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罰先於過錯——讀楊子立文集《沉思錄》 |
曹長青 |
最近在華盛頓參觀剛建立不久的“勞改博物館”時，得到了一本勞改基金會的黑色文庫叢書剛出版的楊子立文集《沉思錄》。在回家途中一口氣讀完這本書，再一次被中共的殘暴、中國政府的荒謬而震撼。
楊子立從北京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后，從事電腦軟件發展工作。這個喜歡獨立思考的青年人，工作之余創辦了名為“羊子的思想家園”的個人網站，發表他對中國和世界的思考。二千年時，他參加了幾個大學生創辦的“新青年學會”，交流思想。結果當局竟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把他們逮捕，楊子立和另一人被判八年，另兩人被判十年。當年海外媒體對此廣泛報導，稱為“四君子”冤案。
這本書收錄了楊子立入獄前后寫的文章，當時的法庭文件，包括楊子立等人的自我辯護詞，維權律師和檢察官的辯論，法官的問話等詳細案情。雖然以前讀過楊子立一案的報導，但這是第一次通過這本書詳細地瞭解了這個案子。
讀這本書，一個強烈的感覺是悲憤，因為這簡直是卡夫卡的《審判》、昆德拉的《玩笑》的中國現實版。它不是小說，不是虛構，而是活生生的“懲罰先于過錯”的惡作劇。
一個人犯了錯，然后被懲罰，這是一個正常社會的邏輯。或者有了過錯，尋求懲罰。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主人公拉斯科爾尼科夫無法忍受他所犯重罪的重壓，為求良心的平靜，甘願受罰。這是人們熟悉的“過錯尋求懲罰”的情形。但在共產世界，往往一個人沒有犯錯，卻無端受罰，由此形成“懲罰先于過錯”的荒誕現象。昆德拉的《玩笑》就是描述了這種荒誕。在卡夫卡世界，那個被懲罰的人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麼錯；這種無端受罰的荒謬令人無法忍受，最后他竟然去尋找、去犯那個“過錯”，由此形成“懲罰尋求過錯”。
對共產世界有深入觀察的昆德拉，曾寫過這樣一個故事，來解釋共產世界“懲罰先于過錯”的荒謬：
一個布拉格的工程師到倫敦參加學術會議，回來后發現報上有條消息說，有個捷克工程師在倫敦詆毀社會主義，並要留居西方。這位工程師嚇壞了，這是要做20年監獄的事。他回到辦公室時，女秘書嚇了一跳，驚呼“我的天那，您回來了！這不可能！您看到關于您的報導了嗎？”女秘書說這話的時候，眼裡充滿恐懼。
工程師急忙趕到這家報紙的編輯部，負責此事的責任編輯說，這事跟他無關，因是內政部轉來的稿子。他馬上趕到內政部，他們說，這事可能有差錯，但這與他們無關，這是駐倫敦使館的機要處發來的。工程師要求闢謠，他們說使不得，但讓他只管放心，並保證不會發生任何事情。
然而，工程師很快就發現自己受到了監視，他的電話被竊聽，在大街上有人盯梢。他睡不著覺，總做噩夢。直到有一天，他終于因為承受不住這種壓力，而真的為非法離境冒險活動。就這樣，他變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移居者。
昆德拉用虛構的故事來解釋當年共產捷克的荒謬；而楊子立們的案子，卻是就在人們眼前發生的中國的真實。他們幾個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因交流思想而聚在一起。但這個“新青年學會”不到半年就名存實亡，沒再有任何聚會。他們既沒有槍，更沒有任何人主張暴力，其中有幾個學生成員還是共產黨員。一個常在聚會時跟楊子立辯論，在法庭上還說“承認共產黨的宗旨和綱領”的黨員竟被判了十年。
楊子立在入獄前寫過不少文章，他批判共產主義，“為自由主義辯護”，並多次去農村考察，為底層的貧苦農民說話。在如何看待美國，看待台灣，甚至台獨等問題上，他也表現出開放、理性的精神和視野；而且還有一種悲天憫人的俠骨情懷。但這些不僅完全都在言論的範圍，而且也並沒有“出格”到國內再沒別人寫過類似內容的程度。但共產黨對他如此重判，就因為他們幾個人成立了一個“新青年學會”。而且根據法庭文件，他們最大的“罪狀”是談到應該“結束老人政治”。
