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的諫言路走得通嗎?

曹長青



這篇文章本來在《零八憲章》剛推出的時候就準備寫,結果因劉曉波被抓走而沒寫下去。現在劉曉波被判11年,憤怒之後慎思,覺得還是應該寫,算是異議人士中的異議聲音吧。無論在哪一個群體,在多麼“崇高”的事業中,沒有異議都是不正常的,甚至是可怕的,都可能會導致更多的劉曉波被抓、被判。

《零八憲章》的調子是溫和地呼籲中共改革,這已是共識,不需要我再強調。憲章除了“前言”的套話和當然沒錯的“基本理念”,其主要內容是“我們的基本主張”。而這個基本主張的關鍵是第一條:修改憲法。

中共憲法不能修,只能拋棄

我認為這種“修憲”的“諫言”之路是走不通的,因為:

第一,中國目前的憲法,整個是一部“國家”泰山壓頂般高於“個人”的憲法;一部以保護政府為主導精神的憲法(美國憲法則完全反過來,其全部精神是:保護個人權利,限制政府權力)。對中國這種憲法,壓根不存在“修”的問題,只有“拋棄”這唯一的出路。

第二,即使對這樣一部憲法,中共都根本不執行,建政六十年從來都沒有執行過(還需要比判劉曉波本人的案子更清楚的證明嗎?),那麼修憲的意義在哪裡?

第三,在一黨獨裁的現狀下,修憲機制怎麼產生?人民沒有選舉權,沒有選舉產生的國會。那怎麼修憲?誰來修憲?

第四,在一黨獨裁的現狀下,只有共產黨修憲這一條路。但在共產黨的完全主導下,能有修出一部民主憲法的可能性嗎?

第五,即使我們不談中國憲法是一部“國家高於個人”主旋律的憲法,從理論上來說,是不可修,只可棄的,也不談中共一黨統治下不可能修;僅從技術層面,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過中國的憲法(現在網上一查就可以找到),那是一個邏輯到處漏洞,前後條款矛盾到驚天動地的東西,怎麼還有修的可能?怎麼把那些邏輯混亂理清?怎麼把那些矛盾衝突擺平?

事實是:共產黨不垮台,修憲就只是共產黨一家的事兒;而只要共產黨修,怎麼修,都是以保住共產黨的獨裁為中心思想。所以,在“修憲”從內容到形式上都完全不可行的前提下,再談什麼三權分立、獨立司法、宗教自由、甚至環境問題等等《零八憲章》後面那些“十分正確”的條款,就不僅毫無意義,甚至是滑稽了。

別期待“狼”改邪成“羊”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這《零八憲章》有一萬人簽名,一百萬人簽名,又有多少實際意義呢?當然,沒有實際操作意義也沒有關係,如果它能傳播真理,把揭示專制本質的聲音傳到千百萬人的心中,那這個《憲章》的價值也是重大的。但問題是,《零八憲章》這種“諫言”的形式和內容,所起到的瓦解共產黨政府的作用大,還是潛移默化強化人們承認這個黨統治的合法性的效果大,實在值得探討。我本人認為是後者。因為共產政權本身絕不可能改變其獨裁本性,這是歷史已經證明的事實。所以,如果一再呼籲它改邪歸正,就無形中傳播了“它有改的可能”這種信息,因此而增加人們對“黨”和那個政權的期待;而這種期待就是延續那個獨裁政權的最重要根基。只有人民從骨子裡確信,共產政權絕沒有改變性質的可能,推倒它的契機才可能產生。

而且“諫言”這種思維方式和做法,別說中國封建統治幾千年,共產黨專制六十年,六四的鮮血淋淋還沒有把連下跪諫言都遭砍頭的事實說明白嗎?難道還需要劉曉波再做11牢才明白共產黨的本性嗎?這種調子持續下去,即使再有一次“八九民運”,也依舊會是在熱血澎湃的愛國主旋律下的要求黨內改革的繼續,更何況,再一次大規模民主運動的影子都看不見呢。

有人會說,那你躲在美國讓我們喊打倒共產黨去送死呵。首先第一個層面的回答:追求自由是自己個人的事,只有其結果是公眾可以分享的。沒有任何人有權要求誰,更沒有人要求誰去犧牲;誰都可以選擇沉默,或選擇做奴隸。別人只是評論那些自己選擇追求自由的人,你這樣做是否離自由更遠。每個人扮演什麼角色,也都是他自己的選擇,別人也只是評論,這個角色所起的作用是否會適得其反。

第二個層面的回答:劉曉波站在中共的對立面,說過很多到位的話,並沒有被抓。但那些想和共產黨套近乎的,都給他帶來牢獄之災:《六二宣言》高呼“我們沒有敵人”,結果被抓進去關了一年多,如果沒有悔過書,一定會被判幾年;《雙十宣言》呼籲國共兩黨要儘快聯手促進和平統一(那個宣言要民主政府和獨裁政權聯手組成“聯合當局”,實荒謬不堪!),被控要“顛覆政府”,判三年勞教;《零八憲章》呼籲修憲,肯定共產黨“開始了從拒絕人權到逐漸承認人權的轉變”,於是再被控“顛覆政府”判11年。這就是去跟中共政權講普世價值、人權、修憲,期待“狼”改邪成“羊”的結果。

