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騷擾﹕女人的夢魘 |
曹長青 |
1991年秋，托馬斯被布什總統提名為最高法院大法官時，女教授希爾出來指控托馬斯曾對她性騷擾，兩人在國會聽證會上的“對薄公堂”，被電視現場直播，報紙追蹤報道，不僅給美國民眾上了一堂“性騷擾”的普及教育課，由此也把性騷擾問題提到了全美的議事日程。
受希爾教授“挺身而出”的鼓勵，越來越多的同樣處境的女性站出來，通過法律向騷擾者討回公道。近年的“瓊斯告克林頓性騷擾案”，以及莫妮卡．萊文斯基和克林頓的性關係，被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使“性騷擾”問題幾乎家喻戶曉。
但即使這樣，仍然只有很小比例的性騷擾受害者公開站出來。據統計，只有3％的被騷擾的女性出來指控騷擾者。主要的原因是證明困難。因為性騷擾的界限、證據都是很困難劃定和提供的。著名的是“瓊斯告克林頓性騷擾案”，今年四月被法官撤銷，認為“證據不足”。
最近，對前白宮實習生萊文斯基和克林頓性關係的調查，有了突破性進展。萊文斯基的律師說，她將承認她和克林頓有過性關係，並同意在陪審員前做證。萊文斯基和克林頓“性傳聞”的證實，再次把“性騷擾”問題提到臺面，引起媒體和女權專家的討論。
●性關係中的“借車和偷車”
曾在指控托馬斯性騷擾中出了大名的希爾教授，在《紐約時報》上撰文，參加了瓊斯、萊文斯基和克林頓性關係問題的討論。但這位曾聲稱受到性騷擾，對性騷擾現象深惡痛絕的“女權英雄”，卻獨樹一幟，認為現在美國對性騷擾的界限太擴大化。她認為瓊斯案不是性騷擾，因為“證據不足”；威利女士在白宮被克林頓強吻和抓摸乳房也不算性騷擾，因為那不是她的工作場所。萊文斯基和克林頓的性事更不能算性騷擾，因為那是兩相情願。
美國另一個著名的女權主義領袖格洛莉亞．斯泰納姆（Gloria Steinem）也在《紐約時報》上撰文，雖然她的文章開頭說“如果現在指控克林頓性騷擾的這些事都是真的，克林頓應該去看性心理治療醫生。”但她認為瓊斯案不是性騷擾。她說，性騷擾是指要求對方給予性服務，對方拒絕後，騷擾者進行報復，迫使對方就範。而克林頓在阿肯色的旅館房間裡向瓊斯提出性要求，瓊斯拒絕後，克林頓再沒有要求，也沒有報復瓊斯，因此這就構不成性騷擾。對萊文斯基和克林頓的性事，她認為更和性騷擾無關，因為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她比喻說，這就如同借車和偷車的區別一樣。克林頓和萊文斯基的性關係如同借車，是對方同意“借”的。性騷擾如同偷車，是對方不願意，強行獲得的。她的結論是，克林頓和那些女人的關係都是“借車”的關係，克林頓提出“借”之後，有的同意了，有的不借，但克林頓沒有一次次糾纏著要“借”，而是對方說“不”就罷手，更沒有去“偷車”。
斯泰納姆的比喻是很俏，但畢竟人不是車。而更重要的是，當有人提出借車時，車主很清楚，如果不借，就會遭到報復，因為提出借車的人是個有權勢的人，或者是她的頂頭上司，這時候的借車，不可能公平。
斯泰納姆的“借車、偷車”比喻的盲點，就在於她忽視了，或故意模糊了要借車者和提供車者，兩者的身份、地位的不同，有權者和無權者的處境的不同。而“性騷擾”的核心是有權者對無權者的騷擾，因為無權者無法對有權者性騷擾。而兩者權力相等，也騷擾不成。因為所謂騷擾，就是有權者一方利用權力占無權者的“便宜”。
