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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自由前景——访新闻传播学者曹长青

何频

【采访者(何频)按语】我们曾在广东深圳同一栋楼里从事新闻工作,他所主持编务的《深圳青年报》以思想开放、大胆敢言而闻名,最后由于刊登一篇《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而在八七年初被当局查封。他被禁再从事新闻工作,最后来美国留学。“六四”事件后,我在多伦多主编的《新闻自由报》早期曾隶属他在洛杉矶创办的《新闻自由导报》,两报都是八九民运的产物,都以追求新闻自由、促进中国大陆民主化为宗旨。但他更注重于对中共政权的尖刻批评,我则偏重于“广纳多种声音,探索中国路向”;在中国民主化方法论上,我们也存在甚大分歧,他属于激进派代表人物,我则倾向于保守、渐进。不过这一切至今还未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

曹长青先生生于1953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曾任《深圳青年报》副总编辑、美国《新闻自由导报》第一任总编辑。并先后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和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0年3月至1992年9月)。

曹长青先生曾撰写过有关中国政治、文化及新闻等文章百余篇发表在港、台及美国的华文报刊。并与人合作撰写了《抗争的声音——邓时代的中国新闻》,该书系统地反映了当代中国新闻状况。

作为自由记者,曹长青先生目前主要致力于中美新闻研究比较。他还口才颇佳,擅长演讲,对群众极具煽动力。全加学联曾授予他“中国民运杰出演说奖”。

1994年1月23日,他在纽约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何频:1992年在加拿大第二届中国问题研讨会上,有一节关于中国新闻问题的专题讨论,由新闻界前辈、香港《百姓》社长陆铿先生主持,《世界日报》总编辑项国宁、《中国时报》名记者卜大中和我本人是主讲人,当时我的报告是关于中国小报问题。我认为小报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新闻自由的启动。这次我请您在华盛顿会议上做了关于小报的专题发言,发现您的研究比我深刻多了。

曹长青:正如你那个讲话中所说,中国大陆的新闻正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以“小报现象”为标志。九十年代初期,中国报业引人注目的是各种小报涌上街头报摊,以斑驳陆离、五花八门的多元化内容和繁多的种类吸引着读者。它突破了中共党报几十年来一统报业天下的局面。

但在中国大陆,小报的概念和美国的小报(tabloid)有不同。中国的小报是与党报相对而言的。党报是指由中共的各级委员会主办的党委机关报,例如由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办的《人民日报》,由中共黑龙江省委主办的《黑龙江日报》等报纸。这种类型的报纸也被统称为“大报”。而小报则是指各种娱乐报、周报、法制报、生活报等等以更多是消遣性的、淡化政治性的内容为主体的小型报纸。

●种类和发行量的变化

何频:您能否评述一下小报的发展趋势?

曹长青:小报正以强劲之势与党报一争报业天下,并有超越党报的趋势。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行种类。1981年时,中共党委机关报的数量仍在大陆451家报纸中占一半。但随着开放改革,小报开始涌现,数量上升很快。1992年7月中新社报道说,大陆有报纸1,442家,其中党委机关报的数量仅为424家,只占全部报纸总数的28.15%。它标志着小报的发行种类已经达到党委机关报的两倍,在种类上已占相当的优势。

第二是在发行数量上,小报也显示出强劲的势头。例如同是在广州出版的报纸,1986年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发行量是73万份,而《羊城晚报》当年的发行量是170万份。在上海出版的《新民晚报》1990年的发行量是120万份,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当年发行量才是它的一半。而由《解放日报》出版的《报刊文摘》当年的发行量达到202万份。在沈阳出版的《卫生与生活报》,发行量也有80万份,广东的《足球报》也是80万份。而在北京出版的《光明日报》目前发行量只有20万份,才是一张足球报的四分之一。

最近一位香港记者撰文说,在北京街头四处买不到《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报摊主人说他们不卖这种报纸,因为买的人太少,挣不到钱。报摊上摆着五颜六色的各种小报,买者众多,人群簇拥。这位记者惊呼“中国进入了小报时代”。

●小报涌现的原因

何频:现在小报的发行量比大报大多了。地方党委机关报本身亏本数额巨大,但所办小报却有不小的收益,大报员工的福利来源于小报的效益,可以说是小报养大报。那麽,是不是可以说经济原因导致小报的繁荣?

