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棺論定鄧小平

曹長青

皇帝的駕崩,總是標志著一個朝代的終結。鄧小平,這個被世人公認的中國最後一個皇帝的死亡,不僅意味著共產主義在中國走到盡頭,也標誌著中國幾千年皇朝制度的結束。

中國人向來有蓋棺論定之說。雖然中共操縱下的媒體對鄧一片讚揚聲,美國的一些“中國問題專家”和政客也對鄧多是歌功頌德,但都改變不了鄧小平作為獨裁者的本質真實——

●指揮迫害知識份子

第一,大獨裁者毛澤東在中國建立邪惡的共產帝國,無論是暴力打江山,還是後來專制統治,都有鄧小平的輔助。很多血腥的細節,都有鄧小平的直接參與。毛澤東迫害知識份子的“反右”運動,就是由鄧小平親手指揮的。這就是為什麼鄧小平執政時,拒不為“反右”運動平反認錯,堅持“反右”是對的,只是不該“擴大化”。當年50多萬被打成“右派”的人,後來除了幾個人沒有“平反”外,其余的全部都得到昭雪。怎麼可能有這樣的邏輯﹕為了打倒幾個右派,“擴大化”到了50多萬?

●毛的幫凶

鄧小平作為毛澤東的主要同伙和幫凶,對中共的很多罪惡,都有不可饒恕的罪責。例如,據北京朝花出版社1993年出版隨後就被當局查禁的《中國“左”禍》一書的統計數字,“在中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因饑餓和被迫害至死的人數為五千萬。”《華盛頓郵報》記者薩澤藍(D.Southerland)在該報1994年7月17日發表的長篇調查報告“毛時代的大眾死亡”中,根據各方面調查研究的數字推算出,自中共1949年建政後,因饑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中國人可能有八千萬或更多。鄧小平作為中共高層主要決策者之一,和毛澤東路線的積極貫徹者,對這些大眾死亡都負有責任。

●制度性的腐敗

第二,鄧小平直接指揮了所有殘殺西藏人民的鎮壓活動。據鄧榕寫的《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透露,鄧小平指揮的中共“第二野戰軍”在1950年進軍西藏時“消滅了5700名藏人”。在1975年下令軍隊武力鎮壓雲南穆斯林的反抗。

而五十年代初期在西藏提前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也是鄧小平說服毛澤東發動的,後來毛承認在這個問題上,他是“右派”,鄧是“左派”。“社會主義改造”激發整個西藏人民起義,鄧小平又親自指揮鎮壓,據中共文件披露,有“八萬七千名藏人被消滅”。

1989年春,鄧小平又下令對拉薩的和平游行藏民進行武力鎮壓。據當時在場的《北京青年報》記者唐達獻後來在海外發表的調查報告,有400多藏民在那次鎮壓中被“解放軍”槍殺。

第三,鄧小平拒絕政治改革,是導致中國大陸貪污腐敗、社會嚴重不公的主要原因。在沒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監督,沒有真正法制的制約下的單項的經濟開放,給了各級中共官員貪污腐敗最有利的條件。據中共最高法院院長任建新最近的報告,1996年中共高級干部經濟犯罪率比上一年上升了10%,達到2600多件。尤其是高幹子女,利用老子的特權(或與老子合伙分贓)牟取暴利的活動更為嚴重。鄧小平的長子鄧樸方曾組織過龐大的“康華實業公司”,結果“康華”很快成為中國官倒腐敗的同義詞。鄧小平的二兒子鄧質方在上海和大連經營當今大陸最賺錢的房地產生意,同時還擁有香港“高迪”、“開達”等三家上市公司的50%的股份。鄧小平的女婿賀平(鄧榕的丈夫),則是中國大陸最大的軍火公司之一保利科技有限公司的總經理。據美國媒體報道,賀平與沙特阿拉伯做的一筆導彈生意,賀平公司獲利15億美元,賀平個人得到500萬美元。對子女利用特權牟利。鄧小平並非不知情。

●殺人禍首

第四,鄧小平導致“六四”屠殺。各方面資料顯示,“六四”屠殺是鄧小平一手組織並親自下令的。八九民運發生不久。鄧小平就離開京城,到南方各大軍區找軍頭“談話”,部署軍隊進京,以武力鎮壓平民。“六四”屠殺後,鄧小平親自接見並表彰那些殺人有功的“解放軍”,以示殺人有理。據各方面的數據保守地估計,“六四”之夜,僅在北京,就有約一千學生和市民被“解放軍”槍殺。

