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傾導致的《紐約時報》大丑聞 |
曹長青 |
新聞記者由於採訪時間倉促或調查障礙，有時報道出錯，往往被視為“誠實的錯誤”，媒體一般給記者“誠實犯錯的空間”。但像《紐約時報》記者布萊爾（Jayson Blair）在四年多的記者生涯中編造眾多假新聞的現象則是罕見的。該報11日刊出長達四個整版的“認錯報道”，揭示該事件始末，並表示這個事件導致擁有152年歷史的《紐約時報》處於低點；該報發行人小蘇茲貝格（Arthur Sulzberger, Jr.）也不得不承認這是“非常丟臉的事”。
《紐約時報》的長篇認錯文章說，布萊爾僅過去10個月內在《紐約時報》發表的73篇報道中，至少有36篇存在造假、抄襲等問題。很多所謂“現場採訪”，是他在紐約布魯克林區的住處編造的。這個事件成為目前美國新聞界的重大討論話題，不僅各大報都報道評論，而且5月12日美國三大有線電視台以及公共電視台PBS，都邀請新聞界專家等評論這個事件。《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總編輯朱克曼（Mort Zuckerman）認為這是“對《紐約時報》的羞辱”。著名評論家沙利文（Andrew Sullivan）則在專欄中把它稱為“《紐約時報》的大醜聞”。
“誠實的錯誤”和“有意編造”性質完全不同。記者由于懶惰不去採訪、為了使故事生動有力、為了自己能“出大新聞”而獲提升和榮譽等原因，故意編造新聞或引言的情形並不是新聞。例如在1981年時，《華盛頓郵報》黑人女記者庫克（Janet Cooke）就曾報道過一個八歲孩子用毒品的故事，該報道因生動感人而獲得“普利策獎”；但隨后被揭出整篇報道全部都是編造的，根本沒有過這樣一個故事。不僅普利策獎被收回、該記者被開除，整個事件也成為美國媒體每當遇到編造新聞時就提及的典型。1998年又有《新共和》雜志白人男記者、被認為新聞界一顆正在上升的紅星的格拉斯（Stephen Glass）在多篇報道中編造而被開除，成為美國媒體最大醜聞之一。1998年還有《波士頓環球報》曾獲普利策獎的黑人女專欄作家史密斯（Patricia Smith）因被發現編造四個杜撰出來的“引言”而被解雇。
媒體雖然很難保證記者報道的完全準確度，但是一旦發生報道不實或杜撰現象，一般都馬上糾正錯誤，開除造假記者。即使在中國都同樣。我們《深圳青年報》當年就有一個很能干的記者，筆頭快，新聞敏感強，派他出去總能給你找到可上頭版的、使版面亮眼的、或其它有新聞價值的消息。但后來發現他的很多報道不僅失實，而且自己編造，于是我們很快炒掉了那位記者，儘管他很能干。
出現造假的記者並不奇怪，令新聞界吃驚的是，《紐約時報》是很看重新聞真實的世界著名大報之一，為什麼竟一直容忍這麼多、這麼嚴重的錯誤，而不及時追查處理？《紐約時報》自己在長篇報道中解釋說，今年27歲的布萊爾長達四年編造假新聞而沒有被及時發現和處理，主要是由於編輯之間資訊溝通不夠。但《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克勞翰默（Charles Krauthammer）昨晚在福克斯電視台的新聞評論中說，這根本不是什麼溝通不暢的問題，事實上《紐約時報》早就發現布萊爾的造假問題，內部編輯之間為此有過不少溝通和警告，那麼問題出在哪裡？不少評論家已經指出，問題出在《紐約時報》的左傾意識形態和“政治正確”做法上。尤其是在該報前年把非常左傾的社論版主編雷恩斯（Howell Raines）破格提拔為“執行總編輯”之后。
