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義:這算什麼懺悔?——評劉曉波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

作者:鄭義

原《中國時報》內容提要:

成名欲的瘋狗攆得劉曉波滿世界亂跑。從北師大跑到美國,又從美國跑到天安門廣場,到處追尋“鮮花與掌聲”。劉曉波的《懺悔錄》(即《末日》)出書了。一看之下,令人氣結,又受騙上當了,詆毀八九民運者,似無出其右!特別是由這樣一位“八九”的著名參與者來現身說法地詆毀,未到過現場的人不由你不信。劉曉波對“八九”民運的種種醜化筆調——他筆下的知識份子、學生領袖個個都是權欲狂、名利狂,使我這個同樣的“八九”參與者驚詫莫名。

《末日》所描繪的那個陰暗的“八九”民運,正是劉曉波個人陰暗心理的投射。一舉手一投足都在惦量名利得失,久而久之,麻木了,再以己度人,把天下人都抹黑。我下地獄,便拉天下人都下地獄。我是王八蛋,便罵天下人都是王八蛋。懺悔不應當說謊。說謊是對懺侮的最根本的否定。懺悔是個人面對上帝時真誠的低說獨白,它是人生罪惡中最后一線良知之光。如果連懺悔都是欺騙,都是攫取名利的花樣翻新的手段,我們還有什麼希望!我們並非完人,人所具有的缺陷我們同樣具有,但我們總可以要求自己不要太壞,至少要保有一絲廉恥之心,不要當眾手淫。

正文:

我似乎從末寫過批評個人的文章(毛澤東們除外),這次破例批評劉曉波,心裡很沉重。起意寫這篇文章大約有一年了,那是滯留香港時,《中國時報周刊》刊登了劉曉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以下簡稱《末日》)一書部分章節,北明同我看了頗有同情。這位“六四”天安門撒退中的大智大勇者,僅因在獄中寫了一紙“悔過書”便遭到许多抨擊嘲諷,實在有點不人道了。北明還特地寫了一文,發表在《開放》月刊(九二年七月號)上,為劉曉波打抱不平:

“劉曉波在六四屠城時承擔了歷史的責任,和他的同伴一起,在殺人的槍口前,與戒嚴部隊談判,並說服學生,組織他們撒離廣場。……至于對自己寫悔過書一事之懺悔,是他個人的權利,是他的自我道德要求。別人是無權指責的。難道我們不應當更加寬容和人道地對待那些曾為中國的進步事業作出過努力,承受過苦難的人們嗎?……專制統治者要千方百計地鏟除自己的反對者,他們有意利用各種手段,制造叛徒,毀滅英雄。而人民,會永遠記住那些為民主理想作出過貢獻,付出過代價的人。在人民心目中,高壓下的低頭也不能抹殺英雄的形象。而他們所承受的苦難將為世人所銘記。”

但不久,劉曉波的《懺悔錄》(即《末日》)出書了。一看之下,令人氣結,又受騙上當了,詆毀八九民運者,似無出其右!特別是由這樣一位“八九”的著名參與者來現身說法地詆毀,未到過現場的人不由你不信。但我還是寬解地想,不過是他這個人活得有些猥瑣,因之觀察分析能力從來不夠准確罷了,無論如何,還是蹲過秦城監獄的同道,批評文章就免了。不料,劉曉波連篇累牘地發表演講和文章,詆毀“八九”民運,以今年六月七日台灣《中央日報海外版》(轉載自《聯合報》)上發表的《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一文達到新的烈度。我再也無法保持沉默。

●誰在用謊言強姦“六四”

在《末日》封面,鮮紅奪目的一行字便是:“中國,除了謊言,你一無所有。”十分駭人聽聞。

在“引子”中,劉如此寫道:

“‘六四’的槍聲驚呆了世界,中共的殘酷引起了全球性義憤。但是,更猙獰者在于,‘六四’提供了一個以謊言來撈稻草、自我貼金的良好時機。各種人,懷著不同的動機,說著各異的謊言,此乃機不可失。政治性謊言、道德性謊言、求生性謊言、官方謊言、精英謊言、民間謊言……。‘六四’被謊言打扮得一塌糊塗,也被謊言強姦得人老珠黃。”(《末日》十二頁)