曹长青:小报虽然在八十年代初才开始出现,但仅仅十多年,就发展成为中国大陆报业中与党报分庭抗礼的传播媒体,它对一般民众的影响力已超过中共党报。中国报业出现“小报现象”的原因很多,至少有三个方面:

第一,读者的经济需要。由于经济政策的变化,中国现在是“人人下海”捞钱经商。这种发财潮促使人们更多地要从报纸上寻找经济信息,而不象以往仅仅是政治信息。例如《致富报》刚创刊时,附近的农民听说后乘火车去买,然后全村传看,研究怎样发财致富。

第二,读者兴趣的变化。随着开放政策,人们更加厌倦了毛时代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宣传,人们有了更多的兴趣需求,小报的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恰恰满足了人们的多样化的需要。

第三,中共的经济改革导致对党报传统的经济包干和财政补贴逐年减少。本来党报就亏损严重,再加上物价上涨,新闻纸张成本增高,因此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如《人民日报》1991年亏损了3,500万。原来每年中央给予财政补贴是1,500万,最后只好又追加了二千万。而北京另一大报《光明日报》每年得到补贴490万人民币。这种经济压力迫使党报以办小报赚钱来养活自己。

中共对小报越来越多并有所失控并非没有警惕,几次整顿报刊,重点都是小报。但小报几乎禁不住。除了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当局对社会的控制力减弱外,党报处于经济因素的考虑以及和其他报的竞争,也千方百计保存小报。结果是查封取缔一批,另一批又改头换面出现。至1993年底,大陆报纸种类已突破二千种,几乎每两天半有一张新报出现。

●大陆报纸gong能正在发生变化

何频:那您认为大陆的小报与以前的报纸在性质上有什麽不同?

曹长青:中共控制下的报纸主要有两种声音:一是为了诠释、印证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它是一种宣传,是政府试图控制人民的思想、改造民众意识、规范大众行为的工具。传播谎言是党报的一个基本特征,这种性质在毛时代发挥到饱和程度。《人民日报》一位前副总编辑对《纽约时报》记者说,“《人民日报》只有一样消息是准确的,即它每天的出版日期。”而另一位青年记者说,在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找不到新闻,那就是报纸上。

另一种声音在邓小平的开放改革时期才得以体现。那就是一些有责任感的编辑记者试图利用报纸版面传播新思想、新观念,向党报的工具角色挑战。像《深圳青年报》、武汉《青年论坛》、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蛇口通讯报》、《特区工人报》、北京《新观察》、上海《社会报》、兰州《西部晨报》等等。这些敢言的报刊都相继被当局查封,但它们所发出的“不同声音”对中国大陆十年多的开放改革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包括在胡绩伟任社长时期的《人民日报》,它发出的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的文章也在全国起到振聋发馈、开启民智的巨大作用。这种不同声音之所以显得宝贵,是因为中共封锁了外部信息,又不允许私营报纸出现,只允许党报这一种声音存在,而且党报在中国大陆有巨大的覆辅率。因此,在中国民众能听到的这唯一的声音中,如果传递出不同的声音,就有着巨大的震撼性和启发性,意义非凡。

但在小报身上,上述党报的那种性质大为减弱。小报没有党报的那种强烈的宣传企图,工具角色意识很淡。同时小报的“不同声音”这一反抗色彩也相当淡化。小报的更多地体现为提供信息、奇闻轶事,包括“生、恋、婚、家、死”等,注重娱乐、消遣,强调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

●小报现象的三个意义和作用

何频:小报的出现对中国新闻自由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您能否概括性地谈一下?

