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駿造假為什麼海外先揭出

曹長青

前微軟中國區總裁唐駿假學歷事件,成為網路熱門新聞,也被官方媒體報導,連中央電視台也採訪了當事人。但無論是這次唐駿的假博士被揭出,還是以前也曾在網路轟動的前新浪網共同主席吳征、楊瀾夫婦學歷經歷造假事件,都是由海外先揭露出來的。中國有十多萬新聞工作者,不僅群體大,更有其自身報刊等專業便利條件,但為什麼卻是海外先打假?探討這其中的四個原因,就可深入瞭解中國的新聞現狀:

第一,中國新聞界沒有支持、獎勵調查性新聞(尤其是醜聞)的文化機制。在美國等西方民主國家,新聞界最重要的獎項,諸如“普利策獎”等,一般都獎給調查性報導,即挖掘醜聞。記者也因調查性新聞而成為“名記者”。像當年調查出尼克松總統違法亂紀的“水門事件”的兩名《華盛頓郵報》記者,至今都被新聞同行尊敬。

優秀的媒體和記者,挖權力者和名人的醜聞,公佈於眾,由此起到新聞作為三權分立後的第四權的監督作用。西方的民主,實際上是建立在“三權”和“新聞監督”這“四權鼎立”的堅實基礎之上的。

為謊言世界寫“欣”聞

而中國的新聞,至今仍由政府控制,記者是從政府領取工資的國家工作人員。這種制度本身,無法構成監督,因為都是“自家人”;在邏輯上,不可能鼓勵“政府工作人員”來監督“政府”本身。這種國有(不是私營)的新聞性質,自然導致“報喜不報憂”、多歌頌少批評的新聞慣性;中國的媒體當然就不會熱心打假;而會“為甘心活在謊言報導的人寫‘欣’聞” 。

第二,中國的制度不僅不獎賞挖醜聞的記者,反而會懲罰他們。有些記者甚至失去人身自由,或付出生命的代價。即使在中國官方媒體上,人們也時常看到記者因採訪而遭毆打,甚至官商勾結,官方出面迫害記者的消息。最近,中國《經濟觀察報》記者仇子明,就因調查報導一家股份公司的內線交易內幕,而遭事發當地的浙江省麗水市遂昌縣公安局網上通緝。《經濟觀察報》就此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網上群情憤怒,其他大媒體也呼應聲援。看到事情鬧大,公安部才下指示,責令當地公安局取消對這個記者的“通緝令”。

仇子明還算幸運的。對於社會上一般不法行為,記者深入去挖,還會遭到被揭露者雇用黑社會打擊報復。兩年前,《中國貿易報》駐山西大同記者站專題部主任蘭成長,在去採訪不法黑煤礦時,當場被礦主等用鎬活活打死。驗屍醫生說,從沒看過打這麼慘的,蘭的兩條胳膊被打斷,一條腿被非常專業地墊在板凳上砸斷,頭顱被刨出五個洞。
中國記者“向腐敗投降”

第三,很多記者也是醜聞的一部分,活在腐中不知腐,當然不會打假。記者寫有償新聞,即你給錢,就給你寫歌頌、吹捧性報導,在中國很普遍。至於用版面換錢,或拍廣告宣傳的所謂“電視新聞”(錢交易),更是司空見慣。例如上述被黑礦主打死的《中國貿易報》專題部主任,去煤礦調查採訪時,就對同事說,“只要找到老闆,亮亮證(記者證),對方至少得給1000塊錢。”那個黑礦主被抓獲後說,他的礦兩天來了幾撥記者,都是勒索要錢,他給出一萬六。當地的政法委官員在接受採訪時說,“這些年來到當地採訪的全國各地記者,幾乎十個就有九個半接受紅包與好處費。”這位官員有點不平地說,“如果收紅包與接受好處費也是受賄的話,記者並不比官員乾淨多少,可他們憑什麼頭上頂著花環,耀武揚威?”

《紐約時報》記者傅好文(Howard French)在2007年初對中國新聞腐敗寫的一篇專題報導說,在中國,“許多記者承認這種腐敗,特別是一些記者跟想避免負面報導的目標人物索要金錢。”該報導引述中國《南方都市報》記者張平的話說,“許多記者對自己作為記者並不感到光榮,以正常的管道他們得不到酬勞,併發現在中國只有撒謊才能帶來收入。”另一位更知道內情的記者劉吉說,在一起成功瞞報的煤礦火災中,某中央級媒體記者拿走了13萬元。“去年北京來了兩個記者,在煤檢站拍幾個鏡頭,拿著30萬元走了,都是現金。”

《紐約時報》的報導感歎,中國記者“居然向腐敗投降”。當記者自己也造假,也腐敗,他們怎麼可能還對唐駿、吳征、楊瀾們的造假有警覺、有反感,甚至去調查挖掘?中國沒有三權分立,應成為“第四權”的新聞,不僅被政府控制,又相當腐敗,這“四個支柱”全都沒有,中國當然就會是一黨專制。

到處是強姦犯,顧不上性騷擾

第四,強姦犯比比皆是,人們當然就顧不上性騷擾。在當今中國,重大造假事件都比比皆是,人們在比較心理上,像假文憑這種小case,似乎就不值一談(報)。例如像嬰兒牛奶造假的“毒奶粉事件”,導致中國近三十萬嬰幼兒受害。還有像四川地震時暴露出來的偷工減料的學校豆腐渣工程,導致上萬名學生喪生。這些“大假”都打不過來呢。更不要說那些假煙、假酒、假藥、假油條、假雞蛋、假水果、假食品、假報紙、假人民幣,甚至假人(冒充高幹子弟或名人私生子等)等,氾濫成災,隨處可見。在這種假氣沖天,道德淪喪的大環境中,很多中國人的道德義憤和反應,也就久而久之而麻木,喪失了敏感,再加上作為個人的無力感,最後也就見怪不怪,習以為常了。

所以有些中國人談到唐駿、吳征、楊瀾們的造假,覺得那沒什麼大不了,在中國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不足為奇。而唐駿本人也可能感覺冤呢,那麼多大假,不僅暢通無阻,還獲得更大成功,怎麼專拿他說事?例如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被欽定為皇儲的習近平,他的“法學博士”學位就是假的,怎麼中國媒體就不報導挖掘?當然,官媒不可能揭露,因為領取政府工資的記者是國家工作人員,他們怎麼能、又怎麼敢揭露政府的二把手呢?如果做了,說不定也會被“全國通緝”呢。

在這種中國現狀下,難怪揭露名人造假的報導,幾乎都是海外先做起。面對擁有幾十萬記者的中國,面對中國最大的誠信危機,卻靠海外的幾個“個體戶”先著手,實為那個國家國民的悲哀——在各種騙局中活著。

2010年8月10日於美國

——原載《觀察》

201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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