造假的年輕黑人記者布萊爾雖在美國馬里蘭大學新聞專業學習過，但並沒有畢業，是個退學者。他在大學期間到《紐約時報》實習，正值該報刻意要多雇用黑人，強調“多元化”，再加上他實習10周就寫出19篇報道，表現出靈氣，因此被直接雇用。《媒體研究中心》學者斯韋齊（Liz Swasey）在福克斯電視上評論說，布萊爾被雇用和《紐約時報》熱衷的照顧黑人的“族裔配額”政策（Affirmative Action，中譯“平權法案”並不準確）有直接關系。按照美國大報常規，絕大多數新聞院校畢業生都得從地方小報做起，逐步按新聞成績而調升到大報，像布萊爾這樣“火箭式”一步登天的，則基本上只有極少數的少數族裔。
《紐約時報》的認錯文章中有三處特別強調，當初雇用布萊爾絕非因為他是黑人。但正如《NewsMax》雜志的評論所說，當年克林頓性醜聞剛被揭露時，白宮也是強調，這和“性”沒有關係；但這種刻意的強調恰恰表明，這和他們要否認的東西是有關係的。
在布萊爾四年多的記者經歷中，很早就出現失實問題。《紐約時報》就布萊爾文章作出的更正多達50篇。早在2000年，當時的《紐約時報》執行總編輯就抱怨說，布萊爾的報道錯誤太多，連《紐約時報》發行人的名字都拼寫錯了。2002年4月，布萊爾的頂頭上司、都市版主編曾向該報行政主管發出兩行電子信：“必須立即停止布萊爾給時報寫稿！”但這種呼籲根本沒起作用，布萊爾不僅沒受處罰，反而被提升，由報道地方性新聞，升為報道全國性消息的記者，並派他到華盛頓採訪去年重大的狙擊手槍殺案。
布萊爾到華盛頓六天后，就發回獨家報道，發在《紐約時報》頭版。該文引述四個不具名的警方人員的話，披露案情，成為獨家新聞。接着他又報道，引述不具名的消息來源說，狙擊手正要交代時，審問被迫停止，因為檢方受到白宮的壓力。這種獨家報道見報后，馬里蘭州檢察長和FBI資深官員氣憤地舉行了記者會，斥責《紐約時報》的報道完全不是事實。布賴爾的臨時上司、《紐約時報》駐華盛頓主任也懷疑布萊爾的報道有問題。但執行總編輯雷恩斯從沒有告訴這位主任，布萊爾有過報道造假的歷史，更沒有追問布萊爾的匿名消息來源的真實性，反而給布萊爾發去電子信，稱讚他的報道是“出色的，非常及時的”。布萊爾被繼續重用，最近在美國對伊戰爭中，他還編造了直接採訪獲救女兵的父親、受傷士兵等“新聞”。
《紐約時報》執行總編雷恩斯為什麼對布萊爾如此這般獨有情鍾？這位出生在阿拉巴馬州的白人莊園主后裔對黑人的“獨特情誼”是頗具盛名的。早在七十年代他就曾著書懺悔自己的祖先雇用黑人奴隸的罪惡，他是那類對黑人有“內疚感”的美國白人的典型。在充斥“政治正確”的《紐約時報》，他更要刻意表現對黑人的善意和用人的多元化（diversity）。布萊爾是他的驕傲。兩年前雷恩斯曾在美國黑人記者協會自豪地、特意舉布萊爾的例子，表明《紐約時報》重用黑人為了顯示自己的“族裔配額”制做得很好，雷恩斯竟然不顧新聞真實，不顧《紐約時報》的信譽。上述評論家沙利文說，“他寧肯讓一張報紙的信譽低到152年的低點，也不能得罪少數族裔記者。”
雖然雷恩斯對該報長期重用造假的布萊爾負有直接責任，而且新聞界也主要是在批評以雷恩斯為主的《紐約時報》管理層，但這位總編被免職的可能性很小，因為他太受和他同樣左傾的發行人小蘇茲貝格之寵。在新聞專業同行一致批評雷恩斯等管理人員的情況下，小蘇茲貝格已經出來為他辯護：“別妖魔化我們的主要管理人員。”《紐約時報》發行人的“政治正確”比雷恩斯有過之而無不及。隸屬《紐約時報》的《波士頓環球報》1998年發生黑人女專欄作家造假事件時，該報一開始就極力袒護、掩飾。