對“性騷擾”的定義和界限，美國也是近些年來在不斷明確。最早的定義出現在1964年所定的“民權法”第七條，聯邦平等就業委員會定了這樣的規定﹕
“凡是基於性的強制或脅迫他人的行為都是犯法。任何性的要求如不受人歡迎，或是當做某種交換條件或好處的，不論是用言語表達的，或是用肢體行動表達的，不論是以明示或暗示的，都構成性騷擾。”
●最高法院對性騷擾的首次闡述
美國最高法院第一次闡述“性騷擾”是在1986年，審理“梅裏特銀行對文森”一案時做的裁決。
文森（Mechele Vinson）是“梅裏特銀行”的職員，她在訴訟中說，盡管她和男主管有過近五十次的性關係，有兩次還是在銀行的金庫裡做的，但她是不情願的，因為那位銀行主管是她的頂頭上司，他要求她這樣做，她沒有辦法，只好順從。
文森的官司在兩級法院都敗訴了，最後上訴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以九票對零票一致通過，文森的“性騷擾案”成立。
大法官第一次對一九六四年的“民權法”有關性騷擾條款做了闡述，認為“性騷擾”就是“性歧視”。即使是雙方都“同意”的性關係，也可能是強迫的結果。並特別強調指出，性騷擾中，女方同意和他者有了性行為不是關鍵，關鍵是女方對這種性行為是不情願的（unwelcome）。
最高法院第二次就性騷擾做出裁決是1993年11月。那一年哈里斯（Teresa Harris）女士也是把性騷擾案打到了最高法院。
哈里斯在一個設備租賃公司工作，她的頂頭上司是個男士。這位男士不斷對她性騷擾，例如，說她是個“笨屁股女人”，並建議哈里斯和他一起去“假日旅館”房間裡討論她的長薪問題。
無法忍受這種工作環境的哈里斯女士上告到法院，但在聯邦“地方法院”和“上訴法庭”，她都敗訴。
哈里斯上訴到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又是以九比零一致通過，哈里斯的“性騷擾案”成立。女大法官奧康納在撰寫裁決書時，第一次做出這樣的解釋﹕即使性騷擾的行為沒有嚴重損害被騷擾者的精神心理，被騷擾者的訴訟仍然是可以成立的。即使性騷擾者，沒有因為被騷擾對象拒絕而打擊報復，這個騷擾案還是可以成立的。因為騷擾者的行為，已在工作場所造成了一種“敵對的工作環境”。
●性交換和敵對的工作環境
自1986年美國最高法院判了第一例性騷擾案件之後，所有的法院都開始認定，以“性”交換“利益”是性騷擾。例如，一個老闆告知或暗示他的雇員，她的去留、提升、加薪等等，都取決於她是否順從他的性要求，這就是典型的性騷擾。
1993年最高法院對性騷擾案的裁決，明確了造成“敵對的工作環境”也是一種性騷擾。這種騷擾並不是用解雇、不加薪等方式恐嚇，而是老闆對雇員，或上級對下級不斷進行“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性建議、性評論，使工作場所變成令被騷擾者“厭惡的環境”。
最高法院的這兩次對性騷擾的法律定義，為下級法院審理性騷擾案提供了明確的判案原則和事實界限。同時更鼓舞了那些被性騷擾折磨的人公開站出來，和那些騷擾者打官司，討回公道。
●騷擾了25個女侍的名廚
1991年，希爾指控托馬斯性騷擾時，美國“平等就業委員會”收到的性騷擾申訴是6,883件。到1997年，這種申訴案件上升到15,889件。等於5年內上升了一倍以上。
性騷擾案的增加不僅是被騷擾者在最高法院的裁決下，受到鼓舞，出來用法律手段保護自己，也說明性騷擾問題的嚴重程度。
