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萬潤南文章讀後感

曹長青

我的《和劉賓雁分道揚鑣》一文在《開放》一月號發表之後,引來鮮見動筆的萬潤南先生和難得叫真兒的鄭義先生的長篇批評。正好給我一個機會補充那篇文章所未及表達的內容。

我的文章批評了劉賓雁跟著西方左派聲討資本主義制度、抨擊西式民主的觀點。沒想到惹火了萬潤南先生,他雖然提了一句「更傾向曹長青推崇的右派經濟理論」,但通讀全文,他明明是更為西方左傾思潮辯護,甚至質問美式民主能否在後院開花的問題。我不得不承認,萬潤南的「新」想法,的確令我非常吃驚;以我對他的瞭解,感覺他在思想上(甚至氣質上)都應該是那種站在劉賓雁左傾立場對立面上的人。想不到我的判斷居然有這麼大的失誤。也許歲月在往不同方向改變著我們每一個人。

在探討中國到底應該實行左派還是右派的經濟理論之前,我首先呼吁的是中國政治的民主化,在政治民主化的前提下,用不著劉賓雁之類去做人民的大救星,去擔心中國資本主義會不會走過頭了。一屆政府做不好,老百姓會用選票換另一個政府。在正常的民主國家,自然會形成一左一右的兩派主要勢力。把兩種理論放到市場上去競爭,相信人民有智慧去選擇。共產黨就是不相信人民有選擇的能力,它要替人民選擇,所以才帶來了暴力和獨裁。

萬潤南表示,西方有左右派,兩者都沒錯,他既認同劉賓雁對社會主義的眷戀,也理解曹長青對資本主義的推崇。其實萬潤南不屬於「沒有宗教的人對所有的宗教都寬容,沒有觀點的人對所有觀點都接受」的那一類人。事實上,萬潤南的傾向性是很明顯的,比如他引一位美國女教授的話,「我完全支持你們反對你們制度的鬥爭,但當你們反對你們制度的時候,千萬不要對我們的制度評價過高」,並認為這是美國「清醒的聲音」。

這其實和劉賓雁的觀點在本質上一模一樣﹕共產主義不好,西方資本主義也不好,我們要尋求第三條道路。那條道路在哪兒呢?還讓共產黨再繼續拿十三億人做試驗嗎?西方左派有資本喊,因為他們已經在享受那個他們可以自由攻擊的民主制度。而劉賓雁沒有資格喊,不僅因為他連回到自己國家的機會都得不到,更因為他口口聲聲關注的中國人民還生活在專制奴役中。

就是那些一直攻擊西方文明的左派們,一直在聲援著國際共產世界的烏托邦,在所有的烏托邦都崩潰的今天,他們不僅對當年的親共沒有絲毫反省,今天仍繼續用抗衡資本主義制度、阻止自由世界向專制國家推廣民主的行動,來客觀上幫助延續世界大小獨裁專制的存活。

西方當然不完美,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完美個人的情況下,怎麼可能有完美的社會?西式民主是已經被歷史證明的、迄今為止最可行的道路,為什麼就不讓中國人民先走到這一步?下一步的問題等共產黨結束了再說。你說我沒不讓中國人走民主道路,但你強調西方並不好,那中國人還有什麼必要學?

萬潤南和劉賓雁在一個思路上,認為曹長青這類頭腦簡單的人,以為「一切罪惡全由共產黨造成,因而只要推翻共產黨,便是一片光明了 (劉賓雁觀點) 」。其實誰會認為,只要共產黨倒台,中國就變成一個完美世界了;人類善與惡的鬥爭會永遠存在,中國也不例外,這還用說嗎?但劉賓雁萬潤南的思路,就是用第二步可能發生的問題,來阻止人們走第一步。

萬潤南先生以前給我的印象是對共產黨的認識比較清楚的,現在忽然一下子倒退到六四前,的確讓我吃驚不小。他那麼推崇鄧小平,認為共產黨之所以繼續執政,是因為他們比反對它的人聰明。既然如此,那萬先生那麼深地卷入八九民運幹什麼呢?八九民運是被認為打斷了鄧小平改革的呵。這只給我一個感覺,萬潤南對當年走那一步可能後悔了。照萬潤南的邏輯,共產黨之所以還在中國存活,就因為它比反對他們的人聰明,難道今天世界上得以存活的獨裁專制都是因為統治者比他們的反對者更聰明嗎?

我可以理解萬潤南先生對民運組織和參與者的失望。但民運人士千錯誤、萬缺點,都不應該影響中共獨裁制度必須結束這個原則。誰說共產黨結束後一定會是今天的民運人士執政?以蘇聯、東歐以及亞洲那些結束了專制的國家的例子來看,那些政府的運作基本上是原班人馬,只不過形成了不同黨派,開始了通過競選而你上我下的民主機制。

萬潤南先生提出, 面對左的劉賓雁和右的曹長青,共產黨肯定更害怕劉賓雁。萬潤南先生真以為共產黨害怕某個海外的所謂「異議人士」?國內比劉賓雁左的,比曹長青右的,一堆一堆的,許多國內人在海外發表的東西,無論勇氣和智慧都絲毫不亞於海外的人,共產黨也沒把他們統統都抓起來。他們連在國內的人都不怕,還怕在海外的所謂「異議人士」?別那麼自我重要了。

共產黨害怕的是喊出「皇帝沒穿新衣」的聲音成為知識界和民間的主流。這就像當年魏京生指出「鄧小平是獨裁者」,等於是說「皇帝赤身裸體」;而劉賓雁舉著「第二種忠誠」的大旗、提出共產黨有缺點錯誤,需要改正,等於是說,「皇帝身上的衣服有點髒,需要洗一下」。那麼共產黨到底怕誰?如果更怕劉賓雁的忠誠,他們為什麼不把劉賓雁抓起來,而讓魏京生坐了近二十年的牢?

