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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暴力∶集权统治的威慑力量—大陆报纸角色分析之四

曹长青

中共意识形态最独特之处,是它的语言。中共开动包括宣传机器在内的全部国家机器来推行、贯彻党的一套话语系统,旨在影响、改造、操纵人们的思维、语言,控制人们对某一个问题怎样想、怎样说。它通过报纸、广播、书籍等新闻出版业和政治学习、业务讨论、谈心会、写体会、思想汇报、大会发言、小组讨论等花样不断翻新的方式,迫使人们进入这种话语系统,学习按党的要求说话——说什麽,不说什麽,说时应如何说,用什麽样的辞汇。

没人能回避这种语言,因为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并且这种语言背後是党的权力,或者说共产党的语言就是共产党的权力。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中,一个人的信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在党的语言框架内说话。

一位西方学者说∶“一个人一旦接受意识形态的语言,他的精神世界和尊严便随之遭到劫持,无论他怎样不明不白地开始使用官方辞汇,他已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份。换句话说,他已经和魔鬼签字画押。”接受这种语言的过程,就是被集权统治征服,最後沦为思想奴隶的过程。


●中共集权社会的四种语言

按照阿伦.贝森松把苏维埃社会的语言分为“木语”(wooden language)等层次的思路,我们可以把中共集权社会的语言大致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官话”,也可称其为“阉语”,它是被意识形态浸泡、阉割後的语言,在报纸、广播、文件等一切官方媒体上流通。随便翻开一张党报,都可看到这种官话。如《人民日报》(1991年5月26日)报道榜样曹伟的大通讯,其编者按是典型的“官话”∶

“我们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绝无其他私利可图。希望每一位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都能向曹伟同志学习,无论何时何地都以人民利益为重,面对人生的课题,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第二种是“自然语言”,即“本语”,或相对官话称之为“私语”。如情侣间的悄悄话,朋友间的推心置腹,母子等亲人间的私下交谈。也包括人民在具体生活中的语言,如“我要买张火车票”,“我去吃午饭”,“我爱我的妻子”,“你的衣服很漂亮”等等。

在“官话”和“本语”之间有两种“伪语”。

一种是“伪官话”。它是指用官话编织伪真实,但又露出马脚。如邓小平在接受义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说∶“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

邓想表达毛仍是伟大的,不能否定。但他的“官话”露出破绽∶因为毛犯的那些大错,他都有份,否定了毛,等於否定了自己。

另一种伪语是“伪本语”。它是指官方人士在某种场合要给人以平易近人的印象时,就使用这种语言。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某些场合都使用这种伪语,以表现自己的人情味。尤其是周恩来,可谓“伪本语”大师。有时还要亲亲孩子的额头。

在这四种语言层次中,“官话”一直占统治地位。党一直企图用“官话”取代所有“本语”。“官话”和“本语”一直进行著激烈的生存搏斗。1957年的反右运动,可说是一场“官话”和“本语”的较量。“右派们”在大鸣大放中谨慎地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了对周围生活的看法,结果遭到党和官话的清算。党用它操纵的全部宣传机器对本语进行了批判,本语成为“右派言论”、“反动观点”的代名词。

在政治运动中,“本语”被认为是不严肃的、人性论的、缺乏党性原则的,直至反人民的、反党的、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宣传的。本语不断被官话批判、围攻、蚕食。最後,说过本语的人都要用官话写文章自我检查、自我批判,表示与本语划清界限。

“官话”和“本语”的冲突,或者说是谎言和真实的冲突,一直是中国社会1949年以後最常见、最复杂、也是最核心的问题。

●党报的历史是暴力语言的历史

“官话”一般有三种表现形态∶暴力语言,气体语言,密码语言。在这三种语言形态中,暴力语言最集中体现了党意识形态的权力和霸道。它具攻击性、丑化性、侵略性,以权力姿态居高临下审判一切。

这种暴力语言在报纸的社论、评论、批判文章中尤为多见。特别是在“七、八年就有一次”的政治运动中,它成为报纸的主要语言。有人称它为“文革语言”,其实是不准确的。1957年反右运动时,党报就已熟练地运用这种语言。

我们随便翻开1957年反右期间的《人民日报》,触目皆是这种暴力语言。如这样的文章标题∶

章罗联盟阴险凶狠,妄想独霸民盟,反掉社会主义(7月2日)

