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子:悼念王若望並論民運紛爭

羊子(王若望遺纂^



近來, “中國人權”內部發生了風波,有人形容為地震,焦點人物是劉青先生。大家知道,本來,我是王若望的家屬,直到若望去世,他畢生追求的目標未能實現,所以,我給自己定位為中國民運的家屬,表明繼續支持民主未來,直到中國大陸民主化了,我就像美國人一樣,不必操心中國事務了,或在美國或在中國,安度晚年。

作為家屬,對於民運圈內人物,我有所瞭解。現試著向朋友們說些什麼。

我們 1992年抵達美國後,認識劉青,很快成為朋友,記得,我剛剛學會開車時,興致勃勃地同劉青、韓曉蓉、老伴,駕車去長島一家大商店購物,一路上談笑風生,甚為輕鬆和歡樂。

過後,我們一直相知有素,記得他還曾經代表臺灣的“世盟”,在某年年終給了我們兩千美元,表示關心;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一位邵先生“政治庇護”發生困難,求助老伴,老伴就想到請劉青幫忙,確實,劉青幫助了邵先生,後來成gong了。

大約不到一年時間,無風起浪,曹長青先生從英國開會回來,電話問我們,在會上聽說王先生為“政治庇護”的人做偽證,接受賄賂,不少人議論這件事,問我們究竟怎麼回事?(關於這件事,我在另一篇習作“誰‘為理想而承受苦難’”中有較詳細的解釋,該文將發表在四月號《北京之春》上,但文中沒有公開謠言始作俑者的名字)聽後,我們兩人第一感覺是莫名其妙,若望隨後通過朋友打聽原委,瞭解謠言從何而起。數月內,其他人紛紛傳說,有的愛護我們向我們直接打聽,也有人相信謠言而遠離我們,從而發生了我們夫婦去參加美國友人“羅德、包湐漪夫婦家晚宴中,遇到眾朋友愛理不理”那件事。

慢慢地,理出頭緒來了,原來這個說法來自“中國人權”。中國人權的人還把“證據材料”轉給我們。我們一看這明明是張冠李戴了,因為檔上寫的是,從1988年,紐約的“中國民主黨主席”給人出過政治庇護證明材料,有很多。但我們1992年才從上海來美國,而且王若望出任主席的中國民主黨,是我們來美國三年之後的1995年才成立的,怎麼可能在成立之前七年就出政治庇護材料?後來有朋友分析了來龍去脈,八十年代後期在紐約確曾有人組織了一個“中國民主黨”,不斷出政治庇護材料。結果有人把這個“民主黨”當成了王若望擔任主席的民主黨,因此讓若望背了黑鍋,名譽受到很大損害,因為在民運圈中,幾乎傳遍了,而且由於是出自中國人權那裡,真有不少人相信。

看到這個材料之後,我們提出和劉青先生當面“對質”。當時獨有很仗義的傅申奇先生陪同我們一起和劉青見面,我們四個人面對面澄清此事。劉青先生當時支吾搪塞,而傅申奇說,劉青兄曾對他不止一次說過:王若望品質不好,為別人政治庇護出假材料。

劉青從此沒有再同我們聯繫,更沒有理睬申奇了。大約又過了一年左右,陳破空先生通過孫雲先生轉告若望和我,說是劉青想與我們見面談談,我們猜想他可能是好意,來緩和關係,因此回話說“很好啊”。我們提出邀請傅申奇先生一起見面談心,以謀求團結,但結果石沉大海,再無音訊。我估摸著,當年劉青找我們的目的,應該是想私底下同我們和解,向若望道歉,而我們提出請傅申奇一起參加,劉青改變了主意。

從此劉青和我們夫婦不再聯繫,即使在2001年 12月10日若望病危住院,很多民運朋友去醫院探望時,劉青也沒有來。曾經寫文章批評劉青不放權、並一向和劉青不往來的曹長青先生聽到後,不失時機地關注若望病情,然後給劉青家裡打電話問他是否知道王若望病危,住在醫院裡?對方說不知道。在長青的電話之後,劉青先生于(大約)16日,也就是若望去世前三天,去艾姆赫斯特醫院看望了若望,若望一見劉青,馬上拉著我,讓我湊近他,告訴我:“是劉青來了嗎?謝謝他來看我。”若望的眼睛含著泪,我的眼睛濕潤了,我看到劉青的眼圈也紅了。

