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和改良的「陷阱」

曹長青

當中國人邁進21世紀的時刻,帶著希望,更帶著惆悵,因為從辛亥革命至今,無數仁人志士探索、追求了一百年,最後中國仍是專制社會,而且在思想控制上比百年前的清王朝更嚴酷。

如此現狀,是任何知識人都不願意看到的,但卻恰恰又是知識人錯誤導向的結果。這一點從中國近代出色的知識份子中很有代表性的梁啟超和孫中山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出。

●改良和革命都剝奪人的政治權利

梁啟超在清朝晚期那樣封閉腐敗的統治下,能有智慧看到中國的問題,有勇氣向皇帝「上書」陳詞,力促中國維新變法,可謂近代中國知識人中的先知之一。後來他還曾在日本住了14年,三次到過美國,並遊歷過歐洲,對西方民主制度有過近距離的觀察,一直疾呼中國走西方富國強民之路。

然而,梁啟超認為以中國的國情,只能「漸進改良」,實行「君主立憲」,而不能通過革命改朝換代。梁啟超看到的「國情」是﹕中國文盲多,民智未開。因此他提出,只能先實行君主立憲,提高教育,等塑造了「新民」後,再實行民主。

近百年後的今天,梁啟超的「新民說」仍主導著相當數量的中國知識人對中國政治前途對看法﹕中國人素質差,實行民主就會天下大亂。

在「革命」帶來劇烈的社會動蕩和流血,並導致共產黨殘酷獨裁的現狀後,更促使知識人深思,也許中國走梁啟超的「漸進改革」而不是走革命之路,對中國更有好處。

但實際上,在中國近代歷史中,「改良」和「革命」之爭,都沒有爭到根本問題上。因為無論改良派還是革命派,都沒有把自由的價值明確地提出來,並作為改良或革命的目標。

孫中山主張以革命結束帝制,建立共和,但提出中國民主要經過三階段,即首先是「軍政」、「訓政」,然後才能實行「憲政」民主。理由和梁啟超的「新民說」一樣,認為中國人「一團散沙」,素質差,不能實行全民選舉;只能由軍事強人、再到政治強人的威權統治,等中國人成為「新民」後,再實行憲政,還政於民。

而梁啟超的「新民說」,則是直截了當地認為中國人還不具有選舉——行使政治權利的能力和資格。

●沒有制度制約,權力者都會戀權專制


梁啟超的「新民說」和孫中山的「三階段論」都有根本性的錯誤﹕

第一,標準模糊。梁啟超以善寫政治抒情文著稱,他在「新民說」和「少年之中國」兩篇最著名的文章中,都是用文學的語言闡述「新民」,強調「民智未開」,但到底人發展到何種水平才能被稱為「新民」,則沒有具體、清晰的標準。孫中山的「軍政」、「訓政」和「憲政」也是概念模糊,階段之間的界限根本不明確,到哪一步為止,中國人才配「憲政」,毫無標準。所以,梁、孫兩者的主張都在事實上給了統治者拒絕還政於民的理論基礎,以還沒有「新民」,或「憲政」階段還沒到,而繼續君主式統治。

第二,認定權在統治者手中。即使梁啟超的「新民」和孫中山的「軍政、訓政」標準清晰,這兩種理論也存在嚴重問題,那就是,人民是否已成為「新民」,社會是否已達到該進入「憲政」的階段,這種認定權和最後決定權都在統治者手中。毫無疑問,所有統治者都是絕不情願放棄權力的,只要沒有制度的約束,他們都不會主動放權。自然不必提毛澤東和鄧小平,僅從孫中山的繼承者蔣介石的統治就可以看出,蔣到死,都沒有實行「憲政」,最後還像皇帝一樣把權力傳給兒子。

第三,「新民說」和「階段論」都是剝奪人的「天賦人權」。西方思想家著眼的不是「新民」「舊民」,而是只要是人,就應享有政治權利,這種權利之所以被視為是「天賦」的、上帝給的、與生俱來的,就是強調它的絕對性,任何借口都不可以剝奪。無論博士還是文盲,在「天賦人權」的理論下都有平等的政治權利,根本不存在等成了「新民」後才可投票選舉的邏輯。

正是在這種天賦人權的理論下,不要說西方國家,即使在有十億人口、文盲佔百分之四十七的印度、美洲最窮的海地、犯罪率是美國五十倍的南非、結束波爾布特統治後的柬埔寨都已經成功地進行了民主選舉。

這些世界上既貧窮,文盲率又高的國家的成功選舉證明,沒有「新民」,民主是可以操作的;不經過「軍政、訓政」,憲政是可以實行的。

●人的政治權利不可剝奪

今天,當中國知識人重新探討「改良」和「革命」之爭,想重新確定兩者的價值時,應該看到,梁啟超們的「改良」和孫中山們的「革命」,都只是手段和形式的不同,而在價值取向上沒有本質性的區別。兩者的根本錯誤都是把社會穩定、國家強大作為優先選擇,而忽視和犧牲了人的自由和人的政治權利這種更根本性的價值。

在這種價值取向下,無論是孫中山的革命,還是毛澤東的革命,都比梁啟超的「改良」更可怕,因為「革命」成功了,但自由的價值並沒有勝利。革命的結果,只不過是用一個新的「革命皇帝」取代了舊的「君主」,人的權利不僅仍被剝奪,而且整個社會還經過了大流血和大動蕩。

因此,百年過去了,當中國今天再次面臨「改良」或「革命」的選擇時,首先應該清晰的是,「改良」和「革命」這兩種手段的區別不是非常重要,重要的是,以什麼樣的價值為變革的根基。如果不以人的自由、人的天賦政治權利為根本出發點和目標,無論怎樣的改良,怎樣的革命,最後自由的價值都不會勝利。換言之,只要能盡快地使人民獲得自由和政治權利,無論採取哪種手段都是可取的。

(載香港《開放》月刊2000年1月號)

1999-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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