今年4月，霍夫斯洛大學為紐約《每日新聞報》做的調查顯示，在紐約長島，21.4％的女性說她們工作時曾被性騷擾。在紐約皇后區，這個比例更高，達到23％。兩項加起來，等於每4個女性，就有一個人被性騷擾過。性騷擾的方式多種多樣，但“厭惡的環境”是非常普遍的。
例如，在長島的“格倫．奧克斯俱樂部”（Glen Oaks Club），它的餐廳廚房，就是一個典型的“敵對的工作環境”。有4名女侍已上法院告這家餐廳的大廚對她們性騷擾。
21歲的凱瑞．羅森（Keri Rosen）小姐是大學生，她業餘時間在這家俱樂部餐廳做侍從已4年，她說，大廚菲托斯總是問她的性生活怎麼樣，抓摸她，說低級下流的玩笑，還要求她口交。她向俱樂部主管反映了多次，毫無作用。因為菲托斯是個烹調技藝高超的名廚，公司不想因此解雇他。雖然這家俱樂部也有禁止性騷擾的規定，但從沒有認真實行過。
據羅森小姐和其他員工的交談得知，在這個俱樂部，被大廚菲托斯性騷擾的女侍多達25名。於是羅森和另外3名女侍在當地州法院起訴，告了大廚菲托斯性騷擾，和該俱樂部是“敵對的環境”，索賠兩千萬美元。此案正在審理之中。
●性騷擾賠償的天文數字
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站出來和騷擾者，以及所在公司打官司，那些發生了性騷擾、管理不善的公司輸了官司的報道，不斷出現在報紙上。
1994年9月1日，舊金山聯邦地方法院的12名陪審員裁決，要求著名的“貝克＆麥肯奇律師所”付給該律師所前女秘書威克斯715萬美元的性騷擾賠償費和懲罰金。其中五萬圓是精神損失費，其餘700萬是懲罰金。
《紐約時報》為此發表的社論說，700萬美元的懲罰金，這個龐大數字應該使那些公司的總裁們清醒了。
1997年6月4日，紐約布魯克林區法院的陪審員裁決，要求“曼哈頓福特汽車銷售公司”賠償該公司前顧客服務顧問麥金太爾（Mclntyre）女士660萬美元的性騷擾損失費和懲罰金。
35歲的麥金太爾在1994年提出訴訟，說她在這家汽車銷售公司工作時，她的上級主管和另一名員工不斷對她性騷擾，她的辦公桌上被刻上了性挑逗的話，那個員工還抓摸過她的喉嚨。
福特汽車公司賠償的660萬美元中，其中500萬是懲罰金，160萬是麥金太爾女士的各種補償費。
麥金太爾性騷擾案判決之後兩個月，另一家同類企業“三菱汽車公司”也被女工控告性騷擾。這次不是一個人告，而是29名女工一起告。這家總部在東京的日本汽車公司，今年六月和這些女工“庭外和解”，賠償了3,400萬美元。
●今年的兩起著名性騷擾案
今年，有兩起上了報紙的著名性騷擾案的判決。一件是紐約的一家房地產經紀人公司被17名工作人員告性騷擾。這些控告人說，上級主管總是在辦公室裡說黃色下流的話，要求和女工有性關係，許諾給好處。在公司的聚會上，主管還請來了脫衣女郎表演。
這家在長島、曼哈頓和花園城都有分支、員工達200多人的房地產公司，最後和這17名控告人“庭外和解”，付出了155萬美元的賠償費。這17名控告人中，有5名是黑人，還有一名是男性。
近年最大一筆性騷擾懲罰金是要求美國特快郵寄UPS公司付出的。今年2月12日，在審理“琳達．錢農對特快郵寄公司”的性騷擾一案時，陪審員裁決，郵寄公司需付8,000萬美元的懲罰費，和五十萬美元的性騷擾精神痛苦補償金。
22歲的琳達．錢農（Linda Channon）小姐在該公司工作時，受到一個男性卡車司機的不斷騷擾，有一次在兩人爭執中，那個司機用手戳了她的乳房。她向上級主管申訴後，卻遭到報復，被不斷調動工作，以避免和那個司機相遇。而有些工作根本不適合女性做。琳達說，“每一天我都被大聲斥喝，被貶損，被羞辱。在那個公司，對男人和女人，是兩個標準。”後來琳達辭職，並到法院遞了訴訟狀。“特快郵寄公司”對這個裁決正在上訴。
