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龍應台們錯在哪裡？ |
曹長青 |
曹長青在《理性的歧途——東西方知識分子的困境》新書座談會上的發言
座談會出席者：
廖志峰（允晨文化發行人）
金恒煒（當代雜志主編）
李永熾（台大歷史系教授）
卜大中（蘋果日報總主筆）
徐永明（中研院教授）
曹長青（中國異議作家，理性的歧途》作者）
記 錄：周汝婷
整 理：鐘芳品
曹長青的發言：
非常感謝“允晨文化”出版我這本書（《理性的歧途——東西方知識分子的困境》），感謝給本書寫序的金恆煒和卜大中兩位很受敬仰的台灣知識界有良知的朋友，也感謝另外兩位與談人，台大的李永熾教授和我們大家在電視上熟悉的評論家徐永明先生，也感謝剛才致詞的“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峰先生支持我這本書出版。這本書的題目看起來好像很深奧，其實我是盡量用通俗的語言來寫。我在美國十幾年，花了一些時間思考知識分子問題，當然在中國的時候也曾思考，但那時對西方的了解還相當不夠。
我和妻子在美國已住了十幾年，我們看美國報紙，讀西方的書籍，發現這個西方和我們原先想像的有很大不同，尤其是深入了解西方過去一百年的歷史。人類剛進入二十一世紀第五年，回首過去的二十世紀，會發現它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災難深重的一百年：發生兩次世界大戰，共產主義幾近全球蔓延，因意識形態和戰爭致死的人，多達一億三千萬！以台灣人口來算，差不多是六個台灣。這一百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人類過去前19個世紀，即1900年的總和！
大家都知道，20世紀是科技發達、經濟騰飛、知識分子眾多的一百年，但為什麼在有了飛機、火箭的時代，怎會死那麼多人，誰殺呢？回首一下，這根本不是像台南、台中那些生產木瓜牛奶或耕種芉頭的人，而是戴眼鏡的人，他們所熱衷的意識型態導致的，是知識分子的烏托邦幻想導致這麼多的殺生。
近代知識分子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我這本書當然不能全面探討，我只是把部份讀書的感想和思考匯錄成集。對于這個問題，當代英國歷史學家約翰遜（Paul Johnson）曾寫了一本書《Intellectuals》進行探討，南京大學教授楊正潤等人把它譯出，江蘇出版社出的，書名叫《知識份子》。該譯本也在台灣出版，書名譯做《所謂知識份子》。台灣本的序言是卜大中先生寫的，他曾送了我一本。中國出版的譯本，把馬克思那章全刪掉了（因作者對馬克思有批評），但沒做任何說明，沒看過英文原書的中國讀者，根本不知道該書有馬克思這一章。而且該譯本還把書中不符合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字眼進行了刪削，同樣沒做解釋。兩個版本一對照，這種“不同”一目了然。
●20世紀被三大理論“巫”住了
約翰遜還寫過另一本重要的書《Modern Times》，叫做《當代》。該書對整個20世紀進行了總結，結論是：20世紀為什麼出現那麼大災難，為什麼死了那麼多人，罪魁禍首就是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導致那麼多人喪生？約翰遜認為，出了三大問題：第一，就是道德相對主義的泛濫。20世紀初，愛因斯坦發表了相對論，這本來是物理學理論，但知識分子把它擴展到社會科學，結果什麼都是相對的：真理是相對的、真實是相對的，道德是相對的，沒有了絕對的標準。由于是相對的，就有各自的解釋。那些獲得權力的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們，就按照他們自己的想法確立標準，結果帶來無窮的災難。人類的災難都是這些知識分子的想法帶來的。
第二個，是弗洛伊德的潛意識學說。愛因斯坦同時代的弗洛伊德提出夢分析理論，認為人的一切行為來自性和潛意識。而強調潛意識自然就不會重視意識中的道德、理性、善惡等價值，因為它強調的是私欲，人的低層次需求，肉體需要，而不是靈魂等道德層次的境界。
