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專制者按摩的弄臣——評金庸的新聞講話 |
曹長青 |
朋友傳來一篇香港《明報》創辦人、通俗武俠小說作者金庸（查良鏞）在浙江大學關於新聞的講話（見《動向》一、二月合刊號）。生活在已經進入21世紀的今天，讀到這種奇文，那種恍如隔世之感實在是太強烈了。
雖然金庸的講話通篇毫無邏輯，且一半以上和新聞毫無關係，但有一個主題他是緊緊扣住了，非常簡單﹕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好，資本主義「尤其是美國」壞。我自然不會再去探討究竟是共產主義好還是資本主義好這個今天已經不存在的命題，只是想在談關於新聞的問題之前，就金庸簡單而清楚的結論，提兩個同樣簡單的問題﹕
第一，既然共產國家好，資本主義國家壞，那麼為什麼「美好的」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政權都自己垮台，變成了資本主義國家，同時中國也自己選擇往資本主義方向走；而「丑陋的」美國資本主義卻越來越繁榮強大，從兩個超級大國之一，變成了唯一的超級強國了呢？
今天聯合國187個國家中的120多個實行民主選舉和自由經濟制度，是美國用核武器逼著他們這樣選擇的嗎？今天全世界的大眾都風靡的美國書籍、好萊塢電影是美國飛行員開著20億美元一架的隱形戰鬥機空投的嗎？各種膚色的孩子們都熱衷的麥當勞、可口可樂是美國大兵用刺刀逼著他們往下咽的嗎？今天人們爭先恐後往以美國為大本營的電腦網絡裏鑽，是美國用長程飛彈驅使的嗎？
如果人類花了一個世紀揚棄了美好而自願選擇了丑陋，那麼21世紀豈不會是更災難的世紀了嗎？
第二，更簡單的一個小問題﹕既然金庸這麼欣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那麼他本人為什麼不放棄香港居民身份，而領取美好的社會主義的護照呢？應該怎麼評價那些硬說一個地方好，自己卻要保持隨時離開那個地方的權利的人呢？
●自由人不能為監獄辯護
關於西方自由社會的傳媒，金庸作出這樣兩個結論﹕第一，「資產階級的傳媒，也是為他們的階級服務的」；第二，「新聞自由其實是新聞事業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聞工作者非聽命於老板不可」。
對於那些被剝奪了瞭解外部信息權利的人們來說，咋聽起來，可能會覺得他的觀點有一定道理，但任何對自由世界傳媒有點瞭解的並能公平評判的人都會輕而易舉地指出金庸的荒唐。
首先，西方的傳媒既不以階級劃分，更不是党的工具。即使照金庸的新聞工作者「必須服從党的領導」的邏輯也無法操作。因為其一，任何自由社會都不像共產國家那樣只有一個無產階級；那麼多貧富不同的社會階層，到底為哪個階級服務？其二，所有民主國家都不止一個政黨，那麼到底聽哪個党的領導？
西方的報紙，僅以美國為例，的確是有保守派傾向和自由派傾向的區分，正如共和黨是保守派，民主黨是自由派一樣。但金庸刻意回避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那就是，在美國這樣的民主社會傾向保守派的報紙，如《華爾街日報》、《華盛頓時報》，既不是按共和黨的要求辦的，更不是共和黨的党報。同樣，傾向自由派的報紙，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既不是按民主党的要求辦的，更不是民主黨的黨報。他們之所以有傾向性是因為報紙老板的理念或者傾向共和黨，或者傾向民主黨。這種傾向性完全是自由意願選擇的。
並且西方報紙的這種傾向性也主要是體現在社論上。在新聞報道上，任何一家報紙都是極力強調新聞平衡的。雖然絕對的平衡是做不到的，因為所有記者本身都是有傾向性的人。
例如，在報道總統候選人競選內容時，各報刊雜誌都給兩黨候選人大致相同的篇幅，電台則給大致同樣長度的時間段。在科索沃戰爭時，美國公共電視台（PBS）請了南斯拉夫駐聯合國大使發表他的觀點，《紐約時報》也登了反對北約的南斯拉夫人的言論。在北約誤炸中共領館後，中共駐美國大使李肇星也被請到電視台發表觀點。這還僅僅是我個人看到的。
自由世界的報紙都是私營的，只要是私營的，就沒有一個統一的老板，沒有統一的老板，就沒有統一的聲音。任何不同的聲音都可以發出來，這就是新聞自由。
而共產黨是怎麼做的呢？它在剝奪了任何人辦報的權利和機會的同時，強行成為所有媒體的唯一老板，要求所有編輯記者按它的理念寫所有的文字，不服從者等待的只有懲罰。
當全中國的媒體在共產黨的統一指揮下、統一口徑批判李洪志的時候，別說他們從不給李洪志任何表達他的觀點的機會，連任何對李洪志或法輪功表示同情的聲音也完全發不出來。金庸對共產黨報紙這種歷來的做法又做何評價呢？
●冤魂不會寬恕