來看望若望的民運朋友魏京生、王炳章、呂京花、唐柏橋等十多人商量若望後事處理時,當時魏京生、王炳章等提議由沒參加過任何組織、比較中立的曹長青來組辦王若望的追悼會,擔心有派別意識的劉青會排擠某些民運人士。但曹長青力薦由劉青主辦,說這樣可以讓他們“和解”,給劉青一個補救機會,而且中國人權出面的話,可以把追悼會辦得規模更大(劉青本有機會在那個特定時刻,向彌留之際的老人當面表達歉意,讓老人更加安心地走完最後一程,可惜他沒有這麼做)。

從此,劉青馬上接受了長青的建議,積極組織“王若望病情關懷小組”,每天報導若望病情進展,同時安排朋友們值班,看護若望,直到老伴去世,所有的後事料理,劉青表現了他的組織能力。在我最六神無主的時日,劉青幫了我很多忙,並為我收轉了很多熱心人的捐款,這是一件很辛苦,很繁瑣的事情,我個人很惦記劉青對我的幫助。

但在追悼會發言人選上出現分歧,因王炳章想致詞被拒絕。曹長青先生說,他支持炳章在會上致詞,因為王炳章非常敬仰王先生的人格,追悼會應是開放的,允许民運各派別講話。追悼會前一天,王炳章還給他打過電話,希望通過他說服劉青,可是劉青對中間傳話人說,“不要管曹長青”。因此雖然炳章專程從溫哥華趕來紐約,但沒有被允许在追悼會上發言。

2003年3月,當獲知王炳章被判無期徒刑後,朋友們立即在喜來頓飯店舉辦了“聲援營救王炳章大會”。在會上,當著炳章弟妹們的面,我向他們,向大會鞠躬道歉;理由是:我在若望追悼會上,炳章幾次電話要我同意讓他講幾句話,表示對老伴最後的敬意,可是我沒能做得了主讓他發言,對此,我感到深深的虧疚。過後我才感到,營救會上我的道歉,可能傷害了劉青。劉青,請諒解我,因為我是家屬,沒能讓炳章發言,在他身陷囹圄時,我應該向他說一聲對不起!

對“中國人權”出現的風波,我只想說一句話,那就是應該按照章程和民主原則處理。劉青是一位明白人,當年他為追求自由民主,付出十年坐牢的代價,他明白民主機制的真諦,美國總統最多不得超過八年,並非犯了過錯而被打下台,而是遵循選舉法合法讓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們在美國生活了十多年了,看到過幾次總統選舉,即使在選舉中互相指控,互相揭短,鬧得不可開交,但是,所有的前總統,都在交接儀式上,風度優雅地與新任總統握手告別,讓賢後,繼續過著受人尊敬的平民日子。

這個儀式,看來簡單,平平常常,可以說,咱們熟視無睹了;但是,直到“中國人權”風波平地起,我才忽然意識到,美國新舊總統交接儀式,其實是多麼重要呀!確實,正如唐捷在她最近批評劉青的文章中所說的:不能只重視就職,更應該學會善於去職或者善於辭職,是不是可以說,凡是有執政意識的精英們,都應該學會如何善於去職?

在最近的中共全國人大會議上,連江澤民都要辭去最後一個職務“國家軍委主席”,雖然他可能還想當“太上皇 ”,但起碼在形式上要這樣做。而我們要爭取民主的精英們,不能連自己制定的三年一選舉的組織章程都完全不遵守。如果這樣的話,我們還怎麼理直氣壯地批評共產黨不選舉,不遵從民意呢?

民主是要從自己做起,否則喚不醒中國人,恐怕連自己民運圈子的人都不能信服。來美國這麼多年,學到很重要的一個價值是注重信譽,沒有了信譽,一個人就什麼都沒有了。

憶往事,想未來,劉青錯過了對若望表白心意的機會,劉青錯過了對王炳章關心的機會。不久前,我去普林斯頓參加劉賓雁先生八十大壽祝壽會,我打心底裡是希望劉青也能來出席的,如果他能來的話,不愉快的事情就可以消除许多,然而他始終也沒有出現。

我有一種不好的預感,我親知的劉青與若望的交往過程,好象又出現在他與劉賓雁、方勵之、郭羅基的交往中了。我想,中國人權發生的事情,是不會給當事人帶來愉快回憶的,難道我們做人只能做到給別人一次“最後的補償”嗎?

當然,人微言輕,劉青先生不必在乎我所說的,但是,其實,劉青讓賢,是民主、法治社會中天經地義的正常程式;我相信,劉青也许正在醞釀一種讓賢的情懷,他也许是,在美國民主社會中,咱們華人為主的組織裡,實踐民主讓賢的第一人。  

2005年3月6日于紐約,原題:民主的情懷

2011-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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