第三個是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幻想，導致暴力革命和專制的蔓延。這三大主義可以說橫掃了20世紀的知識界，幾乎俘虜了所有的重要知識分子的大腦，于是尼采的所謂權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成為20世紀的主旋律，知識分子和權力結合到一起，推行意識形態的烏托邦，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災難。
●李敖是典型的偽知識分子
具體地說，我覺得知識分子有兩大弊端，第一個就是沒有絕對的道德標準。例如台灣的李敖，不少人把李敖叫做“大師”，其實他是典型的偽知識分子，因為他沒有絕對的道德標準，也沒有任何原則。即使那些罵蔣介石的文章，很多也都經不住事實檢驗，連中共《人民日報》記者採訪李敖時都說，“你和汪榮祖先生合寫的《蔣介石評傳》，看到一半就讀不下去了，主要問題是太不客觀，文字也粗糙。”，你看， 連共產黨的人都覺得李敖寫的太離譜。
現在親共、聯共成為一種時髦，于是李敖在台灣宣佈他是紅色，他去北京被視為“老同志歸隊”，到了香港則直截了當說要“親共”。今天知識分子誰敢在西方說是親共，共產黨這三個字等于邪惡，怎麼敢公開說親共？李敖就敢這麼說，沒有任何原則，沒有任何道德標準。
如果你想知道中國知識分子有多麼醜陋，或中國文化醞釀出的醜陋能到什麼地步，那就你去看看李敖，他代表了中國文化最劣質的一部份。李敖跑到北京去，給中共領導人跳政治脫衣舞，把靈魂剝個精光，表演給共產黨看。但台灣的很多人卻把這樣的人稱為“大師”。包括你們台灣的前立法委員沈富雄，在立委選舉前跟李敖對談，一口一個李大師，那個低三下四的卑賤口氣，簡直不把自己當個人，那你還怎麼當民主國家的立法委員，一定會敗選。沒有尊嚴意識，缺乏道德標準，不僅是台灣，也是20世紀知識分子的通病。
知識分子另一個弊端，是理論脫離實際，為了烏托邦幻想而不顧現實和人本身。剛才我談到約翰遜寫的那本《知識分子》，該書最后一句話是：“知識分子永遠要記住人比理論重要。”因為20世紀知識分子的通病就是為了理論，為了烏托邦幻想，為了意識形態，而不顧人，不惜損害和犧牲人本身。
例如我們以台灣知識分子中爭論的統獨問題為例。由于我對台灣問題的立場，有人批評我支持台獨，我說我不是支持台獨，我也不支持統一，我是支持台灣2300萬人的權利，不管是什麼族裔，什麼省籍，不管是客家人、台灣人、還是外省人，他們有選擇這塊土地未來的權利。只要經過民主程序，台灣人民有權利通過選票改變一切，包括國號、國旗、國歌、憲法等，這一切都應由台灣居住的2300萬人決定，而不是連投票權利、連知道真實的機會都沒有的13億人決定。也就是說，這2300萬人民的意願，他們的感受，他們的呼聲，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那些什麼統一呵、民族情感呵、中華民族的概念等等。20世紀知識分子最大的壞處就是不看重人本身，而是看重意識形態，為了烏托邦幻想，為了概念而導致無數人喪生。毛澤東為了他的烏托邦，在六十年代初，人為政策餓死了4040萬中國人（中國官方刊物上的調查報告）。
●龍應台、李濤等滿腦子大中國幻想
再舉個具體例子，卜大中先生剛才提到的龍應台，其實也是一個典型的只顧理論不管人的偽知識分子。龍應台強調的是大中國、大中華歷史，她不強調真正重要的台灣2300萬人民的權利這個問題，為了理論，而不看重現實。
今天台灣的現實是什麼？現實就是她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她從來都不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成立38年，從邏輯上她不可能是后者的一部份。另一個更重要的真實是，當蔣介石退到台灣之后，那個曾下轄35省的中華民國，實際上已名存實亡，因為那35省，一個也不在中華民國的管轄之下。因而今天聯合國191個成員，絕對大部分國家都不承認中華民國，人們談到這個地方，都是叫她本來的名字：台灣。也就是說，全世界都給台灣正了名，把這塊土地，這個國家，叫做“台灣”。最近李登輝訪問了美國，美國媒體報道時，都是說“台灣前總統”，從沒用“中華民國前總統”。為什麼美國報紙這麼用，因為你提到中華民國，美國人不知道你在談哪個國家；但一提到台灣，就清清楚楚，知道在什麼地區，哪個具體的地理位置，腦中馬上想到那是一個和日本、南韓一樣經濟繁榮、政治民主的國家。這就是台灣的現實、真實和事實。可像龍應台這樣的知識分子，看重的不是這個現實，而是什麼“大中國”“大中華”，或龍的中國那個烏托邦，把理論看得比現實重要，或者說要求“現實”服從“想法”。