金庸能夠自由辦《明報》並且做老板這個事實本身，就是得益於自由世界。他能夠自由地罵資本主義而不受資本主義社會的任何懲罰，更是自由世界給他的保護。他如果真心崇拜共產黨，首先應該把他在《明報》的所有股份奉送給共產黨，因為私人辦報本身就不符合他教導浙江新聞學院學生遵守的共產黨的原則。一個聲稱信奉「忠於事實，公平評論」的人，一邊教導別人做共產黨社會的奴隸，一邊自己在自由世界做老板，那麼他所忠於的究竟是哪個世界的真實？信奉的是哪個社會的公平？
在共產黨統治的中國，有無數比金庸更有辦報能力的人，但他們不僅辦不成一張報紙，更被那個政權無聲地從肉體到靈魂都吞噬、碾碎了。《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僅僅給党提點意見，文革中就被迫害至死；《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為共產黨服務了一輩子，不僅文革中被拖到80歲老母床前批鬥，幾年前香港同業邀請他去一趟，都沒被當局批准，至死也沒如願。
而金庸因為受到自由世界的保護，才不僅可以自由辦報，自由寫作，自由出入香港，到「英國、瑞士、加拿大、意大利、西德……」等各國參加新聞會議，更可以在沒有任何政治迫害的自由世界過名利雙收的資產階級生活。這一切都因為他僥倖躲過了他今天強調的「必須服從」的那個共產黨的領導。
得到了自由世界這麼大好處的金庸，今天不僅不為中國的新聞自由而呼吁，卻讚美那個謀殺了無數新聞同行的暴政，他不擔心有一天在另一個世界那些冤魂們拷打他的靈魂嗎？
●十萬記者，一個老板
其次，金庸說，「新聞自由其實是新聞事業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聞工作者非聽命於老板不可」。在這裡他又刻意地回避了這樣一個事實﹕自由世界絕不像共產社會那樣只有一個老板，如果你親共的金庸不喜歡我的言論或報道，把我開除《明報》，我可以去反共的《蘋果日報》繼續寫我的報道、評論，發出我的聲音，這就是新聞自由。
在任何一個自由的社會裡都有無數家報紙、雜誌、電台，無數個的老板，只要是好的記者就會有人請他寫。如果所有老板都不欣賞他，他還可以自己辦報紙，自己做老板，還可以自由投稿。我曾在洛杉磯前後花了不到一小時就注冊了一家報紙。這就是新聞自由。
而當年在深圳，我所在的報紙僅發表了一篇党的領袖個人不喜歡的文章，整個報社就被關閉。這還不算，我本人就被禁止再進入新聞界工作，連去大學教書也不可以。「六四」屠殺之後，當局整肅關閉了二百多家報紙，僅《人民日報》就有上百名編輯記者被撤職、調離，以至關進監獄，很多都被禁止再進入新聞界。中國兩千家報紙，10多萬編輯記者，都要面對共產黨這個唯一老板的霸道，金庸應該怎樣為它辯解呢？
●金庸的真正資格
金庸難道不知道嗎，他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大陸闊論新聞，並不是因為他在新聞領域有任何特別建樹和研究；他的那些粗制濫造的供消遣的淺薄武俠小說更不使他有任何資格登上大學的講壇。他所有的資格只有兩個﹕第一，他可以用自由世界報人的身份，來表達那些連大陸的左王們都難以啟齒的對共產黨的諂媚，是使權力者感覺最舒服的弄臣；第二，他是從有新聞自由的地方來的，而且他還可以隨時再回到自由；他本人的價值被擁有自由這個事實本身遠遠地放大了。如果金庸不是香港居民身份，而是服務於党直接領導下的大陸任何一家報紙，他今天在大陸的所有光環，所有共產黨的利用價值就都沒有了。連共產黨都看重從自由世界來的人，而金庸卻歌頌專制社會，這實在是把自己賣得太便宜了。
自由給了他自由辦報、自由說話的權利和機會，自由給了他大陸人所無法獲得的資格，他卻用這種權利、機會和資格來詆毀自由，世界上還有比這更無恥的文人嗎？
●時代錯位的查良鏞
看到金庸講話中的這種文字，「我們新聞工作者的首要任務，同解放軍一樣，也是聽党與政府的指揮……」「中國的政權十分鞏固……全國人民擁護，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我們傳播媒介……要遵從中央的統一指揮，各自盡力。」令人無法不產生一種時代錯位的感覺，因為今天連中共《人民日報》的總編輯也說不出這種文革語言了。
記得中共「德育家」曲嘯、李燕杰十多年前在深圳蛇口演講時，用類似這種社會主義好、資本主義壞的兒歌語言時，立刻遭到聽眾嘲哄，並且被當地報紙和《人民日報》報道，令他們極為難堪。今天金庸居然有膽量還唱這種「兒歌」，也的確有勇氣，他怎麼就不擔心被浙江大學新聞系那些通過電腦網絡分享自由世界新聞信息的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嘲笑和蔑視呢？
當然金庸這番講話對他自己是很有意義的，因為他給自己40年既平庸，更昏庸的新聞生涯寫下了一個非常恰當的墓誌銘。
（載香港《爭鳴》2000年2月號）
200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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