說被屠戮者被壓迫者的道德性、求生性言論(就算是謊言也罷),比獨裁政權殘酷的屠殺“更猙獰”,言之重矣!于理似失之于荒謬,于情似失之于偏袒。劉曉波不只一次反復宣喻這個觀點:

“……即左右這次運動的重要力量之一就是層出不窮的謠言。謠言的力量絕不次于任何一個學生領袖和知識精英的宣言、演講。”(《末日》一八七頁)

在這本書中,劉以“謊言”、“謠言”來取代、涵盖“傳言”、“傳聞”,在文字技巧上有點小小的不道德。現代漢語裡,“謊言”與“謠言”主動性極強,說左右運動的是“謠言”、“謊言”,字面后的意思即知識分子、學生領袖欺騙民眾,才鬧起“動亂”。官方用“謊言”來欺騙,民眾領袖也用“謊言”來欺騙,烏鴉落在豬身上,誰也不要說誰“黑”!這顯然是不公正的。而且,玩這種文字游戲也是不道德的。

在“八九”民運中,確實“傳聞”極多。大量的是正確的,比如在官方每一動作之前,皆有傳聞:趙紫陽下台、實行戒嚴、五將軍聯名抗議、屯兵故宮人大會堂、決心武力清場、准備大逮捕……。大量的是誇大的,如把萬裡對民運的同情誇大為在外組織政府,如把各國的抗議誇大為不承認李鵬政府,斷絕外交關系,如把三十八軍上下的同情誇大為同二十七軍火並等等,但誰都可看出這是“事出有因”,並非空穴來風。毫無根據的傳聞也大量存在,其中最著名的一則是“鄧小平下台”,搞得省港大游行慶祝、傳回天安門廣場,也歡呼了好一陣兒。

不必諱言,在傳統的泛道德甚至超道德的倫理規範下,在現代極權主義的政治壓迫,思想禁錮下,中國人確實有虛偽、說謊的痼疾。但傳聞、“謠言”與之不同,在嚴密封鎖資訊,壟斷傳媒的極權社會裡,民眾只有以傳聞、“謠言”、“小道兒消息”的形式來傳播重大社會信息。這是被剝奪了知情權,沒有新聞、出版、結社、集會等基本自由的民眾的反抗和特殊權利。而且北京人並沒濫用這權利,傳聞、“謠言”、“小道消息”大多正確或大多大體正確。比如,百姓就沒有中共那些彌天大謊:什麼學運“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軍隊不是來鎮壓學生的”、“絕不秋后算帳”等等。至于民間失真的“謠言”,大多是口耳相傳的變形及操作上無法核實所致。對中共不斷制造並用刺刀支持的大量真正的官方謊言不著一詞或輕描淡寫,而抓住抗衡官方謊言的民間傳言之失實(而且,大量的關鍵的並不失實)大加韃伐,恐怕有失公允,大約也並非筆誤。

●高估屠殺數字不必為憤

民間把屠城的傷亡估計偏高,也是令劉曉波憤怒不已的又一大罪過。統治者嚴加掩飾罪行致使情況不明,加之民眾的義憤,一般來說,當時的估計數字要高于事實。這是各國專制政權大開殺戒之后的通常現象,不是中國人之專利,更不值得過于激動。有義憤,恐怕還是應首先衝劊子手去,然后再指責被屠殺的羔羊沒把同類的數字點准。從今而后,如果劊子手掩盖真相,也千萬不要自行統計、估計,否則,數字有了出入,你就會比劊子手“更猙獰”。