曹长青:小报的大量涌现,对中国新闻的变化有着至少三个意义:

第一,它打破了中共党报长期一统大陆报业天下的垄断局面。出现了多种声音,多元信息,报纸上的消息不再像以往目的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而是更多地服务社会,满足大众各种各样的信息需求。

第二,由于小报大部份是经济自主,自负盈亏,同时由于小报种类繁多,相互竞争激烈,因此实际上小报正由原来的报纸是“宣传工具”转化为报纸是“社会商品”,投放到读者市场。它由原来的从上到下的垂直纵向的思想信息灌输关系,正转化为与读者平行依赖的关系。商品和竞争这些价值观念迫使报纸必须改进质量,由读者选择它们。

第三,它使报纸由原来的由政府完全财政包干的政府机关性质逐渐转变为经济独立的企业性质。变成企业,就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使小报经济效益好,就要迎合读者需要,就要与其他小报竞争,它导致必须由懂得新闻的专业人才来编辑报纸、管理报纸,而非过去的党管报纸。

当人们在谈论台海两岸的“一国两制”时,中国大陆的报纸却已经实现了一国两“报”,有两种报纸办给两种人看:党报是办给政府官员们看的,小报是办给老百姓看的。但党报大部份是由公款订阅,如曾发行620万份(1979年),现在降到200万份的《人民日报》,据邮局统计,个人订户只占2.5%,即五万份。而同样的统计发现,全国50多家晚报的订户90%以上是个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像是,看小报的人往往不再看党报,而看党报的读者,往往还要再翻看小报,这一正一反,标志着小报的读者群相当大。

●小报现象背后的三大隐患

何频:陆铿先生在那个讨论会评论说,我对中国新闻自由前景太乐观了,我确实是很乐观。我的乐观是对新闻自由空间的乐观,当然新闻质量是另外一回事。您的意见呢?

曹长青: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先生不久前在美国访问时说,现在中国是小报冲击大报,小报淹没大报,中国新闻自由有希望了。但是,在这种乐观情绪的背后,人们忽视了小报现象对将来中国真正的新闻自由的负面影响。这种隐患有三个方面:

第一,小报损害读者对严肃报纸的欣赏口味。原来人们把报纸当作党的政策、当做文件来读,当做党内权力斗争的风向标和政治运动的密码来读。现在人们把报纸作为小道消息,当做茶余后的娱乐消遣来读,它无助于建立报纸的严肃准确、客观公正的新闻监督“第四权”的形象。

第二,小报正损害编辑记者办严肃报纸的口味。原来党的新闻工作者们把报纸当做工具喉舌来办,现在编辑记者追求的是猎奇和轰动效应,以至以讹传讹、编造经常发生。在德国获得政治庇护的大陆作家遇罗锦在台湾《联合文学》上发表了一篇小说,上海一家报纸竟把它改写成新闻,张冠李戴成遇罗锦本人的新闻,说遇罗锦在德国生活无落要自杀。对这篇编造的消息,大陆有十几家报纸争相转载。

1993年4月1日,《中国青年报》星期刊在头版刊发了一条消息说,“有博士学位的人可以生两胎。”当天有上千民众愤怒地打电话给中共全国计划生育委员会,抗议这种歧视一般民众的生育政策。该报次日刊出道歉启事说,“我们是在昨天愚人节与大家开个玩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对此说,“这是非常荒唐的事,因为报纸的立报之本是真实,怎麽能用报纸来开玩笑?何况中国人并不过西方的愚人节。”

第三,在小报成为商品的过程中,报纸的编辑记者也受到“人人下海捞钱”大潮的影响,“以报换钱,以版面换钱”的腐败现象也大量发生。它严重腐蚀新闻人员的职业道德。本来中国大陆新闻队伍的整体素质就不是很高。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自由论坛新闻研究中心”1993年8月出版的《变化着的亚洲新闻》书中统计,中国大陆至今才有40个新闻系和新闻院校,全部近七万余名新闻编辑记者中,有一半没有大学学历。七万人中只有6%受过新闻专业训练。这样一个本来专业素质较差的新闻队伍在这样一种“人人向钱看”的全民经商浪潮中,将和中国人在不断致富的过程中道德素质不断下降一样,在新闻自由度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新闻职业道德也在不断沦丧。

●中国新闻自由的前景

何频:邓小平死后中国新闻将出现什麽样的状况?

