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尊嚴地回家 |
曹長青 |
轟轟烈烈的八九民運距今已近五年了，很多當年曾慷慨激昂參加過抗議中共屠殺的海外中國學生學者，面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以及離家多年的思念之苦，現在考慮回家鄉探視，以及怎樣回去。旅居普林斯頓的一批六四後逃離大陸的學生學者還為此專門開了“笑著回家”的會議。
無論是因為思念家人，還是要辦廠經商，回國都是一個公民不可剝奪的基本權利。但是，我認為回家的條件，既不是笑著回家，也不是哭著回家，而應該是有尊嚴地回家。但遺憾的是，最近一些學生學者回家的方式，卻為人們有尊嚴地回家製造了障礙。
●向暴政下跪
較早回國的是前《人民日報》編輯徐剛。這位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是六四逃離中國大陸後向法國政府申請政治避難獲準的。該年底，徐剛以“民運精英”的身分與一批民運人士一起訪問了台灣，受到相當的禮遇與關照，他的照片和訪問記也在當地媒體上幾次刊出。
後來，他悄悄地回國了。
去年九月，當韓東方回國被拒後，中共公安部發言人回答記者提問時說，韓東方要回國可以，但要按照徐剛等三人的“悔改模式”。徐剛怎樣悔改的，外人並不得知。但地處北京、消息並不閉塞的徐剛至今並沒否認中共官方這種說法。
徐剛回國後，迅速在《人民文學》雜志（1993年2月號）發表了一篇題為《夢巴黎》的報告文學。徐剛在法國獲庇護後，不僅獲得了自由，而且法國政府還按中國異議人士身分給了他經濟補助。但他回到北京的寓所，卻把洋溢著自由精神的法蘭西首都巴黎描繪成一個充滿乞丐、醉鬼、妓女和罪惡的黑暗世界，在那裏生活的中國人，都過著只為賺錢、受人歧視的卑賤生活。作者在文中還自問自答說，“中國人到法國來幹什麼？”“他們有病，吃錯了藥！”
這篇報告文學是頗能蒙騙中國國內的讀者的，因為通篇是作者親身所見所聞，文中有大段作者在巴黎街頭聽到的妓女與警察的辯論調侃，醉鬼之間的污言穢語和對法國當局的嘲罵。但在法國瞭解徐剛的人都驚訝，並不懂法語的徐剛何以能聽懂那些複雜的街頭俚語呢？
這篇報告文學中大量的編造之處已遭釵h留法學人撰文斥責。但中共有關方面相當重視這篇作品，據瞭解內情、現居海外的學者劉再復披露，《人民文學》竟臨時抽掉主編劉白羽的小說為徐剛讓路。
徐剛這個以文為生的人，赤裸而毫無羞恥地以文向那個他曾唾棄的、屠殺平民的政府跪下了，於是得到了從褲襠下鑽回國的獎賞。他“悔改”得確實很漂亮。
但他這種以碾碎自己的人格、尊嚴為代價的回國，要不要成為民運人士、海外學人回國的榜樣、模式？
●用尊嚴交換通行證
中共公安部發言人說的另兩人為在美國創辦過抗議六四屠殺的“六四之聲電台”負責人和曾參加過民陣成立大會、並參與撰寫過民陣宣言的原《人民日報》一位編輯。他們對中共這種說法的反應與徐剛的沉默不同，都很動感情地分別對報界表示，他們不曾“悔過”。但同時也承認，在回國前，曾主動與中共駐美領館聯系過，解釋自己目前與民運組織沒有關係，回國純為探親訪友，投資做生意。僅僅做了一點解釋，中共為什麼就認為是悔過了呢？雙方對此問題的認識差距怎麼這麼大？
問題不是出在解釋的內容上，而是這種解釋的對象與表白行動本身。一個曾較深地涉入過海外民運的學生或學者，如果向捐款支持民主運動的海外華人表白，因為民運組織之間的內鬥，或捐款用途不當等等原因，我退出民運組織，目前與民運組織沒有關係，恐怕不會引起什麼歧議。但是他要向曾抗議過的中共專制政權在海外的代表機構——中共領館主動地去表白、去澄清、去說軟話，那就是另外一會事了。它的全部意義在在，你承認這個政權的權威性，在它面前低下頭來。這就是為什麼中共認為這是一種“悔過”。
向中共否認自己是民運人士本身，實際上是在否定自己參加民主運動的行為，同時，也等於否定了參加民主運動的正義性和合法性。
當然，或野L們在心裏仍唾棄中共政權，支持中國民主運動，只因回家心切而表面上“匯報”。但是，作為知識分子，是否可以用人的尊嚴廉價地交換一張回國的通行證？四十年來，成千上萬的中國人用撕得粉碎的尊嚴拼貼出了數不盡的“思想匯報”，那份屈辱還沒有受夠嗎？