●主管和部屬約會就有麻煩
今年3月，美國有9,500多成員的公司人事部協會在首都華盛頓開會，研究如何防範性騷擾。人事部門對監督性騷擾問題很不情願，那些人事部的主任說，“這是讓我們做看家狗和警察，不是好差事。”這種差事的困難在於，無法分清部門主管和下屬的約會，是兩個人墬入情網，真心相愛，還是以性交換利益的性騷擾。也有的主管真的最後和那個和他約會的下屬結了婚，但也有很多反目為仇，下屬，多為女性，控告男主管是利用職權站她的便宜，是性騷擾。
為此，一些大公司做了更嚴厲的規定，不僅禁止抓摸，開性玩笑，還禁止和下屬談戀愛。有的公司甚至規定，不經對方同意，往女秘書辦公桌上放鮮花也不行。
這種主管和下屬的約會關係是最難處理的一種，但也最容易發生性騷擾糾紛。原因很簡單，一方是主管，有權，一方是屬下，沒有權。在這種權力不相同的兩者之間發生的性關係到底有多少是公平的，真實的，有時也真是說不清楚。但很多性騷擾專家都指出，這種關係是“不真實的”，權力的失衡扭曲了這種關係。因此，在芝加哥大學和密西根大學同時擔任法學教授的凱瑟琳．麥金農（Gatharine Mackinnon）在20年前就提出這樣的理論﹕性騷擾就是性歧視。在一個有權力的男人和一個沒有權的女人之間，沒有所謂“同意”的性關係。
●師生兩“性”情願是不“真實的”
這種權力失衡的性關係在大學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例如，《紐約時報》雜誌報道，耶魯大學一個32歲的教授和一個16歲的女學生有了戀情，發生了性關係。但後來兩個人鬧翻了，女學生指控那個教授性騷擾她，說她和教授上床是在他的壓力下，為了獲得好的分數。這個事件發生後，耶魯大學制定了新校規，規定教師不可以和所教的學生談戀愛，更不可以發生性關係。
為了防止這種師生間的性騷擾，哈佛大學，愛阿華大學，賓西法尼亞大學，維吉尼亞大學等幾十所著名學府，都採取耶魯大學那樣的嚴厲校規。
但也有人認為，這樣的校規不符合憲法。按照憲法，人們有性自由，教師有和學生戀愛、結婚的自由。但1988年對美西一所大學800名教師進行的調查發現，他們中有25％承認和學生有過床上關係，許多人還不止一次。
●女人騷擾男人
九十年代初，美國暢銷小說家邁可．克里斯頓（Michael Crichton）寫了一本名為《揭露》（Disclosure）的暢銷書，內容是一個公司男職員被女主管性騷擾。這本書後來又拍成了電影，還相當叫座。因為人們經常聽到的都是男人利用權勢騷擾女性，現在反過來了，女的騷擾男的，當然覺得新鮮。
但這部小說也不全是瞎編胡扯，現實中確實也存在女經理、女主管性騷擾男職員的事。據專家統計，在美國的性騷擾案件中，11％是女主管對男職員性騷擾。這更證明瞭最高法院在裁決性騷擾案時的定論，性騷擾不是男人對女人，而是有權力的一方利用權力要占無權者的便宜。
今年4月5日的紐約《每日新聞報》報道，45歲的公寓管理公司的部門經理路易斯（Louis）說，他在兩年前剛到這個公司工作幾個月，他的上級女主管就邀請他一塊晚宴，之後又邀請他到她的公寓，對他調情地摸摸抓抓。他當時告訴她。“這樣把公私攪到一起不合適。”後來那個女主管還是糾纏他，他向公司總部做了申訴，公司沒有把這當一回事兒。而那個女主管從此和他反目為仇，處處刁難他，直到一年後她從公司調走。
路易斯對這件事很感嘆，他說，“這事很滑稽，當你不在這個位置時，就不知道是什麼滋味，可想而知那些遭到性騷擾的女性是怎麼渡過的。”