第五,鄧小平建立皇權帝國。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使自己成為沒有頭銜的皇帝。他步毛澤東後塵,親手選定了兩個接班人,又隨心所欲,親手搞掉。完全像過去的皇帝一樣,想怎麼樣,就怎麼樣,他的嘴就是法律,他的話就是政策。在黨內實行皇權統治,在社會上則實行白色恐怖。魏京生批評了幾句鄧小平,就被抓進黑牢關了14年半,後來又被判刑14年。在中國大陸,幾乎所有敢於批評鄧小平和共產黨的異議人士,都被投進監獄。鄧小平以制造恐懼來維持專制統治。每幾年,就要開展一次“嚴打”,抓一批,殺一批。據國際大赦組織的統計資料,中國大陸人口佔全球五分之一,但處決的人數佔全球的五分之三強。全球處決的人,一半以上是中國人。

●“鬆綁”保黨

對於鄧小平專制的這些惡行,那些為他評功擺好的“中國問題專家”們總要強調鄧小平是中國經濟改革的“設計師”,使中國人終於吃飽穿暖。但“市場經濟”在西方已實行了幾百年,怎麼成了鄧小平的發明和設計?

鄧小平實行經濟開放改革,主要出發點是為了保住共產黨的權力。《鄧小平文選》記載,鄧不止一次強調,不把經濟搞上去,中共就會像前蘇聯和東歐共產黨那樣垮臺。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在經濟改革中得到提高,只是鄧小平為了保住共產黨一黨統治的政策的一個副產品和客觀效果。

中共官方的媒體說,鄧的改革是給中國人“鬆綁”。所謂“鬆綁”,就是說,原來毛澤東把中國人從頭到腳捆綁得結結實實,鄧小平只是把繩子鬆了幾扣,但實際上仍然是在綁著。但就這樣僅僅鬆了幾扣,中國人就迸發出強大的經濟活力。問題的關鍵在於,如果完全鬆綁,或者壓根就沒有繩索捆著,中國人早就會自己發財致富,根本用不著鄧小平來“設計”和告訴。看看共產黨控制之外的香港、臺灣和其他地區的中國人創造的經濟奇跡,就可想而知。香港和臺灣的經濟繁榮是誰設計的?是沒有共產黨統治的中國人自己。

●拒絕皇帝

那種沒有鄧小平的“設計”,中國人就不會有今天的經濟成就的思路,實質上仍然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翻版。好像沒有鄧小平的“鬆綁”,中國人連吃飽穿暖的欲望和發財致富的能力統統都沒有一樣。那種鄧小平設計了中國今天的經濟發展的說法,實質上是對中國人的智力和能力的蔑視。

全世界不論哪國人,哪個種族,都有佔有私有財產、發展經濟的欲望和基本能力。西方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理論就是建立在這個認識之上的。因此,對鄧小平為了保住共產黨的權力而不得不給中國人鬆了一些綁,人們不僅不應該感激涕零,反而應該譴責和起來反抗他的專制統治。

至於說鄧小平畢竟不像毛澤東那樣殘暴和胡作非為,就可以給予較高評價,那麼列寧比斯大林要溫和,是不是列寧就不是獨裁者?毛澤東也沒有像希特勒那樣用毒氣室整批整批地殺人,是不是人們對此也要感激?

●現代慈禧

即使鄧小平為了保黨的目的而進行改革,也不是鄧小平的“發明”。大清王朝晚年,慈禧太后為了挽救清王朝的專制統治,在政治、思想、軍事、教育和經濟上也曾進行了各種改革。在改革的廣度和深度上,都超過鄧小平。但今人評價慈禧,仍然認定她是一個獨裁者。中國歷史上更出名的皇帝秦始皇,在統一疆土和度量衡等各個方面,都推動了中國的進步,但他在今人眼中,仍是一個暴君。

再看中國的鄰居南韓,她是亞洲經濟騰飛的“四小龍”之一。但她的經濟奇跡並不是在現任總統金泳三領導下獲得的,而是現為階下囚的南韓前兩任總統全斗煥和盧泰愚執政內產生的。全斗煥和盧泰愚使韓國取得了經濟騰飛,也導致屠殺了288名平民的“光州事件”。南韓人民並沒有因為韓國的經濟成就,就評價全斗煥和盧泰愚“功大於過”,而是以光州屠殺的凶手,把這兩個前總統逮捕法辦,最後判處死刑。南韓最高法院考慮到他倆對國家經濟發展有過貢獻,才決定減刑為“緩期執行”,這說明他們仍是罪犯。