中國公民持有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從海外返回自己的家園，是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沒有規定要事先請示領館，先做些說明、解釋、表白。為什麼要開這種先例？難道今天我們在海外還要不顧自尊地向中共做完“思想匯報”才能過海關嗎？
●站著死與跪著生
曾擔任海外最大的民運組織之一的“民主中國陣線”的理事，民陣、民聯合並會議還報名競選理事的一位作家去年九月回國的方式“更高級”。他不是找中共駐外使館，而是通過他的好朋友戴晴與中共高層穿針引線，“打點”安排，直接寫信給中共公安部長陶駟駒，澄清、表白自己已與民運組織沒有關係。在進關時，雖遭公安人員留下問話，但有驚無險，畢竟經核查，他的信已由戴晴轉交到了陶駟駒的辦公桌上。
這些表白的人，有的長期享用過民運的捐款生活，有的在民運新聞上不斷有大名出現，有的以民運人士訪問台灣，得到關照與禮遇。如果這些人都與民運沒有關係，那麼什麼人與民運有關係呢？
也釵酗H認為，這樣做也沒什麼，只不過為了回國，說點軟話，做點表白。但是這種中國人習慣並麻木的用尊嚴交換利益的行為必須停止了！尤其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們，還要等到什麼時候才開始塑造那從未站起過的尊嚴呢？
六四事件時，一些知識份子被逮捕，有些人寫了悔過書。在那種高壓摧殘下屈辱地低頭悔過，人們感到有情可原，可以諒解。但人們對那些在同樣的條件下，不屈服，不認罪，不悔過的人，給予更高的崇敬。象被關押過十幾年的魏京生、徐文立、劉青等。
中國早有古語，“寧可站著死，絕不跪著生”。今天，生活在海外的自由世界，既沒有“站”在中共的監獄中遭精神與肉體的摧殘有要死的危險，更沒有不給中共領館下跪就無法生存的悲慘，為什麼要主動地放棄自己的尊嚴？
無論是回大陸經商投資，探親訪友或僅僅為了“風光”一番，都應該抬著頭、理直氣壯地回去。如果那個政府象對待韓東方一樣無理地阻擋它的公民回國的話，中國的知識分子是譴責唾棄這麼蠻橫無理的政府，還是向它妥協？可不可以用人類最寶貴的尊嚴去和這樣的政府交換一紙這麼廉價的入境卡？
●不能炫耀恥辱
當中共當局宣稱按某某“悔改模式”辦時，有的當事人對中共如此說辭非常憤怒。這說明他還有尊嚴感，他在內心深處也認為如果“悔改”是不光彩的，有失知識分子的尊嚴。但有人通過給中共權貴寫信的方式回國，出來後還津津有味地將這一過程合理化（見香港《九十年代》1993年11月號：“一個民運‘邊緣人’回國的待遇”），並委屈：我都低頭了他們還找我麻煩。他還沒認識到寫信本身的恥辱。
如果是用給中共高層寫信表白自己不是民運人士的方式得以進大陸，這種方式被認為是合理而不被指責的話，那不等於承認中共的蠻橫無理也是合法的了嗎？這種與中共背後交易的的回國行為，不就成了並不恥辱，而是值得炫耀、並成為參加過民主運動的學人爭取回國時效仿的榜樣了嗎？那麼，這個世界上還有沒有行為準則、道德標準？還有沒有值得尊崇的精神價值、人格尊嚴？
也釵酗H僥倖和中共偷偷做的交易沒人知道。這裡且不從道義上評價，僅就這個行為本身而言，其一，你能保證中共會永遠保密嗎？中共最大的特點是“無信”。它公佈徐剛等三人的悔改模式已再次證明這種無信；其二，即使中共保密，你能保證這個政權永存不垮嗎？共產東德崩潰，公佈出的秘密檔案使很多學者無法面對自己有過的無恥而自殺；其三，即使這些都不會發生，如果你想做一個人，能不為這心靈中曾有過的恥辱而難受嗎？
●靈魂無法再站立
也釵酗H會說，他們這些表白並不是真心的，是唬弄中共，為蒙混過關而已。中共當局對這一點也是清楚的。他們知道，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不靈了的今天，很多人的悔過、檢查並非出於真心。但為什麼中共至今還堅持這樣做呢？因為他們要這種形式。即使你不是出於真心，你只要在他們面前把共產黨的語言重復一遍，就等於承認了他們的權威性，在這種權力面前低頭了。中共要的就是你們得在我面前當孫子，不管你心中服不服。
