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悲劇和知識份子的責任

曹長青

今天回首六四這場運動,如果說它失敗的話,至少有兩個層次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共產黨的殘暴鎮壓,中共調動了野戰部隊,屠殺平民。另一個原因,由于中國知識份子沒有傳播個人權利、個體自由、結束共產統治的根本價值,所以學生運動的主調還是愛國主義等,因而沒能留下自由主義的精神遺產。

對第一個層次原因的探討,已經非常清楚。事后人們得知,當時中國的掌權者鄧小平已做出這樣的決定,寧可殺二十萬人,也要保證共產黨繼續統治二十年,認為“值得”。因此共產黨大開殺戒,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慘遭殺害。

從另一個角度看八九民運,它幾乎沒有留下什麼思想遺產。當時學生主導的這場運動,主要口號是反貪腐,愛國,改革,而鮮少提出個人自由,個體權利等自由主義的價值,更不要說沒有鮮明地提出“結束共產專制”、全國普選、人民享有政治選擇權的民主要求。

學生們的這種思想狀態,情有可原,因為當時中國大多數知識份子的思想水平,還局限在支持黨內改革派(而不是完全否定共產黨)的框架內,學生們從本國知識份子那裡,得不到真正自由主義的思想資源。

一個人不能同時坐在兩把椅子上

今天,原東歐和蘇聯的共產專制全部被結束,人民獲得了自由。但在中國,仍是共產黨統治。這其中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就是兩地的主要知識份子的思想水平有很大的不同。原東歐和蘇聯的知識份子,很早就從根本上否定共產主義,而中國的知識份子,則熱衷支持黨內改革派,仍在肯定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這一點,相當影響和決定天安門運動的訴求水準。

例如在南斯拉夫,早在五十年代,持不同政見的知識份子吉拉斯(Milovan Djilas,也譯為德熱拉斯)就反省共產主義的制度問題,他的專著《新階級》明確指出,共產黨已成為巧取豪奪、欺壓人民的新(特權)階級。即使在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所謂“新思維”改革被世界矚目時,吉拉斯仍對《紐約時報》斬釘截鐵地說:“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還有其他人,都認為他們能夠改革共產主義。但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共產主義是無法改革的。”共產黨的唯一出路是退出歷史舞台。

蘇聯的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等,也是這種必須結束共產統治的思路。索爾仁尼琴寫出“讓我們別靠謊言過日子”的文章,指出共產主義就是謊言加暴力,知識份子應該做的,是去撕破共產謊言;而沒有謊言的偽裝,暴力沒法統治下去。

薩哈羅夫則提出“一個人不能同時坐在兩把椅子上”,要麼附和共產謊言,要麼起來反抗,傳播真實。薩哈羅夫選擇的是跟共產黨“決裂”,在《紐約時報》發表了被研究者稱為“蘇聯極權制度的判決書”,呼籲建立一個沒有共產教條的民主社會。索爾仁尼琴當時激動地評價說,“在蘇聯那成堆成堆的腐敗、重私利、毫無原則的知識份子中”,薩哈羅夫的出現是“一個奇跡”。

為共產黨尋找永久的墓地

和他們同時代的東歐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哈維爾、昆德拉也是這樣,從整體上否定共產主義。昆德拉提出,人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必須戳穿謊言,恢復記憶。真正知識份子質疑共產黨的每一個問題,“就像一把刀,會劃破鐵幕”,讓人們看到藏在后面的醜陋。

哈維爾在《無權者的權力》中大聲疾呼,要勇敢地喊出“皇帝沒有新衣” ,使共產謊言的“外殼四分五裂”。哈維爾非常讚賞那些喊出“皇帝光著身子”的勇者,在“一個完全麻木不仁和道德淪喪的社會從事的堂.吉坷德式的政治活動。”

正是這種一步到位,完全否定共產主義,喊出共產黨沒有“新衣”,才給了人們新的視角,促使了民眾的覺醒。所以當歷史機會來臨時,原蘇聯和東歐人民才不是像中國知識人那樣在共產黨中尋找“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派,而是為共產黨尋找永久的墓地。

劉賓雁至死尋找“善良的狼”

而在八九民運的時代,在中國知識界占主導的聲音,是支持鄧小平等改革派。很多言論具影響力的知識份子,像劉賓雁等,本身都是共產黨員。劉的代表作《第二種忠誠》,不管強調了幾種,最后還是要忠誠共產黨。所謂跟黨內壞人做鬥爭,是為了黨的健康,實現更好的社會主義。劉賓雁后來在美國流亡近二十年,去世之前,還在“尋找共產黨”,並忿忿不平地說:難道社會主義就該這樣在中國失敗了?他不認為,也不甘心。

以《第二種忠誠》為代表的中國知識份子,向中國人傳遞的仍然是這樣的信號:共產黨是可以改變的(變好的);狼是可以變成善良的。六四事件所以有那麼多平民遇難,就和中國知識份子這種對“狼”的本性認識不清有相當的關系。即使屠殺前夜,天安門廣場的知識份子還在喊“我們沒有敵人”,在美國的民運領袖主張“和共產黨朝野良性互動”。最后當槍彈打到身上,還以為是橡皮子彈。天安門學生在中國知識份子的“尋找善良的狼”的幻想引導下,完全不知道,更不清楚,這個世界絕沒有善良的狼,只要是狼,本質都是吃人的;必須結束狼的世界,才有羊生存的可能。

不僅挑戰皇帝,更否定整個朝廷

原東歐和蘇聯的知識份子,就沒有去尋找善良的狼,而是告訴善良的人民,共產黨就是狼,必須結束吃人的制度。索爾仁尼琴說,“當然這不是一條容易的道路,……對身體來說,這是困難的選擇,但對靈魂來說,這是唯一的選擇。” 但正是這些智慧而勇敢的知識份子喊出“皇帝光著身子”,使人民有了重新審視“皇帝新衣”的視角,一下子明白那是虛假的,是謊言,因此當機會來臨時,他們行動的訴求才是在結束整個“皇帝新衣”制度這樣的水平上,而不是去呼喚和擁戴另一個穿上一點衣服的好皇帝。

中國的劉賓雁們追求和欣賞的是做“忠臣”,拒絕和厭惡的是“奸臣”。而薩哈羅夫和哈維爾們,則是既不做奸臣,也不做忠臣,不做任何臣民,他們要做的是自由人。他們跳出什麼黨內改革派、保守派的思路,站在捍衛個人權利的自由主義高度,不僅挑戰皇帝,更否定整個朝廷。東歐和俄國人民,沒有付出像中國天安門屠殺那樣的慘烈代價,但他們結束了共產專制,獲得了自由!

六四屠殺不久,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教授馬克•賽爾頓(Mark Selden)很快發現了這種不同,他的結論,可能今天仍值得中國人深思:

“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遵循古老的諫諍和對朝廷濫用權威進行有原則的抗議傳統,……跟1989年東歐發生的很多運動比較起來,中國學生儘管向黨對權力的壟斷提出挑戰,卻很少質疑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東德的運動則使不同公民社會的結合跟黨和國家對立起來,終于導致推翻了共產黨政權。”

——原載台灣《看》雙週刊2009年6月4日

2014-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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