曹长青:从中国目前新闻界的小报现象可以作这样一种预测:如果邓小平死后中国不会发生俄罗斯那样巨大的变化,中国报业会继续沿着小报冲击党报,小报淹没党报的方向发展。小报的发展势头还没有到达它的顶峰。小报的优点和弊端也会在这种发展中同时扩大。

所谓优点,就是说随着小报的种类繁多和内容更加多元化,新闻自由的空间会越来越大。但因为小报的猎奇性、追求轰动效应和躲避对重大政治、政策问题的评论、批评和监督,以及缺乏新闻自律,它与真正严肃的、专业化的新闻距离越来越远。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党报的读者与日流失,被可读性较高的小报吸引去。这样一种趋势会逼迫党报做两个选择,一是更投放人力物力办小报,以养大报。二是在内容上做一定调整,在不激怒中共高层的条件下,尽量向小报方向倾斜。

随着党报衰落,小报繁荣,一个很可能的结果是报纸诽谤官司增多。这种报纸官司近年在大陆已频繁出现。其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小报的非自律性,有的乱来,二是没有新闻法,无法可依,官司变成一“打”糊涂。

●对新闻法不能期望太大

何频:那您认为中国制定新闻法的前景如何?

曹长青:关于新闻法,在中国大陆已喊了很多年,但至今仍无头绪。关键是官方与新闻界对于立法的出发点不同。这点可以从都是主张新闻应快些立法的中共主管宣传的元老胡乔木和一度主持新闻法草案起草工作的胡绩伟两人身上看出奥妙。两“胡”都较早提出新闻应立法。但胡绩伟是想通过新闻法扩大报纸的自由空间,而胡乔木则是想通过新闻法进一步控制媒体。两者是“二胡”不合弦。

何频:有些大陆报人认为,有法总比无法强,您认为会怎样呢?

曹长青:中国大陆四十多年来的一个典型现像是,政府和党一身兼多职。像一个人既是法官,又是检察官,又是警察,就是说他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还是裁决者,同时又拥有对法律的全部解释权。不论在什麽国家,什麽地方,只要这几种角色集于一身,只能产生灾难。现在由新闻署来制定新闻法也是这样,由它来制定法,又由它来执法,出现争执它又是仲裁人,同时它还拥有对法的解释权,这样背景下出台的新闻法,怎麽可能保护新闻自由?

何频:看样子,您的观点是“无法”比“恶法”要好。

曹长青:我认为对新闻法不能期望太大。主要原因是:

第一,中共宪法明文规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详细写着“对人民要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恐怕这个世界上找不出第二部宪法象中共这样以教师爷的口吻决定要对人民进行怎样的“教育”。在这种母法下制定的子法,对新闻的限制将大于保护。

第二,中共向来有个误区,把新闻和宣传混为一体。这与中共早期领导人办杂志、搞宣传的经历有关。连被人认为较开明的胡耀邦,在1984年接受香港《百姓》社长陆铿采访时,仍强调新闻“主要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而他公开发表的“对新闻工作的讲话”,其中对新闻的误解和“左调”,并不是来自党内强硬派压力的结果,而是他把新闻混同(合一)于党的宣传的产物。因而,在目前情况下,由中共任何部门制订的新闻法,都将会“宣传大于新闻”。

第三,中国向来是个重权不重法的国家,中共前人大委员长彭真1985年公开答香港记者提问“中国现在是权大还是法大”时,回答说“这个问题我也说不清楚”。他的潜台词就是权大于法。在这样一种人治背景下制定的新闻法,不可能以保障新闻自由为主调。

何频:您正致力于研究中美新闻比较,美国的情形怎麽样呢?