●“用棍子把人們打向天堂”
所以今天我們看20世紀那麼多災難，就是知識分子不以人為中心，而以烏托邦想法為中心。今天在台灣，包括《聯合報》、《中國時報》、TVBS 電視，以及李濤這種知識分子，滿腦子都是意識形態，幻想一個大中國。可他們這是一廂情願。因為中國未來民主了，中國人也不會接受中華民國的國號，更不會同意國民黨回中國統治。因為那時候中國人自己會成立很多民主政黨，你們台灣去年註冊政黨98個，但中國獲得自由之后，可能會有1800個政黨，當然不會歡迎國民黨空降，也不會再用你們現在的國號，中國人自己會建立一個新的民主國家，啟用新的國號，制定新的憲法，也一定會改換那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到那個時候，會和你們台灣走一樣的路，那就是制憲、正名，建立新國家。所以說，像龍應台等大中國情懷者，完全生活在一廂情願的幻想中，生活在理論和烏托邦中，而不是現實中。
20世紀知識分子的最大弊端之一，就是烏托邦幻想，而且使用武力的方式，用剝奪人民選擇權的方式，來強迫進行，用捷克作家昆德拉的話說，是用棍子把人們打向天堂。無論斯大林，希特勒，還是毛澤東，包括現在的中共領導人，都這樣做，剝奪人民的選擇權，強迫人們按照他們的意識形態走，不走，不服從，就殺你的頭。昆德拉曾說，共產主義被說成天堂，可是通向天堂的路上到處都是古拉格（勞改營），因為誰不跟他們走向“天堂”，就被送進勞改營，或被殺掉。那些剝奪人們選擇權的，都是假天堂。因此，台灣的未來，一定要尊重台灣人民的自由選擇，這是根本。
●“南方朔們，敢不敢像我這樣說”
剛才金恆煒先生提到，為什麼明明看到俄共、中共都是一種恐怖統治，但包括薩特在內的那些大知識分子，竟完全視而不見？共產黨用了什麼聰明的手法，把這些大知識分子都變成了笨蛋？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是否可以這樣反問一句，今天在台灣，為什麼那些知識分子明明看到中共的統治是專制，是邪惡，剝奪了13億中國人的選擇權，還用飛彈瞄準台灣，制定反分裂法，要武力犯台，他們難道不知道嗎？當然知道！但為什麼他們還那麼熱愛那個中國，甚至跟著共產黨的調子喊“統一”？我是否也可以用金先生剛才那種思路問一句，共產黨用了什麼聰明的手法，把這些知識分子變成了笨蛋？難道他們的腦子都壞掉了？
其實問題就出在知識分子的三個嚴重認知錯誤上：反民主，不尊重真實，沒有族裔平等意識。
今天台海兩岸的分歧，非常明顯，是民主和專制的對立。一邊民主，有了“凍蒜”（台語“當選”），另一邊專制，還是清算。一邊是數人頭，另一邊是砍人頭。由于對民主和專制的看法不同，而分成兩種人，兩群人：有民主想法的人士一邊，認同專制中國的一邊。我是一個中國人，按連戰的說法，我是純種的中國人，但由于民主的理念，我和同樣想法的台灣人站在一起。而連戰跑去北京，朝拜共產黨，還公開提出“聯共制台獨”，這是一種專制的想法。台獨是什麼？它是人民獲得自由后的一個政治選項而已。民主就是人民選擇，而選擇就有各種選項，包括今天我們在金石堂書店開這個新書發佈會，你說要去書店，如果自由選擇，就應該可以去任何一家書店，包括誠品、金石堂，建國南路、建國北路的，哪裏有書店，你都可以進，這才叫自由選擇，你才是自由人。如果事先規定哪個書店不可以進，不可以是“選項”，那怎麼還是自由選擇？
台獨就是民主下的一種自由選項。我就可以說，台灣人民選擇獨立或統一，我都尊重。台灣的統派知識分子，南方朔、北方朔們，敢不敢像我這樣說，支持台灣人民的選擇權，無論選擇獨立還是統一都尊重？他們不敢這麼說。說台獨不可以是選項，其實就是否定自由選擇本身，本質上就是不民主，反民主。
前天去台北縣國民黨候選人周錫偉總部參加一個記者會，會場的標語很引人注目，說台北縣和台北市的捷運要“一體化”“一致化”，台北縣要和台北市合併，建立“大台北”。這種口號讓人一下子想到什麼大中華、大中國，大什麼的，其實就是一種統一化、整體化的群體主義思路。而在西方的古典自由主義者那裡，就不是總想著統一，而恰恰是強調個人的權利，自主性，個體價值， individualism 的重要性。像在美國，尤其強調地方分權，美國的50個州稱為state ，其實就是“州國”，各州都有立法權，美國全稱是“美利堅合眾國”，就是50“國”組成。
