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許「進口」毛澤東

曹長青

旅居英國的華裔作家張戎曾以描寫她家三代人的故事《鴻》而在西方出名,該書在全球賣了一千多萬冊。隔了十年多之後,最近張戎(和她丈夫合作)推出第二本書《鮮為人知的毛澤東》,這本被稱為“毛傳”的書立即引起評論界的重視,並得到普遍好評。文革時曾駐北京的英國外交官喬治.華頓在英國《每日新聞》上發表的書評甚至稱它為“關於20世紀最嗜殺、最腐敗的獨裁者的最權威傳記”,並預測這本書的內容,“絕對能永遠結束對毛澤東的時髦崇拜”。

為什麼這本書獲得這樣高的評價?香港的最後一任總督彭定康在書評中說,因為這本“最具說服力”的“毛傳”告訴世界,20世紀最邪惡的暴君不是希特勒和斯大林,而是毛澤東。英國《衛報》的書評家雅夫達(W. Yahuda)也說,該書中的毛澤東“是一個可以與希特勒、斯大林相提並論的20世紀最大怪物;但若以造成的死亡人數而論,毛超過那兩個惡魔,因毛造成七千萬中國人無辜喪生。”

但一如既往,中國政府封鎖一切和其官方意識形態不同的評毛著作,張戎的書根本無法進入中國。甚至連刊載書評的外國雜志也被查封。《華爾街日報》就此發表 “毛與我們”的社論說,最近一期《遠東經濟評論》因刊登了前英國《泰晤士報》編輯梅兆贊(Jonathan Mirsky)的書評,而被中國當局查禁。梅兆贊是西方知名的中國通,他在1989年因報導天安門事件而獲當年“英國年度最佳記者獎”。他這篇書評通過介紹張戎的書,揭示了毛在1949到1976年期間的罪行。該社論介紹說,負責發行外國刊物的中國國家出版進出口公司通知《遠東經濟評論》說,因這篇書評,這期雜志將不能在中國發行。

因一篇書評就查封整本雜志,是中共當局的一貫做法。幾年前,美國《時代》周刊曾因刊載一篇對達賴喇嘛的專訪,當期雜志就被禁止在中國發行。在遭到抗議之後,北京當局做的妥協是,動用大批人力,把那期雜志中有專訪文章的內頁全部撕掉,然後才被允許送到中國的報攤和書店。那個一群中國人在當局組織之下撕去雜志內頁的場面,想來是多麼荒唐。它和當年秦始皇焚燒書籍、扼殺思想,本質毫無兩樣,只是中間隔了二千多年。

張戎的書雖然被中國官方封鎖,但就像當年李志綏的那本《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樣,最後會被各種地下方式流傳到中國,畢竟世界已進入網絡時代。

張戎的“毛傳”不僅將啟迪中國人重新認識毛澤東,還會對西方社會有重要的教育作用。因為西方知識界長期以來非常重視和研究斯大林和希特勒,把他倆視為二十世紀的主要暴君,卻沒有重視毛澤東。不僅如此,西方還大量充斥著對毛的歌功頌德。上述英國作家喬治.華頓都在他的書評中憤慨地說,西方政治家、左派政客、學者、激進的時髦人物對毛澤東的歌功頌德非常可恥,他舉例說,曾被譽為“英國國寶”的漢學家楊尼班(Tong Benn)就曾號召西方學習毛的中國。

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這中間當然有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本身的問題,因為他們多是從熱愛中國文化、研究漢語起家的,因此多被稱為“漢學家”。這種對漢語言文化的熱愛,這種好感,導致他們對毛,對中國的專制制度缺乏敏感。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的“中國通”多是左派,他們對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幻想,自然容易把毛的暴力革命理想化、浪漫化。多年前我在採訪《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路易士( Anthony Lewis)時,曾提到這個問題。這位兩次獲得普利策獎、也曾多次去過中國的左派專欄作家都坦率地說,“我想部份原因是由於美國人歷來對中國有浪漫情懷。我們非常容易被毛欺騙。包括美國的記者,往往非常天真、非常輕易地相信了中國一切都非常好。甚至文革都發生了,我們還沒認識到。我們的確由於什麼原因對蘇聯和中國採用了雙重標準。”

當然不要說美國記者和一般的所謂中國通,即使被視為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最高權威費正清,其實也是一個“中國不通”。費的最後一本書是《中國新史》,所謂“新史”主要是修正他以前對中共的浪漫幻想和評價。六四天安門屠殺後,費正清竟感嘆,他根本弄不懂中國。當被稱為“研究中國問題的鼻祖”都“不通”如此,那麼那些小費正清,小小費正清,可想而知,其對中國和中共的認知,即使多麼費心,最後也是既不正,也不清。

當然除了西方中國問題專家自身的問題之外,中國知識分子本身負有更大的責任,因為迄今為止中國作家還沒有寫出像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那樣有份量的揭露共產黑暗的專著。西方人對共產蘇聯的真正瞭解,很大程度和索爾仁尼琴們提供的第一手資料有關。而且今天中國人直接用英文等揭露毛和共產中國的一般性的著作,也都鳳毛麟角,少得可憐。從這個意義上說,張戎的書填補了一個空白,具有重要的意義。

(原載《觀察》2005年8月4日)

2005-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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