曹长青:美国恰恰没有新闻法,但却享受着相当高的新闻自由。而且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文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在美国,对名人不存在诽谤问题。两年前美国一位女作家写出畅销书《南西里根外传》,对前总统里根夫人极尽挖苦嘲弄。评论家大多认为此书失实太多,“是有毒的笔”,但南茜无法打官司,因为她是名人。近几年在美国状告报纸诽谤案的很少有赢,1971年五角大楼告《纽约时报》刊发政府的越战文件泄密,结果败诉,最高法院所持标准是,看它是否造成“立即的,直接的、不可弥补的危险。”1985年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将军在美国状告《时代》周刊诽谤,结果也没赢。即使如此,美国记者仍然抱怨自由不够,尤其批评海湾战争时国防部对战地记者的限制,认为采访还不如韩战和二次世界大战时自由。

●后共产党时代的大陆新闻困境

何频:其实我们谈这些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中国的局势到底如何变。您刚才提到的“假设”是中国如果不发生俄罗斯那样的巨变,来预测大陆新闻走向。如果中国发生了俄罗斯那样的变化,即共产党专制迅速结束了,新闻前景会怎样?

曹长青:前景也不会马上变得非常乐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俄罗斯的新闻现状得到一些启示。莫斯科的媒体目前存在两个主要问题,第一是编辑记者们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办了70多年的新闻,正如西方新闻专家说的,“他们不会办没有共产主义条件下的报纸。”即他们还不习惯办不是宣传的报纸。他们仍会在惯性的共产思维和办报模式中编辑报纸。

第二个问题是长期的党的喉舌和政府出钱办报,使他们缺乏把报纸当企业来办的经验和专业意识。因而目前俄国大多报纸经营不善,有的亏损严重。这一点与东欧一些国家的新闻状况较相似。结果是西方一些大出版商乘机买下这些国家的主要报纸的股份,输入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人才。例如捷克的几家大报,主要股份都不在捷克人手中。

这两个问题在中共垮台后中国大陆新闻发展中也会出现。可能后一个问题会轻些,因为小报的发展经验会提供不少将报纸从政府机关变为企业来经营的经验。但第一个问题会很严重。这不仅仅由于中共的报纸早就有复制苏维埃列宁办革命报,把报纸当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具的历史,还在于较为人们忽略的中国近代报纸自出现始,就有着明显的政治报、言论报的传统。

中国近代报纸的大量涌现是受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引发。中国战败刺激了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于是兴办报刊,启蒙大众成为一时潮流。当时的报刊带着强烈的救国救人、启迪教育民众的宣传企图。

如梁启超办的《清议报》,宗旨是“激发国人之正气”。后来他创办的影响甚大的《新民丛报》,发刊词为“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服从”。而与主张君主立宪的《新民丛报》相激辩、同样名震全国的《民报》,孙中山为其写的宗旨为“同盟会的喉舌,宣传正义”。戴季陶办《民权报》时,墙上挂着发行人的题词∶“报馆不关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当时办报是从事政治斗争,报纸重视的是言论。

后来国共两党的报刊基本都是政治报、宣传报。这一点从海峡两岸出版的新闻史书中也可以看出。台湾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中,对政治报(当然主要是国民党的报纸)、言论报给予很高评价,用了大量笔墨。但对政治色彩较淡的上海《申报》、《新闻报》等宣传色彩较淡的经济报刊着墨不多。而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丁淦林主编的《中国简明新闻史》中,通篇夸赞中共革命报刊,把报纸完全视为政治工具。

何频:依您的观点,中国近代史上那些报纸是值得称道的呢?

