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垮了，誰來代替？（六四週年反思） |
曹長青 |
對六四事件，理性回顧這場運動，我們可以看出，它並不是由于激進、理念太清晰、訴求太高而引來鎮壓，恰恰是由于對共產黨本質不清，才導致那麼多人被殺害。
初期學生們的主要口號是反腐敗，后來只要求：承認是愛國運動，保證不秋后算賬。知識份子高喊：我們沒有敵人。結果呢，迎來的是一場血腥屠殺。中共從一開始動用的就不是維護國內治安的警察，而是對付外敵的軍隊。但鮮少有人相信真會有屠殺，當子彈都在肉裏開花了，還以為橡皮子彈。這是典型的不識狼本性，被狼吃掉的例子。
中國文人的傳統是向皇帝進諫。八九年學生在人民大會堂下跪遞諫，既是繼承了這個傳統，更是知識份子一直對共產黨認識不清、直接影響到學生的結果。中國文化人一直都沒明白（我懷疑今天是否明白了），跟獨裁專制者不是對話關係，跟共產黨不能對話，就如同跟海盜、跟恐怖分子不能對話一樣。跟他們只能是抗爭的關係。話不應該講給共產黨，而應該講給人民聽，那就是，一黨專制必須結束（這個被许多文化人不屑一顧，認為誰都懂的道理，事實上在中國根本沒有得到廣泛的共識）。
和共產黨對話，就是強化它的合法性
在共產黨還很強勢的情況下，它怎麼可能跟你對話？它要麼根本不理你，要麼就鎮壓你。只有讓最根本的概念、一次到位的概念——共產政權必須結束，沒有共產黨，中國才能更美好——深入人心，才有可能逐漸形成民間強有力的反抗聲音和勢力（智慧產生真正的勇氣），才有可能迫使共產黨主動來跟人民對話，向人民讓步。抗爭才有可能勝利。
一定有人立刻反駁，那不更被殺嗎？你讓大家都去找死嗎？問題是，你下跪不也是被殺了嗎？與其跪著被殺，為什麼不站起來呢？其實問題的關鍵是：不敢站起來是次要的，不懂得需要站起來才是問題；不敢否定一黨專制是次要的，仍對那個黨寄予希望才是問題！
今天我們喊要結束（推翻）共產專制，絕不等于是要暴力革命。這裡根本不存在人民對政府暴力的問題，只有政府對人民施暴這一條。手無寸鐵的人民怎麼個暴力法？想暴力也沒有資本，所以喊非暴力多少讓人感覺有些矯情。
在現實操作上，一次到位的可能性比較小（也絕不是沒有可能，東歐全部共產政權怎麼都可以在一夜之間沒有任何流血就垮台？），但理論上，必須到位。思想是行動的前提，老是猶抱pi琶半遮面，就是不肯說必須結束共產黨，就是不肯把一加一等于二的簡單高聲喊出來（甚至是，誰喊打倒共產黨誰淺薄），那我們就再熬下一個二十年吧。
今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不靈了，但是，“沒有力量能取代共產黨”這個概念卻深入人心；而只要“沒有共產黨，中國就會天下大亂”這個今天流淌在中國人（尤其是眾多中國知識份子）骨髓裡的概念不被清除出去，共產黨的垮台就免談。而只要共產黨不垮台，什麼自由、民主、憲政、共和，三權分立、新聞和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等等，全都只能是對牛彈琴。全世界共產黨的歷史、共產黨的性質，決定了你根本無法跟它論理。而每次試圖跟共產黨對話，事實上都是強化一次它的合法性；于是，你起到的要削弱共產黨的作用，可能都低于潛移默化強化它合法性的作用。
曾製造一個天堂，今天又描繪一個地獄