野心家不要忘记,工人阶级会举起铁锤(7月3日)

罗翼群下乡煽动群衆反共到处陷入重围,只得狼狈溜走(7月3日)

费孝通历数章阴谋手法,邵慈云揭露罗卑劣行为(7月4日)

至於象“右派小丑们太不自量了”(7月5日)、“斩断章伸进戏剧界的魔爪,揭露记者队伍中的败类”、“灵魂深处长了脓疮的林希翎”、“章伯钧是一条带保护色的毒蛇”(7月15日)、“剥去漂亮外衣,露出丑恶原形”(7月20日)、“谁敢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就砸烂他的脊骨”(7月12日)等等充满暴力、威胁、恫吓、人身污辱、人格诋毁的粗暴用语比比皆是。

暴力的另一方面是党的霸气。比如,7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会标题是“党不能发号施令吗?!”,其霸气跃然纸上。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语言扩张到极点。我们看1967年7、8月的《人民日报》,版面标题全是“火辣辣”的∶

“苏修头目进行大叛卖决没好下场”、“肯尼亚政府倡狂进行反华活动”(7月2日)

“批判修养骗人鬼话,痛斥欢迎剥削谬论”(7月7日)

“剥开高正国‘贫农’的画皮”(7月9日)

“政治僵尸的丑恶表演”(8月4日)

“从海瑞戏《五彩桥》看周扬的狼子野心”(8月16日)

“叛徒铁托的肮脏使命”(8月28日)

这种语言以极度丑化的人身攻击和人格毁灭来描述、批判、诋毁它所要否定的事物。如“别有用心的罪恶阴谋”、“穷凶极恶的跳梁小丑”、“恬不知耻地叫嚣”、“赤裸裸地暴露了狼子野心”、“踏上一苹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以及斗、批、改,稳、准、狠,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等等。

这是一种镰刀和斧头撞击出的语言,迸溅著“火爆、革命、砍杀”的阶级斗争火药味。从这刀光剑影、棍飞棒舞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想象到那场运动的残暴和恐怖。

“文化革命”的结束和毛的逝世,使这种语言的暴力色彩有所减弱。但其本质倾向没有改变。我们看到“六四”事件後,《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上的对八九民运参与者的批判文章,其语言与“反右”、“文革”时有相当一致的延续性。

仅在1989年6月25日《人民日报》题为“抓住刘晓波的黑手”的一篇批判文章中,就可大量重见这种语言∶“看看这只黑手是如何同海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刘晓波向有‘狂人’、‘疯狗’、‘黑马’之称”,“(他)放肆地为殖民主义唱赞歌”,“刘晓波到了美国,与反动组织中国民联一拍即合。他们勾结起来,沆瀣一气,不断寻找机会,伺机而动”,“刘晓波公然叫嚣要同反动势力相勾结”,“刘晓波继续扰乱视听,极尽蛊惑人心之能事”,“发出‘李鹏必须下台’的叫嚣”,“煽动‘社会总动员’”,“刘晓波气急败坏地从後面走到了前台”,“借机发出了暴乱的呼喊”┅┅

这种全国范围内“批倒、搞臭”一个人的做法是党经常运用的。文章语言不仅粗暴、蛮横,而且多有人身攻击和人格污辱,至於“刘向有‘狂人’‘疯狗’之称”,“这个法西斯信徒”等词句,则是对人的直接辱駡。文章发表时,刘晓波并未被判刑,只拘留审查。按中共现行法律,刘当时还未定罪,仍有公民权(後来被当庭释放)。但党报是从不顾忌你最後是定罪还是无罪,它想怎麽说,怎麽骂,都有恃无恐。因为这种语言和军队、警察是一体的,都是党的权力的体现。

其实,早在1942年中共延安整风运动时,中共党报《解放日报》就使用这种语言对王实味等“反革命文人”进行粗暴批判。这种语言一直作为党的绝对权力的体现,贯穿整个中共党报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新闻史,就是暴力语言的历史。

●仇恨运动迸溅暴力语言

暴力语言主要源於中囯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笃信只有阶级的斗争,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杠杆,因此,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毛泽东总结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因而,我们看毛泽东的全部言论,其思想核心是六个字∶“阶级斗争为纲”;其方法是八个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其理想境界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毛泽东“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中国有七亿人,不斗行吗?”的号召下,举国上下,家里门外,斗得天昏地暗、家破国残。从“三反、五反”、“反右”、“文革”、“清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到两年前的“六四平暴”,这些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都是以仇恨为主旋的仇恨运动。这样一种制度化的仇恨必然寻找暴力语言作为它的形式。

