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家祺:薄一波中南海發飆親歷記(《深圳青年報》被整肅內幕)

嚴家祺



薄熙來垮台前,在3月9日對中外媒體記者會上發飆,兩次說“一派胡言”、“一派胡言”。這使我想起二十六年前的他的老父薄一波的一段往事。我覺得,也许是老父的多年教導,也许是遺傳基因起作用,薄熙來和他父親都是“發飆”能手。

1986年,鄧小平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成立了一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由趙紫陽總理牽頭,中央顧問委員會、書記處、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各有一人參加,由五人組成。薄一波是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參加了五人小組。另外三人是胡啟立、田紀雲、彭衝,是經鄧小平同意參加的。鮑彤、周傑、賀光輝和我是“五人小組”下面的辦公室(簡稱“政改辦”)負責人,也是經鄧小平同意的,實際上,“政改辦”的領導是鮑彤。

“五人小組”在中南海開會,“政改辦”所有成員都參加。在中南海開會,我經常是一個人騎着自行車穿過北海和中海之間的白石橋,從北京圖書館對門附近的東門進去的。當時只要報名字和會議時間地點,出示證件,就可以進去。我有時早去半小時,騎車在中南海到處逛游。當然,许多地方是進不去的,只能沿湖看看風景。

11月8日下午,在國務院第二會議室開會。會前幾分鐘,趙紫陽還沒有到,已經到的人坐在會議桌前聊天。會議桌是長方形的,一邊是彭衝、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另一邊是鮑彤、周傑、賀光輝、陳一諮、吳國光和我和一些人。這一天,我座位離薄一波很近,斜對着他。彭衝興致勃勃地談起《深圳青年報》頭版頭條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我贊成小平同志退休》,說這篇文章發表后引起很大反響,有人怎麼怎麼說。我們大家聽着默不作聲,突然,薄一波發起飆來,繃着臉、大聲地、氣衝衝地說,怎麼能發表這樣的文章?這不允许,要追查!登時談笑風生的氣氛就一掃而光,彭衝也收住了笑容。

趙紫陽每次都是正時到會場,他坐下來就說,到時間了,我們開會吧。薄一波接着趙紫陽的話說:“讓彭衝先說一說,深圳要鄧小平退休。”這時,彭衝一反剛才的態度,嚴肅地重述了一遍《深圳青年報》的事情。薄一波要趙紫陽去處理這件事,趙紫陽對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周傑說,會后你了解一下情況,你去處理。

這次會議是“政改辦”向“五人小組”的“彙報會”,主要由鮑彤談“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和重點”。在談到干部制度改革問題時,“政改辦”建議改變過去“黨管一切干部”的做法,在中國建立“文官制度”。趙紫陽十分了解西方的文官制度,他說,政治性官員與文官是不同的,文官是政府管的,政治性任命的官員,黨是要管的。趙紫陽說;“黨的領袖當首相、總理、總統,這個黨是要干預的。將來要研究,是否借鑒一下國外的文官制度?我看要借鑒一下。我們中國歷史上,干部制度也有一些規矩,也可以借鑒。”在討論“干部制度改革”時,薄一波話就多起來了,他講了许多話,我感到他對趙紫陽說的“文官制度”一竅不通、似乎沒有感覺。薄一波說去年開始實行“廠長負責制”,一個好廠長,還有一個好書記,都有能力,在一個工廠裡,就會鬧起來。當他談到“干部年輕化”問題時,他轉臉對胡啟立、田紀雲說:“現在青年人難以上來。我們活着,你們難以上來。啟立、紀雲你們也五十六、七歲了吧?我們不死,你們也上不來。”

這時,坐在薄一波左手一邊的胡啟立趕緊站了起來說:“我們希望老一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健康長壽。”我當時奇怪,大家圍着一張桌子開會,是不好站起來說話的,我也奇怪,胡啟立口頭說話怎麼用“無產階級革命家”這樣的“書面語言”呢。這些會議所有講話都有錄音,后來我看到整理好的文件上,胡啟立的話改成了“希望老同志健康長壽。”薄一波接着說:“為什麼不可以從二十幾歲、三十幾歲、四十幾歲的人中選拔?五十幾歲的,再過幾年就六十歲了。”薄一波又轉向右手的彭衝說,“你們委員長裡面,九十幾的也不算甚麼東西。”“年輕化是一個大問題,要一下子也不那麼容易。還要照顧到老同志。”

在談到《深圳青年報》要鄧小平退休事件時,薄一波說:“《深圳青年報》如果是非黨的,議論我黨誰該上誰該下,不大好。黨內的,這樣來講也不行。西單牆也不能這樣的。我看這些人膽子不小。這是不是合乎大家都要求?黨還沒有開代表大會,怎麼知道。國外還沒有要求小平同志下去,只講小平百年后的連續性。民主也是有界限的,那麼自由地提出問題是不行的。要服從共產黨的領導。”薄一波已經要求趙紫陽嚴肅處理《深圳青年報》后,又“建議常委過問一下《深圳青年報》的事情。”