錯在相信“請求”就不會死

二十多年來,劉曉波寫過很多揭示專制本性,遠比《零八憲章》深刻、真實的話。如果他這次是因為清晰地站在獨裁者的對立面,或者只是為他自己署名的東西而坐牢,相信在很多人心中會是遠比現在更高大的英雄。但為一個降格、折扣的東西,作如此重大的犧牲,這不是值不值的問題,而是對不對的問題。

但既然要求修憲也是“顛覆政權”,不如真犯“罪”。如果站著、跪著都是死的話,為什麼不站著死呢?其實問題就在這裡:是因為相信跪下“求”就不會死。但是,如果相信跪下求就不會死,那就是對專制的殘酷本質沒有足夠的認知,這又和劉曉波那些深刻的批判專制的文章有巨大的矛盾。那劉曉波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或許會回答:“我不降調,沒幾個人跟我簽;而只有簽名的人多,力量才大。”那麼這裡值得討論的就是:到底是人多簽一個降調的、甚至傳播錯誤信息的宣言起到的作用大,還是個人發出真實的聲音起的作用更大?且不說,即使這個相當降調的宣言,也不可能在官方報刊上發出來,也只是在海外網路發表而已,能看到的也只是關心這個問題的小圈子而已。就這樣一個連署信,在國內任何刊物上都發表不出來(不實踐一絲一毫中共憲法的言論自由)的現狀下,還要求它去修憲,豈不荒誕?

提出“修憲”要求,就是相信中共有政治改革的可能。而吉拉斯在1957年的《新階級》中就否定了共產黨有改革的可能性;他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受到世界矚目時說:“戈爾巴喬夫想改革共產黨,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共產主義是無法改革的。”半個世紀之後(半個世紀!),在蘇聯、東歐徹底結束共產統治二十多年之後,在六四屠殺發生二十多年之後,中國的先鋒自由派知識份子還在期待“修憲”,這難道不太令人悲哀了嗎?

喊出“皇帝光著腚”才重要

如果要想以人多顯示公民力量,應該是以“抗議”為主,而不是“建議”。兩者性質不一樣,角色不一樣。如果做不到一群人發出更強的聲音(譴責人權在中國如何被踐踏),那麼個體的真實聲音,也比妥協之後的群體虛話(甚至錯話),更有意義。需要的是一句真話的種子,撒在無數人的心中,給人們提供另一個看問題的視角。面對一個裸體的皇帝,到底是一個人說一句“皇帝光著腚呢!”更重要,還是一群人說:“哎呀,皇帝的新龍袍太單薄了點,會著涼的,再加件布衫吧”更重要?如果一個人不敢說皇帝光屁股,一群人商量一齊說,那還有意義。一個人有膽說,反而要找一群人降調,我理解不了這個邏輯。

你現在不是從政(連選舉都沒有,哪有從政的資本?),所以中國異議勢力不存在搞聯合陣線、聯合政府思維的東西,而是應把真話說到位。大概多數簽名者都沒有從政之心,也未見得都贊同《憲章》的主張(有人說連看都沒看過就簽了),或許都只是抱著同樣的心態,人多就聲勢大一些,而這種聲勢似乎又可以增加其正確性。但歷史什麼時候證明過,越多人認同的東西就越正確?就一定能成功、勝利?

恰恰相反,人類歷史絕不是靠多數推進的,而是靠極少數人的正確的理念。他們一開始雖然從來都是極少數,但就因為正確,所以終究能夠贏得最後的勝利。今天,絕大多數中國人是認同共產黨繼續統治的,難道他們人多就更正確?大概所有《零八憲章》的簽名者都不這樣認為,因為他們本身已經是十三億中的極少數的公開反專制者。

舉西方最近的例子來說,一百多年來,在全世界的知識份子中,反對資本主義的聲音從來都是絕對的多數。我來到美國才近乎震驚地發現,為資本主義呐喊的知識份子少到令人目瞪口呆。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推崇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們都饑寒交迫,找不到有很好經濟保障的教職或學術職位,而為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呐喊的則個個待遇豐厚,桃李滿天下,享盡資本主義的好處。直到共產主義已經徹底失敗的今天,全球絕大多數知識份子還都在一直拼死抗衡資本主義。但不管反對的勢力多麼強大,資本主義在頑強地往前推進著;儘管每一步都艱難萬分,都迎著鐮刀斧頭的砍殺,但資本主義是走在勝利的道路上,就因為它正確,而不在於支持它的知識份子的人數。

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多數未見得代表正確,反而經常在錯誤的方向。所以,總想靠人數來獲取“正確”的信譽和力度,是沒有意義的。而一個正確的原則,哪怕開始只有一個人支撐起來,也一定會贏得最後的勝利。