暴力语言也缘於集权社会威慑、恫吓统治的需要。专制统治的实质是恐惧统治。暴力语言可以形成这种恐惧气氛和心理压力。因此它对人的人格污辱和人身攻击都是粉碎性的,不遗馀力的。

党报的一统天下和绝对权力使任何一个被批判者都无法将自我辩护的声音送到大衆传播媒体,结果,被暴力语言肢解、扭曲了的被批判者形象通过各级党报扩散到公衆社会。而且,当这种被扭曲了的形象成为大衆经久得到的唯一形象,又是由人民信赖的党所描述的,人们久而久之就把它当做原本形象来接受。於是,被批判者尊严尽失,无地自容。这就是为什麽那麽多教授、专家、干部、普通人在大批判声浪中自杀的原因。暴力语言同时以它对人的精神和肉体的毁灭性威胁,来营造一种杀一儆百的恐怖氛围。

暴力语言也是党意识形态泛军事化的産物。学校本是传授文明的温文尔雅之地,中共却称其为“教育战线”,声言要“占领”“无产阶级教育阵地”。描述暴力行为的军事术语进入各行各业。如各个领域均称为“战线”∶财贸战线、工业战线,在大批判运动高潮中入党的人被称为“‘火线’入党”,坚持政治高於业务被冠以“政治‘挂帅’”,批判会的发言要“稳、准、狠”,而一切辅助、供应部门都象军队的一样,被统称为“後勤”,一件工作要做好,称为“打好这一仗”。

这种暴力语言通过党报等全部媒体的辐射、灌输,已走入人们的生活细节。如一位来美留学的大陆学生在与几个台湾同学聚餐时,好客地对人说∶“请大家多吃,把这几个菜消灭掉”,弄得台湾同学不知所措。

●气体语言∶什麽都说了,什麽也没说

“官话”的第二种表现形态是“气体语言”,或称其为“套话”。如果说“暴力语言”会随政治运动的摆动而时强时弱的话,“气体语言”则始终“平稳地”覆盖整个党报版面。它多为党的意识形态所推崇并经常使用的一些抽象名词和政治术语的组合,或为“政治套话”的“积木”。

例如《人民日报》1991年6月2日第一版的一条新华社电讯稿是这样结尾的∶

“在当代中国,爱祖国,就是要爱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进行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的教育,使广大青少年树立共産主义的理想和宇宙观、人生观,保证我们党所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後继有人,兴旺发达。胜利属於高举共産主义旗帜的人们。”

从这段新闻稿中,我们可以看出“气体语言”的基本特徵,它是抽象的、名词化、概念化的,是经常流通於媒体的意识形态的惯用语、套话。它似乎什麽都说了;但任何细节也没有,其实什麽也没说。如同一个气球,包满了“气”,又什麽也没有装。

当我们说“苹果”、“香蕉”时,我们会感到它的形状、顔色或依稀忆起它的味道。因为它是具象的,可睹可视可感觉的。但我们说“水果”时,我们只见其概括性,无法感觉到它是具体的苹果或梨。“气体语言”就类似这种“水果”语言,它是一种无法感觉、缺乏具象和个性的套话。象上面文中的“树立共産主义理想和宇宙观、人生观”,任何细节、质感都没有。读这种文字如同读墙,祗有硬绑绑的砖石。尤其象“胜利属於高举共産主义旗帜的人们”这样的句子,空洞无物,虚无飘渺,不知到底表述什麽。

这种语言一直是党报的主体语言。例如最近一期《人民日报》题为“抓好中国近现代史及国情教育”(1991年6月14日)的社论,几乎全是这种语言堆砌而成。象这样的句子∶“通过深入系统的历史和国情教育,使全国各民族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振奋起来,坚定共産主义信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牢记历史,正视现实,创造美好的未来”,全是政治术语、流行套话的积木式组合。“历史、现实、国情、共産主义信仰,社会主义方向”等等大名词,似乎囊括一切,但又一句实话也没说,排列的都是地道的“官话”、“阉语”。