這次會議,在鮑彤彙報完了后,研討小組的五位成員又進行了討論。趙紫陽似有預感,竟然冒出“中國政治不可測”這樣一句話來。當時,胡耀邦還是總書記,薄一波還沒有對胡耀邦下毒手。趙紫陽在談到了“黨內民主”問題時說:“黨內民主的重點,是解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中央委員會、書記處之間的關系。這方面,你們看看其他國家有甚麼經驗。要真正依法辦事,按黨章辦事。我們現在實際上往往過分強調了核心,變成了政治局領導中央委員會,常委領導政治局、書記處。缺了另外一面,就是政治局要置于中央委員會監督之下,常委要置于政治局監督之下。這要立規矩,還要成為習慣。”他還說,現在這種制度,“沒有事很好。這種制度很難保證不出事。中國人背后計較,當面客客氣氣的。中國政治不可測。”

胡啟立補充說:“中國是先君子,后小人。如何保證文革不重演?紫陽講的這一條是關鍵。”胡啟立說,今后五年內,政治局如果出現分歧,怎樣解決?

就在趙紫陽、胡啟立這樣說后二個月,在一次“黨中央一級黨的生活會”上,薄一波又一次發飆,當面批判、責罵黨的總書記胡耀邦,歸納出胡耀邦“六大錯誤”。“文革”結束后,胡耀邦為薄一波平反出了很大力,薄一波竟恩將仇報。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把胡耀邦趕下了台。趙紫陽說“中國政治不可測”,一九八九年在處理天安門學生運動問題上,因對按鄧小平意思寫的一篇《人民日報》社論有不同意見,胡耀邦下台后新擔任總書記的趙紫陽也被趕下了台。

原載:香港《蘋果日報》2012/3/30

附:

傅國湧:回到1986年《深圳青年報》的言論

“要實現政治民主化,必須有具體的措施,這方面的突破口是什麼?”1986年,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在青島舉行的“中西文化研究會”上這樣回答:“我認為報紙能不能自由批評,應該是一個突破口。……要建設真正的民主,就需要輿論對政治和領導人加以制約。”那個時代沒有互聯網,如果批評的聲音不能從報紙上發出來,就無法變成公共的輿論。即使言論自由不是民主化唯一的突破口,也是最重要的突破口之一,這也是任何阻擋民主化的力量為什麼要嚴防死守的緣由。

方勵之教授以他在科學界的地位大膽敢言,領風氣之先,在那個時代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他的這些言論公開刊登在當年10月4日的《深圳青年報》上。當有人問及:“民主與一黨制是否矛盾?”他回答:“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不在一黨制還是多黨制。有些國家長期一黨執政,也建立了民主生活。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是民主化。”實際上他回避了一黨制還是多黨制的問題,但《深圳青年報》在發表他的這些“新見解”時,赫然以《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是一黨制還是多黨制?》為題,觸及了當代中國最敏感的神經,雖然標題后面加了一個問號。

這樣的報道,這樣的大標題,相隔二十五年,许多同胞看到還是禁不住發出驚嘆。有一次把我這篇報道的照片放在博客和微博上,就引起了很多網友的圍觀,在新聞界從業的朋友見了這樣的報道尤其感慨不已。就在那一天,《深圳青年報》同一版面還有一篇文章《“衝突”——政治體制改革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作者李紅光。開篇即說:“黨法”大還是憲法大?當然是憲法大。但實際上很多情況並非如此。“黨法”和憲法的衝突是一個客觀事實。

此前9月12日,中國新聞界的良心劉賓雁與記者關于中國變革大趨勢的長篇談,以《中國一直在進行着一場無聲的充滿血和泪的大辯論》為題整版發表,他直言“報紙沒有批評是最大的不真實”,“沒有言論自由,這個民族的素質只能退化”,“解放后的自由不是擴大而是在縮小”,“政治體制不改革,中國走上老路的可能性永遠存在”。9月30日,再次整版發表《中國新聞人物談中國“敏感問題”》,欽本立說《要淡化黨的權力觀念》,于浩成說《政治不公開,人民無法參政,也無法監督》,王若水說《把民主和人權的吶喊推向更高層次》,王若望說《現有體制培植個人專橫》,李洪林談老百姓最為憂慮的一個問題《“寬松”局面能維持多久?》

10月21日,《深圳青年報》頭版頭條發表錢超英的文章《我贊成小平同志退休——與微音同志商榷》,成了“爆炸性新聞”。一周后,又在頭版頭條刊出《本報“我贊成小平同志退休”一文引起強烈反響》,並配發評論《人民應有議論領袖的權利》(许國)。

同一天,頭版上還有幾篇報道,溫元凱在合肥新聞沙龍上呼吁中國人不要熱衷于“窩裡鬥“,創造寬松、寬容的人際關系;包遵信在深圳參加討論時說,“人的權利得到充分肯定,人的價值得到充分尊重,人的創造精神得到自由發展,人的世界性主體的真正確立,就是現代文化的標志。”