除了走火入魔般地熱衷“族裔定額制”的政治正確之外，《紐約時報》多年來堅持左傾意識形態則是導致他們一再犧牲新聞真實性原則的更深層原因。《NewsMax》昨天題為“《紐約時報》丟臉的事並非新鮮”的分析報道指出，《紐約時報》有對說謊記者不處罰的歷史：早在斯大林統治蘇聯的三十年代，《紐約時報》派到莫斯科的記者杜蘭蒂（Walter Duranty）就編造假新聞，發誓說蘇聯絕沒有政府導致的大饑荒，而事實上他清楚地知道，正是斯大林的政策導致農村的饑荒，成千上萬擁有財產的人被投入監獄，很多孩子被餓死。但這個造假記者卻獲得普利策報道獎。他獲獎幾年後，蘇聯大饑荒的真相就傳遍世界。該評論不無諷刺地說，《紐約時報》都沒有一點體面意識，把那個不該得的獎還回來；更沒有就此向公眾道歉。
《紐約時報》駐柬埔寨記者尚伯格（Sydney Schanberg）當年發回報道說，對於柬埔寨人民來說，沒有什麼比美軍駐在那裡更壞的了；使這個不幸的國家陷入血腥之路。但事實是，美軍撤出后，有多達三分之一的柬埔寨人民被尚伯格讚美的“紅色高棉”屠殺，柬埔寨陷入了“世界歷史的最血腥之路之一”。
美洲現在唯一的專制國家是共產古巴，但卡斯特羅的上台，也和《紐約時報》的左傾報道有一定的關係。當年該報駐哈瓦那記者馬修斯（Herbert Matthews）連續發表多篇報道，熱烈稱讚發動革命的卡斯特羅，而無視那位叢林革命者正進行的暴力屠殺。美國《國家評論》雜志曾不無諷刺地說，“卡斯特羅是通過《紐約時報》上台的。”
《紐約時報》也幫助了中共奪取權力，在中國建政。早在四十年代的延安時期，該報記者發自中國的報道，多是讚美延安的共產黨、譴責國民黨等。被稱為美國的“中國通鼻祖”的費正清根本沒有去過延安，僅僅因為看《紐約時報》等左傾報紙，就得出結論說，“延安在遠方閃耀着光芒。”寫出《紅星下的中國》的美國左派記者斯諾（Edgar Snow）美化中共的報道，以及費正清等“中國不通”們的政策建言，都是導致美國在四十年代后期取消給反共的蔣介石政府援助，使中共坐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雷恩斯出任《紐約時報》執行總編輯之后，這種為了意識形態而扭曲事實的現象在新聞報道中更加嚴重。雖然在言論上（社論和專欄文章等）各報都有各自明顯的政治傾向性，但對新聞報道，則都強調真實和新聞平衡。但《紐約時報》卻多次無視這個原則。例如在這次對伊拉克戰爭中，該報出于自己的反戰立場，對反戰活動大報、特報，而對多數民眾支持結束薩達姆的聲音則故意忽視。而且他們還歪曲編造前國務卿基辛格的“反戰言論”，遭到新聞界一致抨擊。基辛格曾在一個會議上分析打伊拉克利弊，並沒有反對武力倒薩，但被《紐約時報》報道成，連基辛格這樣的老牌共和黨人都反戰，導致基辛格本人不得不出來闢謠。
這次《紐約時報》不得不高調處理布萊爾事件，是因為德州的《聖安東尼奧快報》發現布萊爾抄襲該報的證據，已公開指出《紐約時報》的造假問題。布萊爾事件只是《紐約時報》為其左派意識形態付出的代價之一。《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沙費爾（William Safire）5月12日就布萊爾事件發表的專欄說，“美國，以至全球的記者們，都會繼續從《紐約時報》學到教訓。”
2003年5月13日於紐約
2003-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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