(著名古例:《明史》記載,張獻忠殺蜀人達“六萬萬之數”,一眼看去就是史官用“謊言”把農民起義“強姦得人老珠黃”——明朝全國人口亦遠不足“六萬萬之數”!但此數得來不虛:張獻忠以殺人多少論gong行賞,故部下多報冒gong,合計四路屠殺大軍所報之數,實為六萬萬有奇。從統計學角度來說,此數以訛傳訛,虛假不實;但在古代一般人對戶口總數缺乏正確概念的情況下,這一數字傳達給人們的是屠殺之酷烈,可與后世中央政府大移民,“湖廣填四川”之史實相互印證。這個誇大無比的數字表現了一種更為驚心動魄的本質化的歷史真實。)

●關于五一五大游行的兩個版本

在“官方謊言”、“民間謊言”之后,現在談談“精英謊言”:《末日》中的謊言。在“八九”民運中,我與劉曉波只有一次相處,那是“五.一五”中國知識界首次大游行。劉曉波是這樣描述的:

——五月十五日中午剛過,嚴家其、包遵信、鄭義、柯雲路、老鬼、徐星、趙瑜等幾十人來到廣場,他們打著橫幅“首都知識界”,每人披著肩帶,寫上自己的名字和代表作的名字。他們在人群的簇擁下,念了宣言,並用高喊姓名的方式與群眾見面。“嚴家其!站起來。”嚴家其站起來向人群致敬。“包遵信!”包遵信站起來向四周拱手,就像領袖來到群眾中一樣。可惜,他們的人太多,到了最后,人們似乎失去了興趣,掌聲和歡呼聲漸趨微弱。這種自視具有特殊身分和知名度的出場方式,白傑明曾有一針見血的分析。

那天,我和趙瑜是總指揮,游行隊伍當然不是“幾十人”,而是“幾十人一的一千多倍——數萬人。隊伍占滿了半條長安街,在上千名糾察隊員的奮力開道下浩蕩前進。當隊首已進入紀念碑西北角時,隊尾可能剛剛通過六部口——這些,劉曉波可能沒看見,不去說它;但在他所親歷場面的描寫中卻充滿貶斥性的謊言。當時廣場上人山人海,早無立足之地,我無法把龐大的隊伍全部帶入廣場,只好原地坐下,宣布開會。首先宣讀《五.一六聲明》,大嗓門趙瑜先手持電喇叭朝北念了一遍,于是南邊鼓噪吶喊,只好又朝南念一遍,但熱情的民眾仍然要再聽一遍;再聽清楚點!在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廣場上,竟出現了這樣感人的奇觀:手執電喇叭的人念一句,周圍凡能聽清的上萬人大聲復誦一句!這巨大的齊誦聲如大海的波濤一浪浪蕩向遠方……那麼長的文件,一千五百字!廣場上不時爆出熱烈的掌聲和歡呼……——這一切,劉曉波親歷親見,但他傾向性極強地只有寥寥十三字(“他們在人群的簇擁下,念了宣言”)。對事實進行不公正的剪裁,不知道該不該算謊言。但有把握的是:顛倒事實總該算謊言!——《五.一六聲明》念完,我和趙瑜把我們目力所及的有一定知名度的知識分子叫起來發表即席演講。書生們都不習慣于在這種盛大的群眾場面講話,怯場,叫誰誰不起來,只好拉、點名“將軍”。我看沒有一個人想利用這場合來撈一票,“自視具有特殊身分和知名度”,“向四周拱手,就像領袖來到群眾中一樣”。

那天的演講都是我和趙瑜硬拽起來的,只有一個例外——不是別人,正是劉曉波。他坐在我身旁,但我不認識他。他主動要求發言,對我說:“我是劉曉波。”我馬上站起來宣布姓名,請他演講。從《末日》一書的自白中我們知道了,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劉曉波,每一動作甚至每一眼神都充滿了對名利權勢的渴求。唯一的一個勇敢主動追逐名利的人向其他眾多靦腆的被硬拉起來發言亮相的人倒打一耙,這一事實太絕對,太魔幻,太令人不可思議!