周錫瑋所代表的這種統派思路，才導致連戰們敗選了，沒有拿到政權，就想藉助共產黨的力量，重新獲得權力。這是反民主的烏托邦幻想。
●龍應台們為什麼有傲氣和霸氣？
第二個是不尊重真實。今天台海兩岸的關系，明摆著的是一邊一國，兩個國家。根本不存在什麼“兩岸一中”。馬英九說兩岸一中的“中”是中華民國，這是自欺欺人，因為中華民國不僅被逐出聯合國，而且以這個國號根本無法再加入。（曹長青注：而且國民黨馬英九們根本不想“反攻大陸”，驅逐“共”虜、恢復中華，連中國人的民主運動都不真正支持。他們高調喊“一中”是玩政治、目的是取悅北京，獲得中共支持而在台灣獲得權力。）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也都不認這個中華民國，人們認的是“台灣”這個名字。如果認為兩岸一中的“中”是中華人民國共和國，恐怕連馬英九也說不出口。中華民國這個國號，已經名不副實。但這個國號怎麼改，什麼時候改，是台灣人民的權利。對岸的中國政府毫無道德資格，對台灣人民的選擇指手畫腳，更無權做決定。台灣那些有大中國情懷的知識分子，也無權阻止台灣人民做出自己的選擇，這是一個要不要尊重真實的問題。
第三個是不尊重族裔平等原則。台灣的李敖、龍應台們，為什麼這樣“大中國”，這麼居高臨下，有一種對台灣人的傲慢之氣、霸氣？這和他們的“主子”心態有關。他們自視為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化的香火延續者，因而有文化和種族上的優越感。現在台灣的政權和平轉移了，台灣人執政了，但那些原來的文化和思想貴族們，不願意、不承認、不接受他們失去了貴族地位的現實，他們的內心還是“主子”，心理上還在“統治”台灣，自視“人上人”。為什麼他們那麼熱衷“大中國”，其實是要恢復那個他們當“主子”，當master的地位。龍應台就是典型的代表，她不想做普通人，不能跟你們平等，因為她是龍的傳人。現在阻礙台灣民主的重要因素，就是知識分子的傲慢，知識分子的狂妄，知識分子的烏托邦，知識分子的理論和現實脫節，不接受今天台灣的現實，尤其是知識分子不以人為核心，不承認台灣人民的的選擇權利，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統派知識分子和薩特同樣醜陋
剛才金恆煒先生提到薩特，這位當年紅極一時的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1954年和他的情人戰友西蒙波娃去了共產蘇聯，親眼看到蘇聯不是民主的，不是自由的，但是回到巴黎之后，他還是歌頌蘇聯。為什麼明明看到的不是這樣，還要說謊話呢？因為他腦中有一個既定的想法，那就是共產主義是好的，帶領人去天堂，雖然他看到的不是這樣的現實，但為了維護腦中那個概念、那個理論、那個想法，就歪曲事實，以適應、符合他認定的意識形態。例如當時蘇聯人被禁止到國外旅行，拿不到護照，這明明是剝奪人民的權利，但薩特卻說，這是因為俄國人太熱愛他們的國家了，不願意去外國旅行，哪兒都不願意去。薩特為了意識形態，竟不惜編織謊言。
今天在台灣有不少知識分子也像薩特，他們到中國去，不僅不敢說真話，還用謊言幫助共產黨的統治。剛才談到的李敖就是典型，他到北京，敢說真話嗎？他在清華大學的演講，整個像奴才一樣，還讚美共產黨給中國帶來盛世。而李敖在台灣立法院、在台灣的電視，什麼都敢罵，但到了北京他就蔫兒了。怎麼不敢罵了呢？不僅連現在執政的中共領導人不敢罵，連死去的毛澤東都不敢罵，還一口一個“毛主席”地肉麻，今天不要說一般中國人都不這麼說話，連共產黨的官員們都不好意思這麼自吹了，而李敖就有膽量當眾自我閹割。
今天台灣一些知識分子跑到中國去，他們明明知道中國是個專制國家，但為了他們心中的“大中國”幻想，為了這麼個意識型態，就不顧現實，不管是非，不惜像薩特那樣說謊。
●兩個西方，兩個美國，台灣學哪個？
《理性的歧途——東西方知識分子的困境》這本書，主要內容是談西方的左右派問題。我在美國居住多年，近距離觀察西方才更清楚地發現，實際上存在兩個西方、兩個美國。今天台灣到底是以什麼文化、什麼價值做借鑒、做座標，是個重要的選擇。也就是說，你要學習哪一個西方，哪一個美國？因為實際上存在一個左派的美國和一個右派的美國。