將來中國人有了自由和民主,下令屠殺了超過南韓“光州事件”被害人數三倍多的“六四”元凶鄧小平,一定會受到人民的審判。他充其量是個“放大了”的全斗煥和盧泰愚。

●“中國不通”

鄧小平死後,美國的很多“中國問題專家”和“漢學家”紛紛撰文或上電視歌頌鄧小平,這再一次展示了這些“專家們”在中國問題上的淺薄和對共產邪惡的無知。美國有幾千名“蘇聯問題專家”,但對蘇共帝國當年在三天中垮臺,沒有一個人發出預測。而1500多名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和“漢學家”,對北京會發生“六四”大屠殺,也全部是事後大吃一驚。被譽為“中國問題專家”中的“專家”的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在“六四”槍響後說“中國問題像個無底洞,真是高深莫測。”隨後寫了他的最後一本著作《中國新史》,修正了他以前對共產黨的很多天真、愚昧的看法。取名“新史”,即是對他以前舊觀點的一個醒悟和更新。

●天生奴性

這些“中國通”所以常常“不通”,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恐怕是他們沒有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過,對共產邪惡給人造成的痛苦缺乏親身感受和細節的體驗。同時他們多是依據共產黨的宣傳媒體傳播的信息做研究,還往往帶著西方人的天真浪漫情懷。當然,也有一些人和美國的政客一樣,是隔洋邀寵,借機諂媚北京政權,想獲得中共權貴給他們“紅地毯”款待。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很多“中國問題專家”根本看不懂中國方塊字,漢語水平極差。研究一國的政治文化,卻不懂那個國家的語言,研究結果可想而知。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中國通”還情有可原。但不可原諒的是那些中國話說得地地道道,方塊字看得明明白白的中國學者,尤其是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人。他們親身受過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很多人本人或他們的親屬都受過迫害,他們比美國人更了解鄧小平是“六四”屠殺的決策者,他們清楚地知道鄧小平一直到咽氣都實行皇權獨裁統治,他們還要歌頌鄧小平,如果是由於愚昧,則愚昧得令人憤怒。如果是為了某種利益,則是天生的奴才。正是這種對皇帝的簇擁和諂媚,才使中共至今苟活,使鄧小平死前沒有受到人民的審判。獨裁者能心安理得地壽終正寢,還受到海內外華人的讚譽,這是這個民族的永遠恥辱。

●民運的悲哀

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一些“民運精英”竟發表談話和文章,向鄧小平表示敬意。持不同政見者向獨裁者“示好”,如同“火雞”歌頌“感恩節”,這個世界簡直沒了邏輯和是非。曾任海外最大的民運組織之一“中國民聯”主席的于大海,在《世界日報》周刊(三月九日)撰文,對鄧小平的死亡表示“悼念和追思”,還要“若有所失,唏噓不已”,感激涕零鄧小平給了他上大學和出國留學的機會。一個原民運組織的領導者,現在還擔任從臺灣當局獲得經費的民運刊物《北京之春》的社長,竟去追思和悼念獨裁者和“六四”屠殺的下令者,認識之低令人吃驚。由此可見海外民運為什麼不見起色,民運組織的領導者連共產黨和獨裁者的邪惡本質這些常識性的問題都不清楚,民運的前景可想而知。而且說沒有鄧小平包括于大海在內的很多留學生就不能來到海外求學也完全是共產黨的邏輯。中國人在大清王朝時就有很多人出國留學,是不是要感激慈禧呢?鄧小平16歲就能去法國留學又要感激誰呢?很淺顯的道理,如果沒有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中國是個民主自由的國家,中國人不但早就可以自由出國,而且很多中國人也不需要到海外艱難謀生。鄧小平作為共產黨的最主要領導者之一,至死還頑固地堅持讓中國人民受盡苦難的“共產黨的領導”,中國人憑什麼要感激他?

●願獨裁者早死

鄧小平的死亡,使很多“中國問題專家”再次有機會展示他們的“中國不通”,也給準備在香港為鄧小平推輪椅的熊介之類留下了永遠的遺憾。但對追求自由的中國人來說,在奮鬥的路上則少了一塊巨大的絆腳石。願天下的獨裁者,卡斯特羅、金正日、薩達姆之類,死得越快越好,死得越多越好。

(載美國《世界日報》周刊1997年4月20日)

1997-04-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