這些大膽的言論在當時能公開發表有特殊的原因,鄧小平有意推動政治改革,胡耀邦在台上,中宣部長朱厚澤提出了著名的“三寬”(寬容、寬厚、寬松)。《深圳青年報》在這一特定背景下有過短暫的輝煌,在它之外,《世界經濟導報》、《蛇口通訊報》、《經濟學周報》這些報紙都曾吸引過许多有良知、對這個國家懷抱希望的知識分子,他們的言論成就了那些報紙,使那個時代在面對歷史的時候不至于太羞kui。雖然,那些報紙、那些人幾乎都沉沒在了時代的暗夜裡,但他們的聲音已在圖書館發黃的紙上凝固。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我們打開那些報紙,依舊會聽到歷史的心跳,聽到1980年代的呼吸,那個懷抱希望與夢想的年代被鋼鐵的履帶碾碎了,碾不碎的是一個古老民族自我更新的希望與夢想。

時光的流逝仿佛專與生活在這塊地上的人作對,在追求更為開放、自主、有尊嚴的公共生活這一點上,二十五年,我們不能說絲毫沒有進步,卻讓人一次次產生今不如昔的感覺。當然今天已進入互聯網的微博時代,言論自由、批判自由並不完全仰賴紙媒,網絡毫無疑問成了中國人通往民主化時代的一條通道,雖然這個通道也很狹窄,常常堵塞,常常遇截,而且有一道高高的防火牆,將本來全球共享、信息自由流通的網絡隔離開了。但不能不承認,除了網絡上我們還能有一點公共呼吸的空間,還可以找到一點自主表達的可能性,在其他傳統媒體上我們面對的更是銅牆鐵壁。前些天,兩個在中學任教的朋友應一家雜志之約做了一個對話,他們討論了中小學教師和知識分子的關系,這本個話題本沒有什麼敏感性,雜志卻不敢登,編輯而且在短信中囑咐他們:“下次若是再做對話,不要選這麼敏感的話題了吧。”

這個時代,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媒體從業者高度的自律,也就是盡可能不觸犯底線,但又無法知道底線在哪裡,所以只好一退再退,自我設限,自我審查,有的把尺度定得比言論審查官也要離譜。另一方面,大量活生生的挨整先例摆在那裡,也確實令他們特別是媒體的主事者不得不如履薄冰,步步小心,就是打擦邊球、走鋼絲的心思也很難產生。如果沒有互聯網的巨大衝擊,傳統媒體也许比現在更加遠離現實的社會矛盾,遠離任何有可能帶來風險的新聞、言論。大量公共事件都是率先在網絡上引爆,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在一個媒體缺乏真正的批評自由、動不動就要挨招呼、挨點名的時代,為什麼我們仍然可在媒體上看到一些批評性報道和言論,就是因為這塊土地實在是滿了罪惡,每一天,在各個角落裡都有惡劣的事情在發生,太不缺這樣的新聞了,即便在遮蔽、禁止了大量這樣的新聞之后,還會有很多沒有被禁止或來不及禁止的新聞漏出來,可謂天網恢恢、疏而有漏。

這個民族並不缺乏民主的願望與衝動,也不缺乏實踐民主的潛力,缺的是表達這些願望和衝動的公共空間,微博時代的來臨讓這些零星、分散、碎片化的願望、衝動得到集中,這是二十多年前難以想像的。此時,如果方勵之教授面對當年的那個問題,不知他會不會回答:微博能不能自由批評,應該是一個突破口。

當然,這樣說,並不意味着報紙、期刊、電視這些傳統媒體不重要了,只是它們的管制更加細密,自由的縫隙更小,批判的空間更為逼仄,至少眼下還不能太指望。而防火牆內的網絡包括微博在內,盡管也在國家機器精密編織的天網之下,其享有的自由度與報紙這些媒體畢竟不可同日而語。今天,我們沒有《深圳青年報》這樣的報紙,我們只擁有互聯網,擁有各自的微博。去年11月下旬,廣州《時代周報》曾做過一個關于微博的專題,我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

微博只是一種工具,它是中性的,也是很個人性的,在每個微博的后面都是一個鮮活的、具體的個體生命,這個具體的生命借用這個工具,把自己的聲音傳達出來,然后可引起成千上萬的心靈的同感和回應。微博在這個時代的興起,以這樣的工具和平台來表達我們的聲音,是上天給中國人的一次機會。

但我們不能將它看做最終的可以依賴的力量,最終可仰賴的還是人自身,而不是工具,只有依靠每個個體生命內心的信仰,依靠每個人價值觀的建立。

作為一種工具,微博一般而言只是在應急動員時可以發揮特殊的一些作用,在根本的層面還是要依賴于長期的思想啟蒙,不同年齡層的中國人都能對這個社會、這個時代有自己的基本價值判斷,而這些價值判斷在多大程度上合乎人類文明的標准,合乎人性的標准,這才是我們今天要關注的更重要、更核心的命題。

真正能改寫歷史的不是微博,而是微博后面的人。任何載體都有它的有限性和脆弱性,如果我們刻意地強調某種載體,那麼一心阻擋社會進步的那些人就會把這個載體消滅;如果我們不依賴任何載體,那麼任何載體的消亡都無所謂。

2011-08-13

2012-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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