幾個年輕人聚到一起談點這種事情，居然就成了“顛覆國家政權”？這不是太荒唐、太冤枉了嗎！在五、六十年代，有過這種冤案，一些年輕人私下成立一個什麼組織，只是聚到一起探討點國事，就被以什麼反革命罪抓獲判刑，后來很多都得到平反。而中國在進入了二十一世紀之后，怎麼居然還有這種荒謬？
通過楊子立這本書才明白，這裏有兩個直接的原因：第一個是國安部的一個線民混進了楊子立他們的新青年學會，他給國安部寫過報告。這個線民也是在校學生，他從農村考進大學，家裡比較窮；國安部人員找到他說，只要監視報告同學的言論思想等，每月給他2500元人民幣。為了錢，他同意了。就楊子立他們的新青年學會，他寫過四個“工作匯報”。胡錦濤的國安部們，居然出錢到大學收買線民，監視大學生的想法，一個有百萬軍隊的政權，不是虛弱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了嗎？
但那個線民學生完全沒有想到，他的幾個報告，居然讓同學被判了八年、十年！他傻了，最后良心不安，寫出了真情，作為證詞提交給法庭。他怕遭國安部迫害，逃到了泰國。新青年學會的幾次聚會討論，都是這個“線民”主持的，很多被定為“犯罪證據”的話都是他說的。可法庭居然不接受這份證詞，說是只要和國安部提供的證據不合，就不能接受。
這種明火執仗的蠻橫無理，是因為背后有另外的原因：那位線民說，國安部也知道這個案子不是那麼一回事，但當時正在開“人大、政協”的兩會，國安部“把這些人抓起來純粹是為了邀央芋A而且當時北京公安局也要插手這個案子，國安部為了搶先一步，草草結案，硬是把它作為破獲的“大案”上報，所以法官和檢察官才一個口徑，硬是判楊子立們重刑。于是有了這場中國版的“懲罰先于過錯”的惡作劇！
昆德拉筆下的那個工程師，本來從沒有想過移居西方，但在“懲罰先于過錯”的折磨下，認清了共產世界的荒謬，終于做出選擇，逃奔自由。楊子立等年輕人，還有他們的親人和家屬等，經過這場突然的災禍，這場毫無理由的“懲罰”，大概更深刻體會、認識了周圍到底是個什麼世界。
幾名被判青年的父親，原來多是相信政府；但他們通過兒子的冤案，和他們申冤被阻的遭遇，明白了這是一個完全不講理的政府。他們在給當局的公開信上說，“你們把三個代表喊得震天響”，“難道不應該先從政府停止侵犯公民權利開始落實嗎？”因為即使在他們孩子的案件開庭時，他們作為家屬要旁聽，當局都耍手腕不准。當局標榜司法改革、透明辦案，宣傳說“法庭旁聽席開放”。可是幾個孩子家長一大早去排隊領票，但一張都沒領到。因為只是開放了六個旁聽席，而且早被檢方安排的人占滿了。共產黨法庭的這種手法簡直像小流氓一樣。
楊子立的妻子路坤，也是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她在給這本書寫的“前言”中說，以前在報上讀到國家領導人到哪里探望，看到他們和藹的面孔等，“常感動著我”。可是一天早晨，當她出門去上班時，竟被一幫大漢在街上突然拽住，塞進一輛汽車，被帶到一個地下室審問。她說就像以前在電影上看到的綁匪作案一樣。她被搜身、拍照、審問、恐嚇了三天，然后讓她寫保證，不對任何人講此事。等她身心疲憊地終于回到自己的住處時，看到的是“家裡被搜查后的一片狼藉”，此后一個多月，她都不知丈夫被關在何處，提心吊膽度日。
這位原來以為周圍是個“鶯歌燕舞”的“和諧社會”的女孩，經過這樣一場災難，她突然長大了。在給聯合國的呼籲信中，她說，“當災難沒有降臨到我頭上的時候，我不在意中國的人權狀況，今天，當災難莫名其妙地突然降臨之時，我才切實體驗到這個可以任意剝奪人權的制度的蠻橫，我才意識到，我們生活的環境是多麼的沒有安全感，災難隨時可能突然降臨到任何一個人頭上。保衛每一個人的人權，就是保衛我自己的人權。”
昆德拉筆下的工程師因為被“懲罰先于過錯”所折磨，最后認清周圍的荒謬，投奔了西方。楊子立和他的同伴們，經過這場同樣的煉獄，他們的靈魂和思想，一定更增加了一層深刻和抵抗野蠻的韌性。
2009年3月12日寫于楊子立獲釋之日
（附記：共產黨硬是讓楊子立這個年輕人蹲滿了八年牢獄。對于一個他們一開始就知道是為立它茯G意重判的案子，居然一天都沒減刑，真是殘酷至極！）
——原載《觀察》
2009-03-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