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事件和天安門事件比較

曹長青

在匈牙利事件(1956年)發生33年之后,中國爆發了天安門事件,同樣是人民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也是遭到了軍事鎮壓。今天回顧這兩個事件,它們的異同很值得深思:

第一,在匈牙利事件初期出任總理的改革派領導人納吉,公開提出,要“結束一黨專制,自由選舉”。而當時中國的改革派領導人趙紫陽,從沒有提出這樣鮮明的政治訴求,他在事件中的最勇敢行為是到廣場聲援學生,說他老了、來遲了等。

第二,納吉始終拒絕認錯,被監禁一年多后被判處死刑,在監獄中被絞死。他留下政治遺囑說:“我必須為我的思想而犧牲我的生命。歷史將宣判殺害我的劊子手。如果將來由殺害我的人來替我平反昭雪,那是違背我的意願的。”納吉對那些鎮壓者(包括后來的匈牙利共產政權)持道義譴責的立場。中國的趙紫陽也沒有認錯,但沒被判刑,被監禁在家,直到去世。但趙紫陽從始至終都是共產黨員,並以黨員身份上書中共中央,等于承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更別說否定共產主義。

第三,當年目睹匈牙利事件,后來隨父母逃到西方,目前在美國阿什蘭德大學任教的施拉姆教授(Peter W. Schramm)最近出版的回憶錄《基于原則》(On Principle)中記述:在鎮壓匈牙利事件時,蘇軍調動了戰機、大炮和六千輛坦克。匈牙利人勇敢地拿起武器進行了近一周的武裝抵抗,甚至把蘇軍抵制在一個海灣幾天,擊斃了700名蘇聯士兵。匈牙利人認為自己有武裝抵抗的權利。而在中國,當時的天安門運動主要領袖,幾乎一面倒地強調“非暴力是最高原則”,並把要武裝自衛的人視為“不和平、激進”,更有學生領袖跪在人民大會堂前,像對皇帝進諫般苦苦勸說,期盼皇恩浩蕩。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專家、紐約州立大學教授塞爾登(Mark Selden)曾對此評論說:“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仍遵循中國古老的對朝廷濫用權力的進諫傳統,和東歐的運動比較,中國學生很少質疑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而波蘭、捷克、匈牙利的運動,則是跟共產黨對立,最后一舉推翻了共產政權。”

第四,匈牙利的大學生和工人等各界密切合作,沒有像中國學生那樣以什麽“保持學生運動的純潔性”而排斥工人和知識份子。而且匈牙利人也不是像中國學生那樣僅僅在街頭抗議示威,他們佔領了國家廣播電台和共產黨辦公室,推倒了斯大林的塑像,把它在大街上拖碎。在蘇軍要攻進起義者佔領的國家電台幾個小時之前,他們用各種語言播出當年美國總統林肯的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說,並向世界發出SOS的求救信號。

第五,雖然美國一直期待中國發生政治變化,國務卿杜勒斯有名言:和平演變的希望在中國下一代。但對中國發生“天安門事件”,美國中央情報局和那些所謂“中國通”,完全沒有預料。連被稱為“中國問題專家中的專家”的哈佛教授費正清,在六四槍響時,也只是感歎,中國的事情像深淵,他沒法看清了(他去世前交稿的最后一本書《中國新史》,其中“新”字就有修正他原來舊想法的意思)。在六四開槍時,美國總統老布什,還想給鄧小平撥電話,勸說他,而鄧小平根本不接他的電話。美國對匈牙利事件也是如此,美國的情報部門等,根本沒有預料會有個“匈牙利起義”。雖然“自由歐洲電台”等呼籲共產國家的人民起來反抗,支持他們追求自由民主,但真的匈牙利人民起義了,美國卻退縮了。當時被視為反共的國務卿杜勒斯公開表示,匈牙利人不是我們“潛在的聯盟”(potential allies),等于表明西方不會干預。

第六,中國政府對“六四事件”的定性已五次改口:最初定為“反革命暴亂”,然后降級為“動亂”,后來稱為“事件”,不久又改口說是“一場風波”,最新的提法是“那件事”。這種不斷降級說明,中國政府自己已經越來越無法理直氣壯。但中共至今對此根本不認錯,更完全不認罪。而匈牙利事件,在中國天安門事件發生那一年的七月,匈牙利最高法院就宣判撤銷當年對納吉等人的判罪(第二年匈牙利加入北約)。戈爾巴喬夫曾譴責當年蘇軍入侵;葉利欽訪匈時,向當地人民“"道歉”。后來普京總統訪問布達佩斯時,表示雖然俄羅斯不是蘇聯,但對當年的事件仍有“道義責任”。

從匈牙利事件可以看出,一個歷史事件能夠得到公正的對待,關鍵是要有一個民主的政府,實行一種尊重事實和真實的民主制度。如果期待中國的天安門事件獲得匈牙利事件的這種最終結果,首先和前提條件是,必須結束一黨專制,讓中國人像匈牙利人那樣,有定期的選舉和新聞與言論自由。

——原載《觀察》2006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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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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