這也就是為什麼，六四屠殺之後中共明知道成千上萬的北京市民內心深處不認同他們，但仍逼迫人們寫檢查，寫認識，讓你重復黨報的語言。因為你這樣做了之後，你的尊嚴也就隨之抵押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有的民運人士入境後，在向公安人員說軟話，以圖“蒙混”時，中共要錄像、錄音。他們就是要把你“精神下跪”的全過程錄制下來，讓你有在這個政權的褲襠下鑽過的記錄，使你的靈魂再無法高貴，以後再不能理直氣壯地向中共暴政挑戰。
而人類最寶貴的精神恰恰是這種挑戰，這種說“No”的尊嚴。近讀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的《採訪歷史》一書，這位蔑視權貴、厭惡權力的世界知名記者寫道，她看到過的人類最美麗的景觀是在希臘的一個山坡上，上面刻著三個希臘字母，意思是“No”。它是在納粹法西斯佔領期間，人們偷偷刻在山坡上的。納粹的上校們幾次用白灰將字母塗抹掉，但很快，隨著雨水和陽光，這三個字母又清晰地顯現出來。她深為贊美地感嘆道，三十年過去了，這三個字母仍在那裏倔強地、不可磨滅地存在著，體現著人類不屈服於強權、暴力和摧殘的尊嚴。
●破壞人類行為準則
古人說，“知恥近乎勇”。人人都有可能做出不怎麼尊嚴的事。但是如果做過不尊嚴的事後感到內心有楚A每有自責，仍不失為一種“勇”。例如，一個人在大街上看到流氓污辱女性，出於某種理由他不見義勇為，溜之大吉。事發之後，他認為自己這樣做是怯懦，說明他在遵循人類共同的道德價值。但是，如果這個人認為這樣做並不錯，把自己的行為合理化，那就是在破壞人們建立以久的行為準則。那就屬於“不知恥”。而中國整個社會的不知恥，就是從知識分子開始的。在中共統治下，知識分子們曾有過種種醜不忍睹的行為。但後來他們總是能把自己的醜陋行為合理化找出解釋的理由。一位六四後被關押過，後來到美國做了訪問學者的知識分子曾寫過悔過書，當人問及時，他竟理直氣壯地說，全中國人民都在撒謊，多我一個撒謊又能怎樣？不怎麼樣，很醜陋！雖然誰也不是完美的人，但我們做了違反人類行為準則的事就要知醜，並為自己的醜而知恥。同時，即使人人都醜，也不能成為醜存在的理由；更不能因此醜就是美了。
●做毛，做皮，還是做骨頭？
最近，詩人貝嶺宣稱他“不喜歡民運”的講話更讓人瞠目結舌。他從美國返回深圳印刷《傾向》雜志，被當地公安人員叫去問話。返回到香港後，他馬上對報界發表講話說，“我並不是一個民運人士，我也不喜歡民運。”
貝嶺的話是有代表性的。現在在報上宣稱自己“不是民運人士”似乎成了一種時髦。當然，一個人任何時候都有選擇當民運人士或不當的自由。如果你不想當了，去從事別的事業無可厚非。但為什麼一定要公開宣稱一下？是講給誰聽？如果是想用這種表白獲得中共給予回國的“便利”，這實在是尼Q得讓人鄙視。
“民運”是什麼？它是中國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即使對這種爭取人的解放、恢復人的尊嚴的運動不直接參與，也會給予道義上的支持。一個人可以不喜歡某個民運人物，或哪個民運組織，但怎麼可以說不喜歡作為整體的“民主運動”？尤其令人不解的是，這位宣稱者曾以“民運精英”的身分獲得過上萬美元的生活與學習資助；現在他主編的《傾向》雜志又是由波士頓的“中國民主基金會”全部出資的；而且他回國手持的“綠卡”，實際上是六四死難者的鮮血染成的“紅卡”。辦著這樣背景的雜誌，拿著這種性質的綠卡，宣稱不喜歡民運，問心是否有楚H
詩人更應體現個人精神的獨立性，對政府、權力的蔑視。但中國的詩人、作家們歷來向那個專制政權低頭，不看重尊嚴、人格等知識人最寶貴的精神價值。毛澤東當年曾很輕蔑地稱知識分子是“毛”，中共是“皮”，結論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今天，毛澤東已死了17年，中國知識分子是不是還要做毛，做皮，怎麼就不能做骨頭？！
●江澤民值得尊敬嗎？
這種不自尊的例子最近越來越多了。例如，不久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來西雅圖參加“亞太經濟高峰會議”，在江澤民的記者招待會上，以記者身份出席招待會的“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秘書長竟在提問中有這樣的開場白：“尊敬的江主席，全美學自聯歡迎您訪問美國，並祝此行成央C”這種語言很值得討論：