1993年5月20日，洛杉磯法院在審理一個男職員告女主管性騷擾的案子時，陪審員裁決，那個女主管的公司要賠償那個男職員100萬美元。
33歲的男職員薩比諾．古鐵雷茲（Sabino Gutierrez）說，他在公司上班六年來，一直受到他的頂頭上司女主管瑪麗亞．馬丁內茲的性騷擾。由10名女人和兩名男人組成的陪審團，一致裁決這個性騷擾案成立，並判決那家公司要賠償100萬。
據美國“平等就業委員會”的統計，在1992年的10,557件性騷擾申訴中，有968件是男性控告女主管性騷擾。
●同性也騷擾
不僅性騷擾發生在女主管對男職員，性騷擾也發生在同性之間。今年3月4日，美國最高法院首次裁決了一個男子控告另一個男子性騷擾的案例。
9名大法官在九票對零票的裁決中認為，他們考慮的不是騷擾者和被騷擾者的性別，而是騷擾行為本身是不是存在。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同性戀權利項目的主任馬特．科爾斯說﹕最高法院的資訊是，“不管男人，還是女人，不管是同性戀者，還是非同性戀者，都不可以在工作場所受到性騷擾。”
●性﹕騷擾世界各地
性騷擾案例在美國這樣多，並不等於性騷擾在美國最嚴重，而是美國比較重視這個問題。和美國相比，其他國家的性騷擾問題同樣嚴重，但民眾重視的程度，立法限制的程度，都沒有達到美國這樣。
例如，在俄國，性騷擾問題相當嚴重。1994年4月17日，《紐約時報》記者從莫斯科發回一篇關於俄國性騷擾的專題報道，報道說，在莫斯科的招工廣告上每天都可以看到這樣的文字﹕要有電腦技術，能打英文和德文，18歲到25歲之間，身材苗條，長髮。經面試挑選。
俄國各大公司雇用女職員，年輕、性感也成了選擇標準。有的公司在征招女秘書的廣告上直接寫著，“性格開放”。在莫斯科，每一個俄國人都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有的乾脆要求應征者是單身，還要有修長的腿和金髮。
女秘書在辦公室裡被抓摸是常事，或者被叫到旅館房間“討論”她的長薪問題，拒絕老闆的性要求就可能被解雇。
35歲的女醫生姍仕拉耶娃說，她的頂頭上司，62歲的主任醫師總是抓摸她，要和她上床。她不幹，就要被解雇。這個主任醫師已解雇過兩個女護士，因為她們拒絕了他的性要求。在這家醫院，就像整個俄國一樣，沒有誰認為這是個什麼大不了的事。姍仕拉耶娃說，“不幸的是，在這裡，連丈夫們也認為這樣的行為是正常的。”
“莫斯科婦女銀行”不僅做金融，還給夜總會介紹女郎。該銀行副主任烏達洛娃說，在她的銀行裡，性騷擾和性歧視根本不算是問題。銀行老闆安德洛科更直率﹕“如果一個給我工作的女人結婚了，我就解雇她。”
●日本男人的最新“愛好”
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日本，性騷擾同樣嚴重。今年3月12日日本發表的一項調查顯示，在政府機關裡，17％的女公務員曾被上司要求發生性關係，其中6.2％曾被強姦，或性侵犯。
去年四月二日《紐約時報》駐日本記者紀思道從東京發回的報道說，在地鐵裡抓摸女孩子在日本是平常事。69％的女中學生說，她們在地鐵裡被性騷擾過。
該報道介紹說，日本男人的最新“愛好”是找女中學生上床，一小時150美元。妓院為招攬顧客，就把春房裝飾得像中學課堂，年輕的妓女穿上中學校服，打扮成小中學生的樣子，擠出一臉天真，來滿足嫖客。