“……到了最后,人們似乎失去了興趣,掌聲和歡呼聲漸趨微弱。”——極不真實。從始至終,每一位即席講演者,每講完一句話,就有上萬人齊聲復誦(同宣讀《五.一六聲明》一樣),浩大的聲浪一波波傳向四方!這種感人的大場面,劉曉波應該不會忘記:因為他是靠近“最后”的演講者,而他的演講,同樣是熱情的民眾一句句復誦而達致廣場遠方的。

●准備“一鳴驚人”的假“懺悔”

在香港,看完了謊言多多的《末日》,激憤地和剛逃出大陸的著名美學家高爾泰講起,特別談到前言中的這一段話:

——友人們對《末日》手稿有種種意見,最后一種意見尤為尖刻,我剛剛聽到時真如五雷轟頂。這種批評不是針對書中關于運動本身的記述,而是直指我對自己“悔罪”的懺悔。這位朋友說:“你的懺悔盡管讀起來有震撼力,但這是不是-種更高級、更巧妙的自我解釋和自我辯護,甚至是不是另一種方式的偽裝……”(《末日》第八頁)。

我同高爾泰講,劉曉波不必裝作“五雷轟頂”,我讀書的感覺是:這不是懺悔,這是另一種以貶損他人,貶損“八九”民運以來挽救自己道德形象的精心設計的……伎倆!自己心知肚明,何必假惺惺地裝出被誤解的震驚!

高爾泰沈思片刻,問:“你還記得在成都嗎?我給你講劉曉波最近來一信,說他不久又要一鳴驚人了。”——我記起來了,那是九一年晚秋,我們夫婦二人匿居于成都川師高爾泰家中。據說劉许多語驚四座的觀點之原版皆出自高爾泰,(他的創造性只是把高先生的觀點絕對化、極端化、驚人化),這一次劉寫信請高先生關照他的一位朋友,于信中隨筆寫了又將“一鳴驚人”一語。

不料又是一年過去,在香港故事重提,一推算那時間,恰是《末日》成書之前。也就是說,他早就打算以懺悔的方式(《末日》)來“一鳴驚人”了,又何苦在前言中表白一番,佯裝“五雷轟頂”呢?一條教訓:不要藐視讀者的智力。加之世界很小,謊言終要被揭穿。

九三年初夏,我同北明去紐約看望隱居寫作的詩人江河,在海灘散步時,談及時下虛偽成風,談及《末日》,江河便朗朗笑出聲:不久前,就在紐約江河家中,劉曉波賣給江河一本《末日》,並當他面明白無誤地表達了以下意思:在獄中寫了《悔罪書》,栽了,這次要通過懺悔,再撈回來——據說那口氣無知狂妄之極,讓人懷疑是否智商都出了問題。后來讀了書,江河感到的不是心理痛苦,而是生理痛苦:胃受不了,要嘔吐。

在《末日》中,劉曉波也透露出這種意識:

——我像一個長了頭瘡的人,忌諱別人寫到或談起,當這頭瘡的存在世人皆知,無法隱瞞之時,索性就來個不掩飾,在光天化日之下招搖過市,以此來顯示自己的堅硬、個性、我行我素和飄飄欲仙,通過不掩飾來更隱密地裝扮自己。(《未日》五十五頁)

在內心深處,我相信自己還會一鳴驚人,這是我的本能、天賦和命運。而對于我來說,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寫作。(《末日》十九頁)】

話說得已然十分明白,不需要再作闡釋。

劉曉波是一個復雜的充滿內心衝突的人物。我們誰又不是呢?

但是,劉曉波的內心衝突較為有戲劇色彩。比如說,他從來鄙視民眾,似乎有意與尼采媲美。尼采的“超人”與蔑視民眾,是由此表述新思潮的哲思,而劉曉波的“狂人”與蔑視民眾,則是毫無理論品質的鄙俗與淺薄。

——我蔑視人群,視社會為烏合之眾,崇尚天才個人的創造力,終生的目標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個有創造力的孤獨天才強大,還是芸芸眾生強大。(《末日》七十七頁)

