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在美國走不通

曹長青



奧巴馬當上總統後試圖推行的兩項政策,在美國內部引起軒然大波:一個是用國家巨額資金“救市”,包括救大汽車公司等私營企業,要國家干預市場;另一個是政府要管全民醫療保險,等於把這個領域國有化。

奧巴馬要推行其政策,有明顯的政治優勢:一是他高票勝選,有相當人氣;二是他所屬民主黨又贏了參眾兩院,等於奧巴馬的政策推行,有了綠燈。

但奧巴馬卻遇到空前阻力,多數美國民眾竟然不買賬。最近的蓋洛普民調顯示,57%的美國人認為,奧巴馬的救市,不僅沒有幫助,甚至使經濟更惡化。同時有三分之二的美國人滿意目前的醫療保險制度,等於反對奧巴馬的政府包攬醫療保險。

為什麼民眾這麼抵制?因為多數美國人認為奧巴馬要走向社會主義。為什麼美國人不願意走歐洲,尤其是北歐式的福利國家的道路?這來自於美國的獨特歷史和文化。在美國住的時間越長,越觀察到這個國家跟歐洲不同。這個不同導致社會主義道路在美國走不通。

●美國人有“反國家主義”心理

美國最早的開拓者,多是從歐洲逃過來的新教徒。他們在歐洲受到政府和教會的迫害,因此遠渡重洋,到美國要建立一個自由的國度。這種跟歐洲不同的歷史導致,美國人歷來都有一種“反國家主義”(Antistatism)的文化心理,即恐懼並抵制國家對個人事務、對經濟等領域的干預。

而導致美國這個國家出現的獨立戰爭,又是反對英國這個強大國家(strong state)的統治。這也更增加了美國人對國家力量的反感和戒備。所以美國先賢起草的奠定美國文明的最重要文件《獨立宣言》,主要強調的是保護個人權利,沒有一句提到建立一個強大國家,更沒提到要有一個強勢的政府。《獨立宣言》提出三大權利:生命的權利,自由的權利,追求幸福的權利,都是指個人的權利,而不是指國家、政府和群體的權力。法國思想家、《論美國的民主》作者托克維爾在一百七十年前,就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他說《獨立宣言》透露出美國先賢對國家權力的警惕,美國整體制度設計是要避免出現強勢政府。起草《獨立宣言》的傑弗遜(後來做了美國第三任總統)當時就提出:“政府管得越少,就是越好的政府。”為了防止國家以任何理由剝奪個人的三大權利,雖然傑弗遜並不相信耶穌的那些神跡(他曾修改新約,把神跡部分刪掉了),但他還是在《獨立宣言》中寫道,這三大權利,是天賦人權,是上帝給的。強調上帝的絕對權威,等於是強調:任何國家權力,任何政府力量,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剝奪這些個人權利!給了這些權利以“絕對性”!

●中國孔子走另一條路

我曾在《開放》雜志五月號的“從否定五四開始”一文中提到,美國先賢們的這種思路和五四時的中國知識精英不一樣。美國人想的是:千方百計、盡最大限度保護個人權利;而中國的“五四們”卻把國家、民族等這些群體概念強化到沒邊的程度,最後以愛國之名毆打外交官、燒毀民宅。這種“火燒趙家樓”的暴行,當時甚至至今,仍被很多中國知識人肯定、讚美。殊不知,正是這種思維和價值取向,為共產黨以國家、群體名義剝奪個人權利的暴政,奠定了基礎。當然,中國知識份子的老祖宗孔子從一開始,重視的就是(群體)秩序,而不是(個人)自由;強調的是社稷、國家,而不是個體權利的不可剝奪。這是兩種思維,兩種價值取向。結果就是不同的歷史和現實:美國人一直是自由的,也建立了全球最強大的國家;而中國人至今還被剝奪政治權利;經過二十年經濟發展,人均收入還不到美國人的十分之一。

美國先賢的這種重視保護個體權利,警惕中央集權,也體現在美國制度的總體設計上。從一開始,美國人就設計了相當完善的總統、國會、最高法院的三權分立憲政制度;“三權”的各自產生方式和任期,都不相同,以形成有效的權力制衡,由此避免強勢政府或國家暴力。而且美國各州(State)都有很大的獨立自治權力,實際上每個州都是一個國家,State譯成中文就是“國”。