气体语言的另一种形态是运用数位,因为数位更抽象、更具概括力,更能体现“什麽都说了,什麽也没说”的特质。

“官话”中的数位和政治流行套话相组合的例子举不胜举。如“一大二公”、“三反、五反”、“三好学生、五好战士”、“一帮一、一对红”、“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三七开”、“四个坚持”、“双百方针”、“三不主义”、“三项指示为纲”、“三支两军”、“三大改造”、“老中青三结合”、“三种人”、“三要三不要”、军队的“四有三讲两不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五讲四美三热爱”等等等等。

无论翻开“领袖”文选,还是各级党报,都能看到这种数位化的气体语言在频繁使用,因为它更体现“形势感”和概括力。

没人能逃避气体语言的包围、侵蚀。人们说话、写文章、谈体会、做报告,都以能熟练地使用这套语言来显示自己紧跟形势,有政治水准。尤其是党的官员们,更以能娴熟地驾驭这种语言,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宦海中摆脱恶运。因为这种语言提供一种“保护”作用。当你只谈“水果”时,人们无法确知你是肯定苹果或否定香蕉。当一场政治运动来临,需要肯定苹果时,你可说你原来强调的“水果”意在夸赞苹果,而当运动指向否定香蕉时,你又解释原意是批判香蕉。语言的模 两可,即能应付残酷的阶级斗争变换,又是这种斗争的産品。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中共官员做报告,可以滔滔不绝讲几个小时,听下来,又似乎什麽也没说。因为他是转述报纸语言。

●密码语言,需要破译

中共在一些政治运动中,为了打倒某个人,但又碍於他仍在权力中心,无法直说,就用指桑駡槐、含沙射影的语言,在党报上大造“山雨欲来”的舆论,最後时机成熟,再“画龙点睛”。这种语言象密码,只有政治嗅觉灵敏,深谙党内斗争之道的人才能破译背後的“真谛”。

最典型的是“批林批孔”、“批宋江”运动。运动意在“搞臭”周恩来。但当时周握重权,且得民心,攻方不敢贸然直批,只好先影射。党报上连续刊出批判“林彪”批判“尊孔、推崇中庸”的文章,以期把人们对林彪的憎恨,对孔孟、中庸的厌恶转移到周恩来身上,虽然林彪实在与“尊孔”关系不大,他尊崇的是权力,从沙场将军到文革战场的副统帅,一生拼杀,都与“中庸”无关。含沙射影、遥指天外,结果很多人还是不知所云。

毛泽东随後又发出重读《水浒》,批“宋江投降主义”的指示。一部古典文学小说一下子成了亿万人民的政治教科书。而宋江,这位不凉不热、不前不後、温文笃信而又一肚奸诈的农民领袖,确与周恩来有几分历史“因缘”。聪明的人看出了“门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又如在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後期地位不稳时,党报上曾连续刊出提倡“还是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文章,实际上是影射批评胡的“高消费”观点。胡仍在位,党报就敢登这种文章,有政治头脑的人,马上能破译出“胡地位不稳”。

索尔仁尼琴在他的《癌病房》中曾深刻地揭示了这种密码语言的奥妙。小说主人公是一位苏维埃党的人事干部,他总能紧跟形势不犯错误,他干了很多“整人”的事,却能飞黄腾达。他得了癌症,住进癌病房时,才与别人“在癌症面前人人平等”。临死之前,同室病友问他何以能躲过这麽多清洗运动、又升官发财?他回答∶《真理报》上登的其实不是文字,那是一种“密码”,只有象他这种人,才能破译,知道背後的真正意图。每次“清洗”之前,都会先刊出这种密码,他破译之後选择最紧跟斯大林的方式,结果才躲过灾难,青云直上。

●摆脱心中的“小毛泽东”

包括暴力语言、气体语言、密码语言的“官话”,通过党的绝对权力进入每个中国人说话、办事、思考、写作以及潜意识。人们无论是主动地还是被动地接受它,都是被这种语言征服、同化,被这种语言所包含的党文化侵蚀、俘获的过程。人们接受了或习惯於运用这种语言,实际上就是接受了这种文化,这种思维方式,这套价值观念和人生哲学。在这过程中,人不仅丧失了“本语”,也丧失了自己。

因此,只有挣脱出这种语言的镣铐,人才能摆脱这种文化、这种感觉思维,才能摆脱这种价值观念的象徵符号--每个人心中的潜在的“小毛泽东”,成为说“本语”的“身心健康”的人。

(待续)

(载《中国之春》1992年1月号)

199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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