第一，江澤民值不值得“尊敬”？八九民運期間，江澤民在上海鎮壓民運，並查封了中國敢言的報紙《世界經濟導報》。靠支持李鵬、擁護開槍，他才迅速竄升到中共高層。這樣一個暴政中的幫凶值得尊敬嗎？
第二，江澤民是誰的“主席”？他當國家主席經過人民選舉了嗎？他只不過是鄧小平以毛澤東“你辦事，我放心”的欽定方式指定的。這種“主席”談何民意？合法性在哪里？稱他主席，不是等於承認他的合法性了嗎？
在江澤民來美之前，全美學自聯的主席也是用這種語言給中共駐美大使寫信，開口“尊敬的李道豫大使先生：……我們殷切希望在江主席訪美期間，有機會拜會江澤民主席，或與江主席的主要隨行官員進行會晤。”作為已在美國獲得高等教育，又身為代表全美四萬多中國學生學者的“學自聯”領導人們，要不要言談舉止注意尊嚴，不要媚俗？
也閉O連江澤民的隨行官員都對這種一口一個“尊敬的江主席”不耐煩了，中共發言人打斷這位學自聯秘書長的話說，“如果你有問題，請提問題，時間很短。”而江澤民面對這種他已習慣聽到的下屬匯報工作的語言，也就真的以領導自居，官僚氣十足地回答說：“我知道了。”我們設想，如果一個記者有尊嚴地提問，江澤民也不至於（也不敢）以如此態度來做答。因為你不自尊，中共才更不把你看在眼裏。當然，有人會說，這是一個記者招待會，提問要有禮貌和風度。但禮貌與媚俗是有區別的。為了禮貌，稱呼一句“江澤民先生”不就可以了嗎？這裏的實質問題是，這些學者們內心深處缺少人的尊嚴意識。
學自聯的主要訴求是能夠“組團回國”。另一個是請求江澤民允陵懐~學人當中共“人大代表”。中共的“全國人大”是個什麼機構？是一個從來沒有經過人民真正選舉過的中共一手操縱的“投票機器”，它既無民意，更不具合法性。這樣一個位置，為什麼在海外接受過民主自由薰陶的學生學者還要去爭取？怎麼把能夠當上中共的一個什麼官看得那麼重要？難道人的尊嚴就那麼不值錢？
●知識分子的風骨
特別看重人的尊嚴的中國知識分子並非沒有。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先生幾天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就毫不含糊地說，他不會去中國大陸，“共產黨垮臺之後才可能再去。”並撰文指出：中國大陸如同一架大飛機，讓中共一批恐怖分子劫持了。在有些華人學者紛紛以訪問北京，以與中共權貴握手言歡為榮時，余英時教授卻恪守著一個知識分子的風骨。出生在安徽潛山，20歲才離開大陸去香港求學的余英時先生對故鄉是懷念的。他的侄子回大陸拍了一些故居照片，他拿在手上反復端詳，感嘆故居後山上的樹木都被砍光了，可見其思念之情。而且，余英時教授被譽為中國人文科學領域的大師。以他在美國的學術地位和聲望，如去大陸，中共官方和學術界都會給予相當禮遇。但他為了一份做人的尊嚴，就是不回去，以示對那個六四公開屠殺的政權的否認和厭惡。
六四後從北京逃亡出來的作家老鬼，也寫過這樣擲地有聲的文字：“盡管流亡到海外後，生活艱難，從知識階層一下子掉到幹體力勞動的最底層，在地位、名譽、工作上，大不如國內，但不後悔走這條路，以示對一個殺了數百手無寸鐵的無辜人民的政府的唾棄。”
●尊嚴地回家
也釵酗H會說，不能過於責怪這些表白解釋者，這一切不怨他們，都是中共政權給逼出來的，是中共太可惡。當然，是中共可惡。但面對這種可惡，是據理力爭，還是出賣尊嚴？是群體反抗，還是群體下跪？中共並沒有張貼出告示要海外學人做完“思想匯報”才能回國，這些人的主動表白解釋行為不是在為那些想要尊嚴地回國的人設置出一個障礙嗎？事實上，如果大家都不向領館打電話，都不給中共權貴寫信，就是運用自己應享受的公民權利理直氣壯回國，這種“可惡”就可能後退、改變。四十年來，中共的哪一樣改變是人們下跪的結果？正相反，每一點改革進步都是人們抗爭得來的。正是在這種抗爭中我們維護了人的尊嚴的不可踐踏、不可侮辱性。因為“人生的價值在於一個人的尊嚴，而非生活中的勝利。”當我們每一個人都珍惜和捍衛自己的尊嚴的時候，大家才可能都尊嚴地回家。
（載美國《世界日報》“世界週刊”1994年3月13日；紐約《北京之春》1994年4月號）
1994-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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