——一次穿越糾察線到廣播站演講,曾被學生糾察隊阻擋,他接過話筒,開口之際,一種報復欲使我決定在演講的開始高聲重復自己的名字,讓他們清楚地知道,此刻我就在他們嚴加把守的學運中心發表演講。“我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青年教師,我叫劉曉波,我叫劉曉波,我叫劉曉波……”……我說出自己姓名時的那種特殊的快感,卻令我終生難忘。(《末日》一三四頁)

這位對劊子手還講和解、合作,既反對削弱“民眾對鄧小平政權的信心”,又鼓勵劊子手“重塑自己的公眾形象”的和寬宏的劉曉波,對不小心得罪了他個人的芸芸眾生卻報復至此,令人不寒而栗﹗

●以投機為榮的孤獨天才

這樣-位蔑視民眾的“孤獨天才”怎麼又舍得屈尊投入“烏合之眾”的“八九”民運呢?——投機!

——……不管別人如何議論,我都堅信,“八九抗議運動”之機太值得投了,能夠投上此機,確乎上帝有眼,賜福于我,即使被指責為政治投機者,也心地坦然,無怨無悔。(《末日》七十四頁)

我想,投機不可能是全部動機,我不敢相信在劉曉波的全部思想情感中就全然沒有真理追求和憂患情懷,但可惜的是他由己推人地事先就作出了這樣一個“定理”:

——在每個重大的歷史時刻,參與者都抱著個人的目的來利用歷史的契機,投機的成gong者會由此贏得各種榮譽和利益,投機的失敗者將被指責,錯過機會者將悔恨。(《末日》七十三頁)

我想這該算是人類常識的大膽挑戰。不必細說那些彪炳史冊的殺身成仁的眾多英烈,那些視死如歸迎向槍口和坦克的“八九”英雄們又該作何解釋?他們血流京華,該算作投機的成gong者、失敗者還是錯過機會者?當然,說到底他們還是抱著個人的目的,但這早已不是劉曉波所指的世俗的一己私利,而是在歷史洪爐中經過升華結晶的一種堪稱為聖潔的信念!

關于“投機”的人生哲學,使人不能不回憶起劉曉波迅速的成名史:一次是扭住一位文化名人,一次是扭住幾乎全國作家,都是故作驚人之說,幾近全盤否定,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以一紙談話錄而名揚中外,被譽為“黑馬”、“狂人”、“大陸的柏楊”、“當代中國的尼采”,一夜成名。名是出了,只是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認真對待他的那些學問?——是偏激的理論呢還是投機的工具?

●士大夫不甘寂寞何所不至

成名欲的瘋狗攆得劉曉波滿世界亂跑。從北師大跑到美國,又從美國跑到天安門廣場,到處追尋“鮮花與掌聲”。當他面對狂飄突進的“八九”民運時,內心很是矛盾:

——一個我是理智的、清醒的,只想旁觀,不想卷入,因為我崇尚自由的天才的個人,而鄙視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認為在中國搞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不會有積極的意義。而另一個我是情緒化的,盲目的,急切介入運動的每個環節,想在運動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貪婪地注視著狂熱的人群,認為如此空前的運動怎麼能不留下劉曉波的痕跡。(《末日》六十九頁)

絕食后的劉曉波站在紀念碑的最高層向下俯視,面對“從未體驗過的大眾場面”,面對“人群的狂熱歡呼”,他一下子“竟失去了最拿手的演講技能”(《末日》二○六頁)當時在場的一位劉曉波的好友分析說:“曉波,有沒有當年毛老頭接見紅衛兵的快感。老于世道的毛老頭兒都禁不住誘惑,你們初試雲雨,可以理解。”(《末日》二○八頁)歷史的契機往往有這樣一種“放大效應”,它使正直者成為高尚,腐敗者成為殘暴,鄙俗者成為墮落。

我常常又同情那些被成名欲的瘋狗攆得慌不擇路的人們。他們沒有定見,喪失人格,比如劉曉波,前天藐視民眾,昨天引導民眾,今天出賣民眾。為了出名得利,往往愈是人們囿于情理所不齒之事,愈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古人早有遺訓:“士大夫不甘寂寞,何所不至!”(黃宗羲)知識分子要追名逐利,還有什麼壞事干不出來呢!