知識份子現在面臨一個要跟誰對話的問題。是跟普通民眾還是跟政府？共產黨是一個什麼話都不聽的政黨。知識份子總擔心老百姓接受不了一下子到位的說法。其實是知識份子自己的思想沒到位。六四時最早喊出要結束一黨專制的是民間，把毛像潑墨，高喊結束五千年皇帝統治的也是民間。我不止一次地被反對我強烈反共態度的文化人質問：“你給我說說，共產黨垮了，誰來代替？”
那我就回答你：中國有一套相當健全的行政體制，目前全是靠這個行政體制在運作。所謂共產黨垮台，只是黨的系統退出行政，一切照常運轉。因為縣有縣長，市有市長，省有省長，下面還有鄉長，鎮長等各個層次都有一套行政領導體系，共產黨退出了行政，共產黨垮了，但這個行政系統仍在，完全可以起到穩定局勢，國家繼續運轉的作用。而且今天中國已經基本是行政系統在起作用、在領導管理，沒有了共產黨那些“書記們”的干預，這個行政系統只會運轉得更好。
共產黨一垮台（或者只要開放黨禁、報禁），一天之內會有一百、幾百個政黨出現，一個月之內就會有新的政治明星、政治勢力出現。下次誰想當國家主席、省長、市長、縣長，就要靠競選來當。就這麼簡單。就這樣逐漸過渡有什麼可怕？有什麼不可以呢？！東歐全都是這麼走過來的，台灣也是這麼走過來的，都沒有流血，都沒有暴力。中國人怎麼一定就不行呢？難道中國人是低等動物？那種認為“沒有共產黨，中國就會天下大亂”的人們，是最自我歧視的種族主義分子，是那些自認“自己是一條蟲”、必須有共產黨的金箍棒撥弄的成龍們才相信的。
事實是，這個“沒有共產黨，中國就會天下大亂”的概念，和當年虛構一個共產天堂讓人們勒緊褲帶去追求一樣，今天，共產黨又（在無數文化人的協助下）虛構一個地獄，把中國人嚇死；用這個沒有共產黨領導，中國人就得下地獄的恐懼，讓你滿足現狀，不挑戰專制。中國人曾經被第一個謊言欺騙了半個世紀，在絕對封閉的環境下，有情可原；但在今天這種發達的信息下，在全球民主國家現狀有目共睹的情況下，如果中國人仍然相信中共和那千百個御用文人們製造的謊言的話，不是他們的錯，是我們的失職，是那些骨子相信自由的人沒有把真話說到家，沒有把最基本的理論、最簡單的常識說到位。
繼續“進諫”， 繼續被殺
共產黨現在可以用“顛覆政府罪”抓人、判刑。但當你從一開始就清楚地喊出，我絕不顛覆政府，我只反對一黨專制，恐怕共產黨定罪也麻煩（他們不也弄一些多黨花瓶嗎）。當千百萬的人都明確了不顛覆政府（沒有全國大亂的恐懼），只抗議一黨專制，那會是一股真正的力量。
中國今天的經濟繁榮，絕不是（！）共產黨領導的結果，是亞洲人勤勞、有商業頭腦的文化歷史傳統的結果之一，是海外以華人為首向中國巨額投資的結果之一。在有了民主選舉、健全的保護個人私有財產的制度之后，中國的經濟只能走向更加的繁榮；在有了公平的司法解決糾紛的情況下，中國社會只能更加穩定；在有了新聞自由的監督下，官商勾結的貪腐一定會大幅降低，民間的商業競爭才會更合理。更重要的是，在有了政治選擇權之后，中國人才不再是奴隸，而成為自豪的自由人！
從六四到今天，一路的教訓都是，不清楚共產黨的本質，繼續做“進諫”的夢，那就等于在繼續犧牲的同時，卻起不到傳播徹底否定共產黨合法性的作用。至于很多文化人還停留在呼籲給六四平反的水平上（讓屠夫說，你們是好孩子，我把你們當壞孩子殺了，殺的不太對），那就更沒法多說了。
——原載《開放》2009年6月號；原題：六四的教訓
2014-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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