不能同時坐兩把椅子

肯定會有人異議:如今老百姓、知識份子都只顧賺錢,話說給誰聽呢?沒人回應,說了不是白說?其實這沒什麼值得沮喪和悲觀的,多數人從來都是只顧賺錢吃飯的,這是正常的;你只說給那少數的思想共鳴者聽就足夠了。真正有機會的時候,不是多數勝利,而是正確勝利。

薩哈羅夫提出“一個人不能同時坐在兩把椅子上”,你要麼附和共產謊言,要麼起來反抗,傳播真實。而後者是個極高的標準,鮮少有人能去做。所以,許多反對專制、追求自由的人可能這樣認為:我當然不想附和共產謊言,但在中國目前狀態下,不用這種軟性的方式,還有什麼路可走?換句話說:如果革命硬拼不可能,婉轉說軟話,祈求在體制內改革也不對(事實證明也走不通),那你說中國的事怎麼辦?中共政府到底怎麼才能垮台?

我不知道它怎麼垮台——目前像中國這麼大國家,如此經濟騰飛、政治獨裁的情形,人類史無前例;面對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任何推測、設想都沒有足夠的依據,所以沒有意義。我只堅信它一定會垮台。或許因發生大的經濟動盪,導致某個環節的契機;或者黨內鬥爭導致轉機;甚至也不排除有魄力的軍官發動政變,百姓處於對中共的積怨而呼應支援(羅馬尼亞模式能叫暴力革命嗎?他們武裝結束了共產政權,同樣建立了民主制度)。我知道的是,應該一句、一句傳播到位的真話,一顆一顆地播種追求自由的種子;那麼一旦契機到來,那些潛移默化到人民心中的思想,就會產生巨大的力量,促成那個政權的垮台。

而那些有意無意強化人們對共產政權持續期待的信息,只能導致在有機會的時刻,又促使相當一批人(包括可能起到重大作用的中共高層領導人)產生對現政權的幻想,導致可能的勝利再次流產。共產黨抓判劉曉波本身(還有多少其他人被捕、被判、被監控!),證明了《零八憲章》所說的中國政府“開始了從拒絕人權到逐漸承認人權的轉變”的錯誤。這種思維持續下去,不僅抓不住契機,更不能創造契機。

六四的血洗亮眼睛了嗎?

人類古往今來,多少事情都是“意外發生”;越近代,越意外;有些所謂被預言得的很“准”的事情,只不過是由於人類從不接受教訓,於是太過於頻繁地重複歷史,所以人們以為智慧的祖先預言得很准。事實是,你只有摔過跟爺爺一樣的跟頭,才相信爺爺的話是對的——我們的爺爺,我們的孫子也不例外。所以,中共的垮台也很可能又是一個讓全世界跌破眼鏡的“意外”,但這個意外必定有它內在的必然;而正確的思想,才是推動這個必然的力量。

我在好多篇文章中談過,知識份子應該清晰,你到底是跟那個政權說話,還是跟人民說話。不跟政權說話,不等於具體的共產黨人和中國政府官員聽不到你的聲音,更不等於不會促使共產黨內部、高層瓦解,最終從體制內崩潰。在美國獨立革命的時候,連華盛頓都是從潘恩的《常識》得到啟發和鼓勵,最終打贏那場戰爭。

如果《零八憲章》是劉賓雁起草的,我當然同樣不會贊同,但卻完全理解;他至死相信馬克思主義,只認識到要對党第二種忠誠的程度。而劉曉波是認識到了共產專制的本性(但他的再次“我沒有敵人”又令人瞠目結舌),所以,他讓我不可思議。

劉曉波令人遺憾之處,是從正確的個人獨立思考,向錯誤的群體意識妥協——從黑馬走向黑點,硬要往人群裡擠。從站在專制的對立面,邁向一再給朝廷遞狀子諫言(修憲要求決定了這個《憲章》是跟誰說話,老百姓不能修憲)。而恰恰是遞狀子諫言,使他撞上了中國歷代皇朝的一貫做法:重罰諫者——因為在皇權看來,“諫”則是圖謀政權。

劉曉波被判11年,他自己可以高姿態地表示“沒有敵人”、沒有憤怒。但我對這個典型的因言治罪的政治案、對最近一系列囂張地殘酷鎮壓異議人士的暴行極為憤怒,對那個邪惡政權(自由公敵!)所犯下的罪孽永遠銘記,絕不寬恕!

迄今為止,《零八憲章》所起的最大作用,是由於劉曉波的被捕、被重判,讓一些人“恍然大悟”:原來共產黨沒法治。肅反、反右、文革、六十年的暴政還沒讓人們明白共產黨沒有法治嗎?六四的血居然沒有洗亮劉曉波的眼睛嗎?面對一個如此邪惡的政權,中國文化人到底還要經過幾個六四、多少個劉曉波被判之後,才知道共產黨是不可改革的呢?!

2010年2月8日於美國

——原載《觀察》

2010-03-0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