日本的法律是，男人和12歲以上的女孩有性關係是合法的。一項調查顯示，東京的高中生中，有25％的女學生參加了“黃色電話服務俱樂部”，在電話中給男性提供“性服務”。其中4％承認她們和男人上床換取報酬。
●中國﹕性騷擾司空見慣
在中國大陸，隨著經濟發展，私人企業興起，公司女秘書幾乎成了總經理情婦的代名詞。經理招女秘書，都要求年輕、漂亮、單身，還要“思想開放”。和俄國招工廣告上的“性格開放”異曲同工。這樣的“秘書”被大陸人稱為“小蜜”，即像小蜜蜂一樣繞著經理轉，和經理的關係親親“蜜蜜”。
那些拒絕經理性要求的女秘書或女職員，不是被解雇，就是遭到經理白眼，沒有提升長薪的機會。有的根本就不會被雇用，找工作到處踫壁。
性騷擾像在俄國一樣，在中國大陸也沒有得到重視，沒人把它當做大不了的事。性開放已成為中國的一個潮流，變成一種時髦。據對上海五千名大學生的一項抽樣調查，“贊成婚外性行為的男大學生超過50％，女大學生為45％。”
●泰國、中東﹕完全擁有，不需“騷擾”
在泰國，性騷擾更不是問題，因為泰國過去的傳統是三妻六妾，等於合理合法地在家裡對一群女人隨心所欲地“騷擾”。連政府官員有情婦也被視為正常，根本都用不上去“騷擾”，乾脆直接擁有。
泰國剛下臺不久的總理昭華立，去年向媒體公開承認，他擁有3個妻子。在中東的穆斯林國家，法律規定一個男子可以有4個妻子，但女人在公眾場合卻不許露臉，必須帶面罩。這些國家連“性騷擾”這個詞都很陌生，因為當女人已成為男人的囊中之物，盡情取用，也就不需要麻麻煩煩地去騷擾了。
●牆裡開“性”牆外香
正因為性騷擾在其他國家不是很受到重視，因此這些國家對克林頓和萊文斯基性醜聞的反應，和美國很不一樣。他們認為美國人小題大做，或者是無事生非。
泰國政壇的男性歡迎陷入性醜聞的克林頓去泰國避難。女性則認為這件性醜聞在泰國不會造成如此的爭議。
多次擔任副總理的泰國公民黨主席沙馬克說，婚外情在泰國司空見慣，如果政界人士用這種事攻擊對手，一定會遭到眾口譴責。
泰國政府副發言人更表示，只要是“偉大領袖”，往往都精力過人，女人成群。如成吉思汗，拿破侖，毛澤東等，都是例子。在泰國政界，婚外情是尋常之事，因為如果有這種傳聞，足以證明這位政客一定會是“偉大領袖”，可以跟隨。
在俄國，面對他們自己的總統葉爾欽體弱多病、總做手術的衰老樣子，俄國人聽到克林頓和21歲的女孩子有性事，反而崇拜克林頓的活力，羨慕美國人有一個性欲旺盛、健康強壯的領袖。
莫斯科的政治分析家舍根．馬科夫在電視上說，“這裡的人也許覺得白宮有些事不對勁兒，但另一方面，人們認為他（克林頓）是一個真正的男人。俄國人認為，這才是應該領導國家的人。”
莫斯科的俄國外交科學學院教授烏拉迪蘭．斯洛特林在談到克林頓的性醜聞時，批評美國的女權主義和“政治正確”。他說，“現在有個東西叫‘性騷擾’﹕你看了一個女人一眼，就得必須和她結婚。這像17世紀的俄國鄉村。”這位教授認為對克林頓的性指控是政治陰謀，“在美國，過去暗殺領導人用手槍，現在殺領導人用‘性騷擾’。”
●歐洲為克林頓“喊冤叫屈”
德國《法蘭克福匯報》的社論說，“中東問題，波士尼亞問題或者亞洲問題，都需要美國，和一個受人尊敬的美國總統去解決。一個被全球嘲笑的總統幾乎沒有能力去推動任何事。所有指控克林頓的人，必須迅速拿出證據，否則閉嘴。”
義大利的評論家埃尼歐．卡萊托在《米蘭日報》上說，“把克林頓和尼克森兩件醜聞相提並論是不可寬恕的錯誤。尼克森的醜聞比克林頓的嚴重很多很多，克林頓不應被評斷為政壇和性壇的麥克．泰森（因強姦坐過牢的美國拳擊手）。”
