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凍蒜Vs.中國的清算

曹長青

針對連宋去中國,台灣前文化官員龍應台在中共《中國青年報》發表了整版文章,歌頌連宋到中國“在對的時刻,在對的地方”說了應該說的話。連宋在中國主要說了什麼?他們主要渲染的是民族主義,強調中國人要幫中國人,中華民族,炎黃子孫,而刻意回避了兩岸的最根本區別,那就是民主和專制的對立,凍蒜(台語當選)和清算的制度不同。

中國人要幫中國人這種邏輯,讓人想起奧維爾《動物農場》中那個豬司令的口號“兩條腿是壞的,四條腿是好的”,都是以外型、類別、膚色來劃分,而不是以自由的價值。中國人幫中國人這種邏輯,就是以種族混淆是非,以民族主義掩蓋民主和專制的區別。因為真正應該做的是自由人幫被奴役者獲得解放,讓台灣的“凍蒜”取代中國的“清算”,實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

在一個民主社會,哪個黨獲勝並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實行選舉。只要一人一票的定期改選,即使惡魔當選也不要緊,因為下次人們可以淘汰他。關鍵是通過選票使主權在民;而不是共產黨那種所謂“民主”(永遠你民我主)。

去年底台灣立法院選舉時,我在台北街頭看到章孝嚴的宣傳車,相當感慨。章孝嚴是蔣經國的私生子,最近還正式改名為“蔣孝嚴”,台灣人戲稱,他自己可以“正名”,卻不許台灣這樣做。在蔣介石時代,流著蔣家血的人,就是貴族,就有特權,就當人上人。老蔣還沒死,就立了蔣經國為太子。私生子的章孝嚴後來當了外交部長,都由於他們身上流著蔣家的血。

自從蔣經國晚年宣佈,流著蔣家血的總統到他為止,台灣才開始從血緣政治向票源政治邁進,尤其是有了三次總統直選、兩次權力和平轉移之後,流著蔣家血的人,在台灣已沒有了直接的政治特權,因此像章孝嚴也得開動宣傳車四處拜票。電視上曾播出他在台北菜市場,向那些不太會說北京話的當地台灣人鞠躬,懇求賜票。“拜票”“賜票”,這一拜,一賜,定義出“主僕”關係,那就是人民才是主人,要當官就得來“拜”,我喜歡你,才會“賜”你一票。而在中國,鄧小平說“讓一部份先富起來”,一個“讓”字,仍表明權力在他手裡,他可以南巡講話“再讓”,或者北巡講話“不讓”,總之由統治者決定“讓”還是“不讓”。讓和拜(票),凍蒜和清算,區分了兩岸政治環境的根本不同。

這次台灣國大選舉也是這樣,更體現了人人可競選,誰都可能當選的凍蒜文化。在當地觀選時,看到電視上播出國代選舉的黨派政見辯論會,其中成立不久的中國民眾黨的黨魁陳源奇的競選言行,令人有滑稽的感覺,不僅他頭上綁了一條領帶,還因為只有幾分鐘的政見發表時間,他竟用大部份介紹自己,說這次只選黨不選人,讓他的英俊瀟灑沒有發揮余地。講話中還數度公佈自己的手機號碼,念了半天,還念錯;其間他的手機不段響起,讓現場人員忍不住竊笑。

在參加競選的十幾個政黨中,陳源奇領導(讚成修憲)的中國民眾黨最後竟獲得百分之一點零八的選票,按比例獲得三席國大代表。陳源奇的經歷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台灣選舉政治的標本。他曾任台南一所中學的校長,自從七十年代末台灣有了立委選舉之後 ,他就逢選必到,執意參選,從總統、省長、縣長、市長選舉,二十多年不間斷,一路參選了二十多次,這回是首次當選。和他一起當選的中國民眾黨另兩位國大代表,一位是從事英語教育的,另一位是房地產商。

不讚成修憲(要制憲)的台聯黨,一躍超過親民黨,成為台灣第三大黨(排在民進党、國民黨之後)。在台灣時,看到不少作家、大學教授,都身披掛帶,成為台聯的國大代表候選人,像知名的台灣本土政論家李筱峰教授,在海內外都頗有名氣的愛情小說作家廖輝英等,都積極參選。因為這是最後一屆國大,當選代表的任期也只有三十天而已,因此他們的參選,不是獲取政治名聲和官位,而是體現一種政治參與感和責任感。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次台灣的國大選舉,也是一種“台獨”的實踐。因為這些修憲的“國大代表”不是從中華民國下轄的35個省來選,而是僅由台澎金馬選出的,他們是台灣的民意代表,而不是35省的國代。1989年底我第一次去台灣參加會議時,看到很多留長鬍子的所謂“萬年國代”,因為蔣介石退到台灣後,為了保持中華民國是包括中國大陸和外蒙古的正統“中國”,就刻意保留那些從大陸帶來的35省選出的國代,而且不敢再選舉,因為不再有35省的代表參選,只有台灣選國大,不僅無法再代表“全中國”,而且還形同台獨。因而這些永遠不改選的“國代”被台灣人罵為“老賊”,成為阻礙民主的象征。

後來隨著台灣的民主改革,這種萬年國代被廢除。但由於台灣現行的這部“中華民國憲法”是1946年在南京經國大代表制定的,所以必須要通過國大開會,才能在法理上修改。因此才有了這次國大選舉,而且言明是“末代國大”,即最後一屆,一個月內完成修憲後,國大代表的職能就結束,國大也隨之不復存在,以後憲法的改革權移交全體台灣人民公投決定(這次把全民公投列入憲改)。

這次修憲,是中華民國歷史上最民主的一次。因當年在南京制定那部憲法的國大代表,基本都是國民黨人,並不是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的。去年在台北圓山飯店參加群策會舉辦的台灣憲政會議時,看到與會的美國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譚慎格(John Tkaick)提交的論文,他根據當年美國在南京的外交機構文件指出,當年制定中華民國憲法的國民大會代表,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國民黨員。因此那部憲法,不是國法,而是國民黨的黨法,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蔣家的家法。而且即使這部憲法,蔣介石到台灣後,也沒有實行,而是用戒嚴令來進行軍事統治。

因此台灣這次國大選舉和修憲,體現了台灣人民當家作主,通過選舉產生真正的國大代表,來按照人民意願修改那部憲法。不管哪個黨獲勝,不管誰當選國代,不管最後怎麼修憲,最關鍵的是,這一切都是按照民主程序,通過民選來實現的,這就是台灣最大的特色,一切通過“凍蒜”的和平方式,而不是中共那種“清算”的暴力手段。

江澤民、胡錦濤們刻意回避兩岸這種民主和專制的區別,用什麼統一和獨立,來煽動民族主義情緒,轉移中國人對凍蒜的渴望,對民主的追求。而連宋到北京,逢迎共產黨的這種專制邏輯,用炎黃子孫,中華民族,聯共反台獨,來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對抗台灣的自由,全球的民主潮流,它怎麼會是“在對的時刻,對的地方”說了應該說的話?它完全是在共產黨仍專制的時刻,在獨裁者統治的地方,說了胡錦濤們喜歡聽的話而已。

2005年5月31日於紐約(原載《觀察》)

2005-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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