這種皇帝衣服有點髒的第二種忠誠思路,至少產生兩個誤導民眾的結果,第一,皇帝是穿著衣服的(這是根本和關鍵!),第二,衣服洗淨之後還是好的,可以繼續穿;所以人民仍可寄望於一個好皇帝,而不是結束整個皇帝制度。

其實共產黨正需要利用西方左派和劉賓雁這種觀點來愚弄中國人民﹕「西式民主並不好」。那中國怎麼辦?只有繼續共產黨的領導。萬先生可以說,既然共產黨可以利用劉賓雁的觀點,那為什麼不讓他回國呢?問的好。如果共產黨真的瞭解劉賓雁的想法,早就熱烈歡迎他回到《人民日報》,給他更高的特權發表文章。劉賓雁那些支持西方左派的文章,我看差不多都符合《人民日報》今天的發表標準。可是共產黨根本不瞭解他,也不關心他現在的觀點。但為什麼不讓他回去呢?今天處於守勢的共產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些曾給共產黨惹麻煩的人,已經出去的,就都在外面呆著吧;或許他們知道,在外面呆久了,會像萬潤南那樣,感覺「還是共產黨聰明」了。

劉賓雁曾對一代又一代的中共領導人抱希望和幻想,他也曾對胡溫新政寄托希望,但一代又一代的領導人都讓他幻想破滅,正如一個又一個共產專制在各國崩潰,仍沒使他放棄對馬克思主義的眷戀、對「真正共產黨人」的尋覓。

我不僅不否認黨內力量在中國改變中將起到的作用,甚至認為,如果中共最高領導層沒有改變的話,中國的真正改變幾乎是難以發生的(這點我在「中國人所不瞭解的李登輝」一文中論述過)。但怎麼改變?當年蔣經國的改變,他的開放黨禁、報禁是主動的、情願的嗎?絕對不是!是在台灣人民風起雲涌、一波又一波的反抗運動逼迫下,不得不做出的妥協。

以蘇聯和台灣的例子來看,無論是戈爾巴喬夫還是蔣經國,都沒有想結束自己的政黨,都是在意識到不得不政治改革之後,才促成了下一步的契機。而像劉賓雁那樣,在西方自由的土地上,一味地跟著西方左派抨擊資本主義,所能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傳遞一個信息,西式民主學不得,中國還得靠共產黨領著大家往前走。一句話﹕劉賓雁期待的是好的共產黨人掌權,而不是沒有共產黨的中國!

沒有人說過所有共產黨員都是壞人,但共產黨的問題不是哪個人的品德問題,而是制度問題。我強調的是共產專制的邪惡,我批判的是共產黨執政的獨裁。這和具體哪個共產黨人的品德沒有多大關係,民主國家裡品德糟糕的領導人到處都是。而劉賓雁等人則轉移視線,把別人對共產制度的批判,變成對共產黨人的聲討。鄭義先生甚至明申暗示,像曹長青這種對共產制度深惡痛絕的人,一旦有朝一日中國變天,還不得回去像當年共產黨橫掃反對者一樣清算共產黨?鄭義先生大概忽略了,基督文明的讚美者、西方憲政民主的推崇者從來都不是暴力份子。而恰恰是那些詆毀基督文明、蔑視西方民主制度的文化人們,那些貌似頗有人道主義情懷的薩特們,促成了暴力的開端;恰恰是劉賓雁這類至死堅信「馬克思主義就是一種人道主義」,至死抗衡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把人分成好人壞人的自命的「裁判者」們,才是構成暴力的思想根源和基礎。

劉賓雁要和他認為的壞人做鬥爭,而我對和人鬥沒有任何興趣,我的作戰對象從來不是現實生活中的任何人,而是一些觀念。這個世界上骨子奡N是邪惡的人,不能說沒有,但很少,也不能促成人類的大災難(因為惡魔容易辨識,沒等成大氣候,就被摧毀);而被錯誤觀念主導的「好人」,高舉「善」的大旗,才能有眾多響應者。共產主義是最典型的例子。

而劉賓雁那種對西方社會的抨擊,對「好共產黨人」的尋覓,加上萬潤南這種「共產黨人聰明」論,都在加強著「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分貝,都在客觀上幫助著共產黨繼續統治中國。

正是由於這種對共產黨割舍不斷的戀情,劉賓雁才在自由的美國,感覺如同坐監獄。《開放》二月號盛禹九的文中說,「幾年前,一位老友去看望他,劉說的第一句話是﹕『你來探監了!』」我想,長期這種不健康的心態,一定嚴重損害了他的身體。萬潤南先生這篇文章,多少令我對他產生一絲擔心,忍不住說一句﹕老萬,多保重,祝你有一個好的心境,希望你眼堛漪國天空和我看到的一樣湛藍!

(原載《開放》2006年4月號)

2006-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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