除此之外,劉曉波對“八九”民運的種種醜化筆調——他筆下的知識份子、學生領袖個個都是權欲狂、名利狂,使我這個同樣的“八九”參與者驚詫莫名 ——還有另一個來源:《末日》所描繪的那個陰暗的“八九”民運,正是劉曉波個人陰暗心理的投射。一舉手一投足都在惦量名利得失,久而久之,麻木了,再以己度人,把天下人都抹黑。在“前言”中,他正是這樣開宗明義的:“盡管這本書帶有我個人的性格、局限和偏見,但我決不掩飾這一切。”因為要“盡量忠于我自己的體驗。”(《末日》第七頁)

一個預先聲明的對歷史的歪曲。醉鬼對于一個動蕩、暈眩世界的堅定描述,常常使人們莫可奈何,無言以辯。尤其是碰上那種事先就聲明沒有普遍真實的(絕對的)相對主義者。如果他偏偏又是借酒裝瘋,我們更加無言以對。

我下地獄,便拉天下人都下地獄。

我是王八蛋,便罵天下人都是王八蛋。

●懺悔不要說謊

共產黨以人日記入罪是不道德的,小說《牛虻》中神父利用青年的懺悔去告密更是罪惡的,因為人對上帝及良心的懺悔是神聖不可褻瀆的。那麼,我引用劉曉波的懺侮來批評他本人,是否道德?

劉曉波的某些懺悔具有一定深度。我贊同懺悔,但反對在這種懺侮的掩飾下追名逐利,不惜代價,那怕洪水滔天,我批評的是表面真誠下深處的虛偽。也就是說,我所批評的,不過是在沽名釣譽的假日記,假懺悔。它們並不神聖。懺悔不應當說謊。說謊是對懺侮的最根本的否定。懺悔是個人面對上帝時真誠的低說獨白,它是人生罪惡中最后一線良知之光。我不知道,如果連懺悔都是欺騙,都是攫取名利的花樣翻新的手段,我們還有什麼希望!我們並非完人,人所具有的缺陷我們同樣具有,但我們總可以要求自己不要太壞,至少要保有一絲廉恥之心,不要當眾手淫。我們確實有撒謊的惡習,但至少不要懺悔時撒謊。

我與劉曉波素無個人恩怨。我必須在一片醜化、否定“八九”民運的聲浪中守護“八九”的光榮。“八九”民運之偉大,不僅在于慣于忍受的中國人第一次在中共面前挺直脊梁站了起來,要求結束做奴隸的歷史,還在于天安門廣場上的英勇抗爭事實上成為共產主義世界總崩潰的開始,它已經成為確定不移的樹立起來的歷史的界碑。

●誰該有“深重的罪惡感”?

“八九”起因于青年、民眾不滿中共一黨專制,腐敗無能,起而和平示威,要求加速民主化進程;中共老人一步不退,反而出動軍隊血腥屠殺;再是搖唇鼓舌,顛倒黑白——又有誰能否認這一基本事實?歷時五十余晝夜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嚴格遵循“和平”、“非暴力”的理性原則,沒有砸一塊玻璃,搶一個商店,刑事案件與交通事故大幅度下降,民眾自覺維護紀律,和睦友愛,许许多多人都感受到經歷了一次靈魂的純潔。甚至在屠殺現場,在血與泪與火中,仍有眾多的市民和學生保護軍人的生命……。試問,這樣壯闊宏偉,理性和平的民主運動可曾有過先例嗎?這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光輝範例!理性至此,和平至此,劉曉波還要質問被屠戮者事后是否有“深重的罪惡感?”——真是天理昭昭啊!