●美國的基督教和歐洲國家不同

除了這種歷史文化原因之外,宗教也是一個重要因素。雖然美國像很多歐洲國家一樣,是個基督教佔主體的社會,但美國的基督教和歐洲國家至少有兩點不同。一是最早從歐洲到美國的移民,主要是新教徒。新教在美國宗教中占很大的比重,一直影響較大。而歐洲主要是天主教佔主體。天主教比較強調“形式”,不僅宗教儀式很多,還有自上至下的嚴密等級。而新教更重實質,儀式不那麼繁冗,教會也比較鬆散,各自為政。二是美國的新教徒注重的是“教徒群”(sects);而在歐洲,無論新教、天主教,還是東正教等,都是重視“教會”(church)。教會往往跟國家有關係,並傾向支持政府。即使斯大林時代,俄國的東正教還跟共產黨政府合作;納粹時代,希特勒用奧斯維辛滅絕猶太人時,梵蒂岡和羅馬教皇也沒有提出抗議和抵制(九十年代教皇曾就此正式道歉)。而新教的“教徒群”就有不同,他們沒有主教、紅衣大主教等設置和等級,他們更強調每個教徒直接去讀《聖經》,自己判斷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然後追隨自己的信仰。這導致他們更強調“道德主義”(moralism)和“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道德和個體價值,都導致他們戒備和反對國家干預,反感政府“從搖籃到墳墓”包攬一切的社會主義。

●美國人拒絕社會主義政黨

所以,在歐洲國家中,有主張社會主義的政黨當選,獲得權力;但在美國,社會主義政黨從來都不被人民選擇,最多的一次得票率是1912年,美國社會主義黨在大選中拿到6%的選票,後來從未超過2%。美國共產黨更是幾乎名存實亡。

即使有三十年代羅斯福的新政,要走向社會主義,但美國仍和歐洲不一樣。根據“美國企業研究所”學者利普賽特(S. M. Lipset)的專著《為什麼社會主義在美國不成》,歐洲人比美國人更傾向支持政府對財富的重新分配(擴大福利)、政府包攬醫療保險等。歐美之間的這種鴻溝比率,達20—40%,而且至今美國人也不願意縮小這個“鴻溝”。利普賽特認為,從里根總統到克林頓,美國更傾向“絕對自由意志”(libertarian)的方向,即更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左翼民主黨的克林頓,也在總統任期簽署了削減福利的議案,被視為走中間道路,向共和黨的小政府方向傾斜。

●托洛斯基被美國富有震撼

正是美國沒有社會主義的空間,堅持走資本主義,結果帶來美國既有充分的個人自由,又有物質豐富、國家強大的結果。列寧斯大林時代的俄國革命領袖托洛斯基曾在他的書中寫道: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前,他曾在美國流亡,全家在紐約的布朗克斯區(Bronx)東部的公寓住過幾個月(加入布哈林主辦的俄文《新世界報》編輯部)。多年後,即使他在俄國領導紅軍和革命,仍念念不忘這段經歷。他描述說,在這個一般工人住的公寓裡,竟然有煤氣、電梯,電話,以及不用出門就可倒垃圾的通口。那是1917年,而中國在1989年,普通家庭幾乎都沒有電話。可見在上個世紀初,美國人的生活就和世界其他國家拉開了多大的距離。

半個多世紀之後,俄國的另一位革命領袖葉利欽於1989年訪問了美國南方德州的休斯頓,美國著名的俄國問題專家、《葉利欽傳》作者利昂.阿倫(Leon Aron)描述說,美國超級市場的物品之豐富,之玲瑯滿目,讓葉利欽驚訝、著迷。他不斷問商場裡購物的美國人,收入多少,每週食物花多少錢,佔工資比例多少?最後得知,平均佔20%。在從休斯頓飛去邁阿密的飛機上,隨從人員看到,這位俄國領袖獨坐一處在流泪,他不斷說“我們可憐的人民,我們可憐的人民,我們(指共產黨)對他們做了什麼。”像托洛斯基一樣,這位俄國革命領袖也被美國的富有所震撼。兩年後葉利欽振臂一呼,結束共產黨統治,這次美國之行的震撼,可能也起到作用。

●美國住房面積是歐洲一倍

據兩千年時的統計,67%的美國人擁有自己的住房,幾乎所有人都有電話、電視、汽車。90%中學畢業,超過一半進入大學。美國創造的新就業機會,超過了整個歐洲。即使被定義為“貧困線”下的美國人(四口之家年收入低於二萬美元)中,76%有空調,31%有兩台或以上的汽車,54%有自己的住宅。不要說美國人的家庭住房面積平均多達1,875平方尺,遠超過歐洲,即使所謂“窮人”的住房面積(1,228平方尺),還高於歐洲國家所有人的平均值。而這一切的富有、繁榮、豐饒,都和美國沒有走大鍋飯社會主義,實行充分的市場經濟,重視個人自由,限制政府權力,有直接的關係,或者說是結果。

年輕卻沒有重要從政經驗,只做過“社區組織者”就獲得白宮權力的奧巴馬,以為拿到高票,就可推動一場革命,走向均貧富、國家包攬的社會主義方向,實在是不深知美國的這種歷史和文化。他的政策遭到美國人民的抵制,是必然的結局。

2009年8月19日於美國

——原載《開放》2009年9月號

2009-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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