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報業面對專業化的挑戰

曹長青

台灣雖然在1988年才開始解除黨禁報禁,但僅僅十多年,其新聞自由程度就已躋身亞洲前列,僅次於日本、菲律賓。在受《台北時報》邀請觀摩台灣大選期間,我更強烈地感覺到這一點。同時也發現,和成熟的西方媒體比較,台灣的新聞界還有相當的不足。

據1999年5月台北「世界新聞會議」的資料,台灣現有360家報紙,5778家雜誌,150家電台,5家電視台。以台灣現有的二千二百萬人口計算,等於平均每六萬人就擁有一種報紙,人均擁有報紙比例是中國的10倍。

而更重要的是,台灣的報紙、電台絕大部份都是私營的。國民黨僅擁有三張報紙,三家電視。台灣現有的三家大報《中國時報》、《聯合報》和《自由時報》,都是私營的,國民黨辦的《中央日報》影響力已相當有限。台灣原有《聯晚》、《中晚》、《自晚》等三家晚報,最近又增加了《勁報》;而隨著電子網絡《明日報》的創刊,台灣媒體間的競爭更為激烈。

台灣原有兩家英文日報《中國郵報》(China Post)和《台灣時報》(Taiwan Times),去年六月《自由時報》報團又創辦了《台北時報》(Taipei Times)。這家後起之秀被西方新聞評論界認為是台灣辦得最好的英文報。

相比之下,擁有13億人的中國,總共才有兩家英文日報,而且第二家《上海日報》1999年10月才創刊。

在台灣看「中央電視台」

台灣不僅允許西方報紙在當地發行,而且《亞洲華爾街日報》和《國際先驅論壇報》等英文報紙都在台北印刷,讀者能馬上得到外部信息。

在台灣旅館裡的有線電視上,能看到60多個頻道。其中除了台灣本地的電視之外,還有美國三大電視台、有線新聞CNN,以及幾家日語電視台,並且還能看到中國「中央電視台」。

新聞的常識是,媒體只有私營,才可能獨立;只有獨立,才可能客觀真實與自由競爭,民眾才會得到快速、多元和充足的資訊。台灣的媒體,已基本達到了這樣的境地。

例如,中共總理朱鎔基在大選前發表措辭強硬的講話,台灣的觀眾和大陸的觀眾同時看到了北京「中央電視台」的現場直播。

這次總統大選,權力能夠和平轉移,和台灣已擁有相當充足的新聞和言論自由有直接關係。正是新聞和言論自由,保障了候選人的政見都得到報導和傳播的機會。報刊上的各種評論,再加上不斷公佈的「民意調查」,使選民的聲音得到表達。自由的媒體促進和保障了選舉的真實與公平。

引進世界,擴大台灣

台灣的媒體雖然有這樣的成就,但與新聞專業程度較高的西方國家媒體比較,仍有相當的距離。據我在大選前後的觀察,感覺到有這樣五個不足——

第一,過於地方化。在台北如果僅僅看中文報紙,有和世界脫節的感覺,因為即使當地的大報,無論是新聞還是評論,都太局限於本土。雖然台灣報紙上也有國際新聞的報導,不僅篇幅小,而且數量太少。

美國的大報則比較重視國際新聞。《紐約時報》第一個部份永遠是「國際」,第二部份才是美國國內,然後是本市、金融、藝術、體育等。例如對台灣的選舉及影響,美國大報給予了相當多的篇幅報導和評論,在大選前後一個月內,僅我看到的就有23篇。

當然台灣媒體無法有美國報紙這樣向很多國家派駐記者的實力,但在使用美聯社、路透社的新聞稿上,也似乎沒有非常重視。一些西方通訊社或報紙的新聞稿,台灣的報紙往往只是摘要翻譯一小部份,有時只是幾百字。

俄國在三月也進行了總統大選,美國媒體也給予相當多篇幅的深入報導。但在台灣報紙上,雖也有對俄國選舉的報導,但都是短小地摘譯西方媒體的內容。台灣本來是島國,如果主流媒體不對國際新聞充分報導,那麼對開闊人們的心胸與眼界,提升國民素質,絕對沒有好處。

第二,缺乏深度報導。在美國的報紙上,經常有人物特寫、事件系列報導,以及深入的調查性報導。例如最近《紐約時報》連續四天刊載了對突發性槍殺事件的系列深入報導,每篇長度都達一個整版以上。但在台灣的報紙上,幾乎看不到類似報導。即使大選臨近,三大報也都沒有關於三位主要候選人的「人物特寫」。在美國,大選之前,報紙一定會詳細刊登主要候選人的經歷、政見、包括家庭和個人成長過程的長篇特寫。這幾乎是專業化報紙必須做的事情。但在台灣,只有英文《台北時報》於大選前刊載了三篇報道總統候選人的人物特寫,每篇一個整版。

新聞失衡,本末倒置

第三,缺乏新聞平衡。西方報紙相當注重「新聞平衡」,把它作為新聞專業化的一個重要指標。所謂新聞平衡,就是要兼顧兩方面的意見,不能單單報導一家之詞。尤其是這次台灣總統選舉有三位政見不同的主要候選人,那麼在新聞報導中,媒體更應該注重客觀和中立,不能偏向於某一方。