沒有距離,便沒有歷史感。我們往往很難看清近在咫尺的偉大。當歲月逝去,回首歷史之際,我們可能更加准確地評價“八九”的光榮。我們應當為自身的種種過失和道德缺陷反思懺悔,尤其是當我們憶及那些永別了我們的死難同胞之際。但是我們無權以懺悔反思(尤其是假懺悔)之名去玷污“八九”的光榮。因為“八九”民運不屬于我們個人,它早已屬于我們苦難的民族和全人類。

我沒有正面回答劉曉波對“八九”民運的全盤否定,一則此文著重談了誠實、道德,怕在此討論“八九”會造成一種錯誤的印像:凡持不同意見者皆是劉曉波式的偽君子;二則篇幅已然過長了;三則不知他的種種言論是否值得認真對待?他精于計算,善于及時調整。

●人民、土地與真理

批評個人並非我的目的。從作為個案的劉曉波批評中,也许我們應該得出一些有益的教訓。個人與他人的關系,個人與群體的關系。

中國的傳統儒學崇尚“存天理滅人欲”的群體主義,共產意識形態同樣以“大公無私”、“集體主義”、“愛國主義”來壓制個人。在中國走向現代社會的政治—文化轉型期,這種反人性的群體主義當然要遭到揚棄。所謂物極必反,作為一種歷史的報復,目前所盛行的,甚至並非一種健康的個人主義,而是一種極端的自我中心主義和利己主義。這種思潮深具破壞性,它不僅摧毀群體主義,同時也摧毀健全的人性。它不事建設,只有摧毀,它以赤裸裸的無恥來反抗偽裝的無恥,結果還是無恥。我們所追求的,既不是個人銷融于社會的片面的群體主義,亦非個人凌駕于社會的片面的個體主義,而是一種個體主義與群體主義的完美的平衡。

共產意識形態將民眾神聖化,自有它的政治效用(但事實上民眾受盡漠視與壓榨)。是否今天當反而復之,蔑視民眾,視民眾為草芥?每一個人,無論貧富貴賤,都值得尊重,都有平等的生活與追求的權利,這是天賦人權。雖然宣稱“我蔑視人群,視社會為烏合之眾”並非什麼“貴族氣”,而宣布自己“終生的目標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個有創造力的孤獨的天才強大,還是芸芸眾生強大”,這裡所透露出來的與民眾誓不兩立的暴戾之氣,令人吃驚。手無縛雞之力尚且狂暴至此,大權在握又該如何?

十年的農村、礦山生涯使我永遠也無法蔑視民眾。因為我與我的同代人曾在艱難時事中與民眾相濡以沫。被稱為“文革”的一代,我們失去了青春歲月和學業,但我們也有所得,那就是一段社會底層的生活,一分與父老鄉親——人民——的感情。我們務農做工的那一小塊土地,那一大塊近一千萬平方公裡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是我們生命之舟的永遠的錨地。因此,縱然八面來風,形勢莫測,也不易驚魂落魄,隨波逐流。

走向真純,走向崇高的人格理想不止一條道路。我們在獄中服刑的朋友葛湖就是另一種典型。在他從獄中所寫的家信中,他回憶了自己的人生:“我愛讀書,愛知識,由此后來才懂得愛真理。……與很多人不同,我完全是從理性的、知識的道路走向‘不同政見’的,不摻雜任何個人情緒和偏見。……正是這種對科學和真理的真誠,拯救了我自己的靈魂,進而又漸漸升華為一種超然于個人之上的對民族、對社會、對時代乃至對人類良知的責任感?……我把這種品質珍藏于身心之中,把它作為對父母養育我的一分一孝心,一分回報,作為對我所得到的愛情的感謝,作為我留給女兒的一分遺產。這是一枝心靈的玫瑰,比起財富,它的效用微不足道,比起成就,它的光彩也很不起眼,但如果它能夠真正給人以感動,也不失為一種慰藉,一種滿足。”(《中國之春》九三年一月)

土地、人民和真理,是人類生命中最深刻的元素。我們熱愛土地、人民和真理,生命就獲得根據,獲得了尊嚴。

——原載台灣《中國時報周刊》1993年9月11日、18日、25日(分三期連載)

注:鄭義為六四事件後逃亡美國的中國作家,曾繼劉曉波之後出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

2014-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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