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會被“平反”的美國總統

曹長青



在美國已經看過多次總統就職典禮,每次都很感慨,因為在中國從沒看過國家領導人有這樣公開的權力交接。美國的總統就職典禮不僅隆重、莊嚴,而且對待卸任總統的方式也非常特別。在新總統就職典禮結束之後,按照既定程式,卸任總統就在白宮後面的草坪被直升飛機立刻接走,不可以在華盛頓多呆一天,甚至幾個小時都不可以。這樣立刻把卸任總統接走的方式似乎有點不近人情,但這就是美國政治的特色之一,一切按規矩辦,服從政治遊戲規則。美國人不相信政治家的人品,而相信制度的制約和保障,強調對權力制衡。不管前總統有多少政績,卸任後也要按規矩馬上讓他遠離權力中心,以保證新總統不受前任的影響,掀開新的一頁。

對布什總統的八年,評價眾說紛紜。批評他的人,認為他八年有很多錯誤,伊拉克戰爭打錯了,國內經濟又出現嚴重危機。但《華盛頓郵報》的資深專欄作家克勞翰默(Charles Krauthammer)說,布什很像是五十年代的美國總統杜魯門,卸任時評價很低,但歷史的眼光則不同。杜魯門1953年下台時,支持率低到只有22%,他的朝鮮戰爭政策,堅持反共的冷戰政策等,都被認為有問題。但後來人們認識到,朝鮮戰爭是必須打的,不僅保住了民主南韓,更維持了東北亞的區域穩定;而堅持反共的冷戰政策更是必要的,它遏阻了共產主義的蔓延,保住了自由世界。

雖然今天在左派主導的媒體上,對布什總統的評價非常低,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會認識到,包括阿富汗、伊拉克等反恐戰爭,也是必須打的,它不僅使美國本土沒有再遭到襲擊,明顯也促進了全球的安全。

美國發行量最大的日報《華爾街日報》在總結布什成敗的社論“911總統”(The 9/11 Presidency)中說,布什執政八年,最具史詩意義的時刻,是911後他首次在國會的演講。他說,“我們將動用全部資源——包括全部的外交手段,全部的情報能力,全部的司法力量,全部的金融影響力,以及全部必要的戰爭武器,來擊敗全球恐怖組織。”面對參眾兩院議員和電視機前的美國人民,布什總統誓言,“我將不會退縮;我將不會休息;我將堅定地進行這場為美國人民的自由和安全而戰的鬥爭。”

《華爾街日報》的社論說,“在這個時刻,確立了布什政府的標準:保護美國人民,在全球打擊恐怖分子和他們的庇護者。不管歷史怎麼評價,在布什任期的所有反恐鬥爭中,布什先生從來沒有退縮——無論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關押戰俘基地,電話監聽,中東危機,還是在美國(因伊戰)和歐洲的關係摩擦問題等。”

但布什總統的反恐政績,被伊拉克戰爭的陰影籠罩,因在那裡沒有發現大眾毀滅性武器,所以有人以此否定這場戰爭的必要性。新任總統奧巴馬更以反伊戰著稱,並以反戰為主要競選議題而勝選。但當時美英法德俄等五大國情報部門都認為伊拉克有生化武器,而薩達姆又拒絕聯合國武器檢查。美國參眾兩院因而通過法案,授權布什總統打伊拉克戰爭,眾院是296對133票通過,參院是77對23票通過(其中有27名民主黨議員投了贊成票)。去年與奧巴馬競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全部對手,包括希拉里、拜登、愛德華茲,墨西哥州長理查森等(還有前總統克林頓),全部都曾贊成打伊戰。今天這些人反過來說伊戰打錯了,錯全在布什;這不僅完全不顧歷史事實,也實在太昧良心。

在伊拉克雖沒發現大眾毀滅性武器,但薩達姆曾使用毒氣武器,一次殺害五千多庫德人是事實。而且薩達姆支持恐怖組織,更是明顯的,使用自殺炸彈殺害以色列平民的所謂“烈士”,就得到薩達姆政權幾萬美金的獎賞。盖達恐怖組織的頭領,也曾在伊拉克受訓。中東是滋生恐怖主義的溫床,而薩達姆政權,是中東最反美、反西方的獨裁政權之一。如果不能剷除資助、庇護恐怖組織的政權,恐怖分子就會更加猖獗。這個仗如果不在伊拉克打(全球恐怖分子向伊集結),恐怖分子就會打到美國家門,這個仗就得在美國本土打。實際上這是個戰場選擇的問題,而不是可否避免的問題。

因而上述《華爾街日報》社論說:“布什先生成就了一件大事,那是他自己和全體美國人民對這屆政府的要求:自911事件之後,沒有任何一個男人、女人或孩子,在美國本土因恐怖襲擊而喪生。”

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這兩場戰爭,不僅使美國和世界更加安全,而且兩國加起來,有多達五千萬人民獲得解放,贏得自由!兩國都從極為封閉的專制社會,轉向民主,並都多次地進行了民選。尤其伊拉克戰爭,等於在22個阿拉伯專制國家的鏈條中,打開一個缺口,使中東的一潭死水卷起漣漪,吹進民主之風,那些被面罩和毛拉們封鎖的靈魂,開始復蘇。這將為中東地區帶來革命性的變化,對整個穆斯林世界的民主,都具有標杆性的作用。