在英國，小報大報頭版都是克林頓和萊文斯基。美國的報紙稱這種性醜聞一直是英國小報，包括一些嚴肅報紙的“每天的麵包”。婚外情是英國政治的傳統，19世紀晚期的英國13任首相，11個有情婦。英國外相拉賓．庫克正和妻子辦分居，因為他和女秘書瑪格麗特有了情事。
在歐洲，對克林頓最同情、對美國人如此看重別人的性事最憤怒的是法國人。法國《探索日報》的社論激憤地說﹕“想知道一個人的所有事，從根本上來說，是極權主義的做法，是純粹的暴政。這種做法，有時候給美麗的美國民主塗上了不幸的警察國家的形象。”
法國公眾意見研究所於一月底對400名法國女性所做的調查顯示，83％的人同情克林頓，而不是他的指控者。
●“八年才有三個女人，不是好情人”
1998年2月1日，《紐約時報》刊登出該報記者在紐約採訪的一些法國遊客對克林頓性傳聞的看法。
在曼哈頓“蘇活畫廊區”的法國餐館用餐的37歲的法國遊客弗蘭科伊斯．勞德說﹕“我的上帝，是的，我被震驚，在8年中，僅僅有三個女人？他還是總統？他顯然不是個好情人。”
餐館的侍從麥克．賴納特在旁邊應聲附和這位顧客說﹕“她是女人，他是男人，就這麼回事兒。我認為，因為他有性事就不要他當總統，這不是逗樂子，就是瘋了。這又不是和動物有了性事。”
另一個法國遊客說，“這是好消息，證明他不是同性戀。”“對我來說，這不成問題，僅僅對他妻子才是個問題。”
●性交換是典型的性騷擾
雖然克林頓的性騷擾問題，歐洲人覺得沒什麼大不了，但在美國受到重視，被廣泛討論。一般研究性騷擾的專家都認為，性騷擾的典型案例是用權力脅迫對方提供性服務，或者叫性交換。這種交換是多種多樣的，表現的形式也是十分隱晦的。
例如，克林頓和原阿肯色州女歌手珍妮佛．佛勞爾斯的性關係，和萊文斯基的性關係，都有性騷擾的成份﹕
第一，克林頓是個有權勢的人，後者沒有權力。這種性關係本身就不是平等下的產物。女權主義者洛莉亞．斯泰納姆說克林頓和這些女人的關係是“借車”，是對方同意的，但“對方”是清楚的，同意之後會得到好處。
第二，有了性關係之後，女方都獲得了好處。例如，和克林頓有多年性關係的佛勞爾斯，後來演唱生涯每況愈下，沒有了工作。她向克林頓州長求援，結果被安排到州政府工作。佛勞爾斯得到的這個政府工作，原來是在政府幹過多年的資深雇員查萊特．佩里做的，她是有三個孩子的母親，因為佛勞爾斯要這個工作，她被解雇了。她曾到州裡的“就業訴訟委員會”申訴，該委員會經過審理，認為佩里不該被解雇，佛勞爾斯得到這個位置是不合適的。但克林頓的密友丹．巴尼斯是“重新審核委員會”的主任，他否決了“就業訴訟委員會”的決定，硬是把那個位置給了佛勞爾斯。
萊文斯基也是兩相情願和克林頓有性關係，但萊文斯基也得到了好處。她在白宮實習結束，就被白宮方面推薦到國防部工作，起薪就是三萬多。而一般一個大學畢業生想到國防部工作，難上加難，而且薪水也不會那麼高。後來萊文斯基離開了國防部，又是克林頓的密友喬登出面為她在紐約找了一個年薪四萬的大公司“公共關係”行政主任的位置。這也是她和克林頓的性關係中不言而喻的“性交換”。斯泰納姆把這說成是“借車”，兩相情願，等於熟視無賭兩個人地位的不平等，和後面這些交換關係。
性騷擾問題越來越被重視，說明一個社會對女性權利的重視，對女性地位的尊重。同時也說明，人類在“性”活動中，越來越趨向於減少附加的交換因素，使人的性活動，更純粹，更有人性。
（載美國《世界日報》周刊1998年9月13日）
1998-09-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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