但在台灣,只要看一天的報紙,就會從新聞上看出這家報紙支持哪個候選人,因為新聞報導中的傾向性非常明顯,有的幾乎接近於「宣傳」,而不是「新聞」。台灣三大報中的《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創辦人原都是國民黨中常委,這種歷史背景導致這兩家大報都傾向於有「大中國情結」的獨立候選人宋楚瑜,其中《聯合報》做的更明顯,無論在它的新聞報導還是評論中,都讓人一眼看出它的強烈傾向性。

在這三家大報中,《中國時報》較其他兩家中立一些,但新聞平衡仍不被重視。例如在朱鎔基對台發表強硬講話次日,三大報都刊出三位主要總統候選人的反應,《中國時報》僅僅刊登了宋楚瑜和連戰的大幅照片,卻沒有刊登陳水扁的。在大選只有兩天就投票的關鍵時刻,如果是注重客觀、專業化的媒體,絕不會出現這樣新聞失衡的版面處理。

當然,任何報紙都絕對有它的傾向性。但這種傾向性主要是表現在社論中,而不應該是新聞報導上。例如在美國,選舉前夕,報紙會發表社論,公開支持某個候選人,指導選民投票。

但台灣的報紙卻是本末倒置,直至選舉日,三家大報都沒有發表社論,明確呼籲選民投哪個候選人的票,但卻在新聞報導中,清晰表達傾向性。這種完全違背新聞常識的做法,實在令人不可思議。

「豆腐塊」腐蝕報紙

第四,缺乏有影響力的專欄作家群體。美國的大報,都有固定的專欄作家,例如《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都各有七、八個,每人每周在該報固定發表一至兩篇專欄文章。這些大報的專欄作家,幾乎都是批評政府和修理政治人物的好手,他們都各有固定的讀者群。他們的專欄文章,通過「報業托拉斯」被全國幾百家報紙同時使用,所以他們的觀點往往能鼓動風潮,牽動輿論。

但在台灣的大報上,幾乎看不到有影響力的專欄作家。有的報紙設了專欄,篇幅限定在幾百字,被稱為「豆腐塊」。其實幾百字很難表達出較完整的觀點。像《紐約時報》的專欄,長度都在一千字。而英文一千字譯成中文是兩千字。西方報紙專欄規定這樣的字數,一定是因為它是表達出一個完整想法的起碼長度。

我曾問過幾位台灣報界的朋友,哪些人是台灣比較有影響的專欄作家,但答案都是「還沒有」。這不是台灣沒有人才,而是報紙的體制有問題。

台灣報紙上不是沒有言論,但多數是自由投稿。有醫生評論大選,也有商人談政黨輪替,還有股票高手探討兩岸關係。在西方專業化的報紙上,討論哪種問題,必須由那個領域的專家來談。在《紐約時報》言論版上,除了該報專欄作家,外稿作者幾乎都是所探討內容的專家,以及知名人士。其他人投稿,大多被處理為篇幅極小的「讀者來信」摘發。

這種做法,就是把報紙言論「專業化」,以形成嚴肅而有份量的評論。而不是把報紙言論版辦成「民主牆」,誰都可以往上貼。

一半不要臉和整個不要臉

第五,廣告處理不當。在台灣的大報上,經常可以看到頭版刊登廣告,多是半個版。這在美國的大小報紙上都是看不到的。雖然廣義上說報紙也是商品之一,但從事新聞的人,包括報紙創辦者,多數的出發點和目的都不單單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理念。

報紙的目的是向讀者提供新聞,廣告雖也是信息的一種,但它更是報紙生存的手段。它出現在頭版,完全是不可容忍的喧賓奪主。因為報紙最珍貴的第一版,應該刊登最重要的新聞信息。頭版是報紙搶讀者的最重要的陣地,是報紙的臉面,如果在頭版大幅刊登廣告,等於宣示報紙老板蔑視新聞常識,「不要臉面」。但和香港的報紙比,台灣的報紙僅僅是不要半個臉,香港的多數報紙則是頭版一個字新聞都沒有,整版是廣告,是整個的「不要臉」。

在大選期間,台灣的報紙上出現很多奇怪的競選廣告,上面是激情地主張支持哪個候選人,同時批評或調侃其他候選人,但落款是「關心國家的一群人」,或「沉默的大多數」等。這樣的廣告,在美國嚴肅的媒體上是無法刊登出來的,因為政治廣告不允許匿名,這種做法本身就是對讀者的不負責任。

例如,幾年前《紐約時報》曾拒絕了一日本右翼團體要求刊登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整版廣告,損失了八萬美元的廣告收入。該報認為,報紙不可以刊登明顯違背事實的廣告。它表明嚴肅的媒體,更看重的是新聞的專業化,以及所刊登信息的真實可信,包括廣告內容。

新聞專業化的水準和民主制度的成熟程度有密切關係。在西方,民主化程度越高的國家,其新聞專業化水準也越高。同時,新聞專業化程度越高,就更促進一個國家民主的成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在新生入學第一課中就闡述新聞的目的說,「新聞不僅是提供大眾想知道的,更要提供大眾應該知道的。新聞記者要承擔教育公眾(educate the public)的責任。」

台灣的新聞界只有更清晰地認識到並承擔這個責任,才能促使台灣的民主走向成熟。

(載香港《開放》月刊2000年5月號)

2000-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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