曹长青:中国近代史上办的最出色的报纸是三、四十年代张季鸾任总编辑的《大公报》。该报为私营、独立的报纸,宗旨是“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很受读者欢迎,在知识份子中也具较大影响。1941年,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将《大公报》评选为当年最佳外国报纸。在亚洲,只有日本的《读卖新闻》得过这种荣誉。但《大公报》主要以言论见长,张季鸾写的社论和评论,是这张报纸的最大卖点,而不是它的新闻。

中国新闻史上这种政治报、喉舌报、言论报的传统和现实,都将给后共产党时代的中国大陆新闻发展留下长长的阴影。

●必须建立正规的新闻教育

何频:那您认为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态?

曹长青:恐怕最根本的办法是从新闻教育入手。中国近代报纸刚出现时,曾很重视新闻教育,培养专业人才。因为报纸是西方的产物,中国当时很注重从西方引进新闻与传播理论,并建立新闻院系。

世界上第一个新闻学院是1908年在美国建立的密苏里新闻学院。它的创始人威廉姆斯博士(Walter Williams)曾于1921年到北京大学演讲新闻,当时胡适做的口译。威廉姆斯表示他的学院“欢迎东方新闻学者”,后来他还筹措五万美元帮助燕京大学停办的新闻系复办。

因此,中国早期的新闻教育家多从美国留学归来。如中国第一个新闻系主任徐宝璜曾在密西根大学研究新闻。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的马星野回国出任了后来创办的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主任,并开办了“新闻专修班”,培养出大批专业人才。刚才提到的香港《百姓》社长陆铿先生就是从这个专修班毕业的。他因为受马星野的“报纸是社会公器”的西方新闻观影响很重,结果在中国两党政斗中从事客观新闻报道,遭了很多磨难,坐了22年中共牢狱,也被国民党投入过监狱。从陆铿的例子可以看出,当年从西方学成回国的新闻教育家,培养了一批独立记者。

但这种新闻教育受抗战和国共内战等动乱的冲击很大,尤其到了中共1949年在大陆建政,这种教育完全中断。象马星野、成舍吾、曾虚白等新闻教育家都去了台湾,留在大陆的都被“改造”。中共对新闻教育从不重视,仅有的院系也是传授如何把报纸办成党的工具,其新闻理论完全政治化,即使今天,这个领域的情况也没有根本性变化。

相反,倒是台湾较重视新闻教育,开办很多新闻院系,一直在培养专业新闻人才。台湾报业能出现今天繁荣局面,除了解除报禁,允许新闻自由外,也与它培养了很多专业人才有直接关系。

中国大陆一旦允许私人办报,恐怕缺的不是资金、设备和读者,而是专业化人才。在大陆目前的七万余新闻工作者中,才有6%受过专业训练。而且这还是中共新闻理论的训练,其状况相当可怜。

解除这一困境的根本措施在于大陆在后共产党时代重新建立正规新闻教育。新闻教育队伍恐怕主要还要依靠从海外新闻学院里学有所成的人才,返回国内重建正规新闻课程,从二、三十年代中国新闻教育那里起步。

我一直坚信,新闻与传播如同物理、化学一样,作为专门学科并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分,也无东方、西方之分。它是超越这一切的,它有自己的规律。中国人的新闻事业要想进入正轨,必须学习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新闻理论与作业。美国建国二百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它的民主是系于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之上的。而美国新闻界一直倡导的新闻媒体监督政府及官员、服务民众与社会、客观、公正、独立,恐怕是中国新闻发展必须选择的榜样。

无庸讳言,随着邓小平政治强人的消失,中国社会将会更加宽松,新闻自由的空间会越来越大。但中国新闻距正规、严肃、客观、独立的目标还相当遥远。建立正规的新闻教育,培养专业人才是基础工程,它需要相当的时间,但又是绕不过去的一条必须走的道路。

(转自明镜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邓小平之后的中国》一书)

(何频为原中国《深圳法制报》记者,1989年六四后流亡加拿大、美国。现为《多维新闻网》董事长)

1994-01-23

1994-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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