十年代中期是以最極端、最激烈的叛逆的姿態一舉成名的。七年以后，他成了中共和中國現狀的辯護士。在這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的軌跡中能夠找到什麼始終一貫的東西嗎？只有他那塊一百多斤的個人。這個人之所以還值得一提，是因為他代表了一種現象，一個我們絕不可掉以輕心的信號：毛澤東耕耘過的這塊土地，是野心家和叛徒的溫床。白天跑到領事館門前示威抗議，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晚間又跑到那裏去告密；一只手拉住共產黨，另一只手拉住國民黨，兩只腳又站在民運的船上；當年激烈反共，今天又動員人到大使館去悔過；象麥卡錫份子那樣把“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標簽帖到別人身上，自己卻甘願為代表最壞的也是最虛偽的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政權效犬馬之勞……而在做所有這一切傷天害理的非人勾當時，卻不以為恥，又受不到譴責！
……
2014-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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