今天的反恐,不是僅僅剷除一個盖達組織,抓獲或擊斃拉登等,就萬事大吉。恐怖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是一樣的,都是要以“主義”的名義(在伊斯蘭分子那裡是真主),剝奪人的選擇權利,踐踏人的自由和生命。而只有推進民主,才能從根本上制約和結束恐怖主義。民主的土耳其是穆斯林國家,但早在五十年代就加入了“北約”;印尼有全世界最多的穆斯林(二億多),但走向民主後,也沒有與西方為敵。印度有一億三千萬穆斯林,成為全球最大的民主國家。所以布什總統在連任後的首次國會演講時提出,把向全球推廣民主價值作為美國的戰略目標。而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都是這個全球戰略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然伊拉克戰爭遇到困難,主要因為自由世界的領袖們沒有認清這是全球反恐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方世界更沒有像二戰時對付納粹軸心國那樣,同仇敵愾、共同出擊。我們設想,如果二戰時只是打敗了意大利,而納粹德國仍在,那意大利絕不會有安寧。二戰後之所以納粹沒有反抗之力,就在於盟軍剷除了世界各地的納粹政權,包括遠東的日本軍國。所以即使曾那麼殘暴囂張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們,在美軍佔領日本期間,也沒有像今天伊拉克的伊斯蘭武裝分子這樣敢反抗。

今天伊拉克的困難,就在於極端伊斯蘭主義根本沒有在全球被擊敗,更別說被剷除。像政教合一的伊朗政權,一直在背後資助全球的恐怖分子,無論是黎巴嫩的真主党,加沙的哈馬斯,還是伊拉克境內的極端伊斯蘭武裝分子,背後的金主和支持者都在德黑蘭。自由世界對恐怖主義完全缺乏當年對納粹那樣的認知,更沒拿出當年的勇氣,來結束包括伊朗在內的所有毛拉政權,這才是今天伊拉克戰爭出現困難的最根本原因。

不要說美國,僅靠一個以色列,就有足夠的軍事能力結束伊朗的獨裁政權。可美國只是打了一場伊拉克戰爭,美國內部,更有歐洲的左派們,就鬧翻了天。他們怎麼會容忍剷除伊朗的後霍梅尼政權?所以,今天伊拉克的困難,不是恐怖分子和那些伊斯蘭武裝分子有多麼強大(美國能打敗精銳的納粹軍團和日本皇軍,怎麼能打不敗那些土匪民兵式的哈馬斯們),而是西方左派捆住了人們的手腳,這個仗根本沒法打。就像當年越戰時美國失敗一樣,完全是被自己內部對邪惡認識不清,並有浪漫幻想,還要杯葛、阻止反共的“反—反共”的左派們打敗的。所以二十世紀美國最偉大的思想家安.蘭德(Ayn Rand)把左派稱為邪惡的“爪牙”(Jackals)。先左傾、後來醒悟的美國哲學家悉尼.胡克(Sidney Hook)則稱“西方左派是自由的掘墓人”。但不管多麼艱難,人類的自由力量仍在全球勝利,伊拉克戰爭,將像二戰一樣,被歷史證明是結束邪惡、推進自由的戰爭,並一定會贏得最後的勝利。正如上述《華爾街日報》社論的結束之語所說的,“當今世界仍是非常危險的。人們感謝布什總統在911後,在自己失去支持率的風險下,採取的那種有決斷力的行動,才使美國人比911之前安全。”

布什總統的國內政策,主要成就是堅持大幅減稅,讓人民手裡有錢。《華爾街日報》在題為“布什的經濟”(The Bush Economy)的總結性社論中說,布什第二任時的減稅政策,有效地刺激了經濟成長。但布什離開白宮時,美國卻處於過去25年來的最大經濟危機。這裡布什政府是有責任的,或者說,這是布什八年執政的最大敗筆。

布什政府說,這是因為華爾街“喝醉了”(got drunk),我們才出現“後遺症”(a hangover),歸罪於商界。《華爾街日報》社論說,這有一定的真實性。但是,是白宮提供了“酒吧”,才有人喝醉。對房地產開始刮起投機風,銀行亂貸款,信用氾濫,布什政府沒有重視,還在強調克林頓時就高唱的“居者有其屋”的左傾口號,鼓勵和支持人們都去買房,不管自己能不能付得起。因此對次貸問題,沒有及早發現和調控。格林斯潘主掌聯儲會時,以猛砍利率的政策來刺激人們買房,更加重了房地產投機熱潮。同時布什政府開支猛增,赤字運作(2008財政年度赤字達4550億美元 )。雖有伊拉克戰爭等負擔,但布什政府並沒有在減少其他政府開支上做出很大努力。至於後來決定用人民的稅款來救市,救私人企業,則完全違背了共和黨的自由市場原則,更給奧巴馬走羅斯福式的社會主義“新政”鋪設了道路。

但總的來說,布什總統在全球反恐上的政績還是主要的,它保護了美國的安全,強勢反恐也促進了世界的安全。而沒有了安全,什麼經濟等其他一切都談不上了。若干年之後,史家評價布什,很可能像對待杜魯門一樣,給他“平反”,肯定他捍衛和推動人類自由的偉大貢獻。在布什卸任之際,有高達72%的美國人認為,布什是個好人,其實這個平反,可能早已自在人心。

寫於2009年1月19日,布什總統在白宮的最後一天。(原載《觀察》)

2009-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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