什麼叫左派？左派在對外政策上、對共產主義，包括對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對恐怖分子、對邪惡，都有浪漫情懷，有幻想，不能堅持原則。這種浪漫的結果，不僅不能堅定地抵抗邪惡、戰勝邪惡，反而很多時候姑息邪惡，甚至成為邪惡的幫兇或同謀。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左派們，在對外政策上都是“統派”，總想把世界統合起來，建立統一的大政府，經濟上要大一統，由政府包攬一切，管理經濟，實行高稅收，高福利政策，以建立均貧富的所謂平等社會。結果怎麼樣，實行這種政策的歐洲，經濟都困難，歐元區的十二個國家，現在經濟都不好，過去30年的平均經濟成長率才1.3％。而拒絕高福利、高稅收政策的美國，也就是右派理念佔主導的美國，過去30年的平均經濟成長率是3.3％，是歐元區國家的兩倍半。右派強調的是小政府、大社會，盡量降低稅收、削減福利，重視充分的市場經濟，看重的不是平等，而是自由，在自由競爭中，獲得相對的平等，尤其是重視機會的平等，而不是財富的平均。而左派剛好相反，強調高福利，大政府，以平等的名義，剝奪人的自由。
強調財富平等的共產黨的計劃經濟是這方面的典型，把人民的錢強行奪去，進行財富第二次分配。誰來分配？政府來進行，結果越分配，政府越大；管分配的人越多，貪污腐敗和官僚主義就會越嚴重。像共產中國、蘇聯，都是這樣，財富基本平等了（當然共產集團從來都有特權，是吉拉斯所說的“新階級”），但最后是一起貧窮，沒有中產階級、沒有富人，更沒有一個人的尊嚴，也就是說，最后既沒有平等，更無自由。
這是兩種理念的對立。今天美國為什麼強大，成了唯一超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主要是右派的想法在主導，那就是自由的想法，包括人民自由選擇的想法，以及右派強調的對共產邪惡、任何邪惡，不抱幻想，堅持原則和道德理念，高舉反對共產主義和市場經濟的旗幟等佔了上風。舉個和台灣有關的例子，保守派的里根當美國總統時，制定了保護台灣安全的《台灣關系法》，而左派卡特當總統的時候卻是跟台灣斷交。想法和做法完全不一樣。左派對共產主義有幻想，不懂得什麼叫邪惡。而右派對此則相當清楚。
●反美，親北京，對邪惡認識不清
在西方民主國家，基本都是左右兩大派知識分子所代表的兩種理念，兩種價值，兩種想法在較量。而台灣現在很遺憾被統獨爭論所主導，佔領了所有知識分子的話題中心。但如果統獨問題解決了，我覺得台灣也會像美國、意大利、日本，包括英國、法國所有這些成熟的民主國家，還是兩大派，兩大理念：左派右派。
如果贊成右派理念，那就要尊重人民的自由選擇權，對邪惡不再有幻想。所以台灣將來到底會朝向哪一個西方、哪一個美國，是相當重要的選擇。以我的觀察，台灣很多統派知識分子，基本都是西方左派知識分子的想法，反美、親紅色中國，對邪惡認識不清。
剛才徐永明和李永熾教授談到的古典自由主義，就是西方右派知識分子強調和推崇的價值。左派打著自由主義的招牌，其實是以自由的名義縱容甚至鼓勵放縱，推行道德相對主義。
●“常識”會戰勝“精英主義”
今天在美國，其實是兩種力量在較量。一種是知識分子，以《紐約時報》為代表，那種左派知識分子，倡導的是精英主義，把理論和烏托邦幻想看得比現實、比真實還重要。另外一種力量，以中產階級和右派知識分子為代表，強調常識，commonsense，看重的是人本身，而不是理論。在台灣其實也是這樣，那就是以《聯合報》、《中國時報》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精英主義，和台灣普通人所代表的“常識”的對抗，這個常識就是台灣人民有選擇的權利，而不是那些知識精英們的大中國、貴族文化的烏托邦。兩種價值，兩者想法的較量結果，我相信會像美國等西方成熟的民主國家一樣，最后一定是“常識”獲勝，那些台灣的假精英、偽知識分子一定會被歷史淘汰。謝謝大家。
2005年11月9日于台北金石堂書店《理性的歧途——東西方知識分子的困境》新書發佈座談會上的發言
（原載台灣《當代》雜志2006年1月號，有刪節）
2021-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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