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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十五:真兽性对待假道德

曹长青

文学评论家主要是品评作品的艺术价值,而普通读者则主要通过书中的人物来寻求情感共鸣,感觉人性、人情,或得到知识启迪。虽然很少读者为了寻求道德形象高大的英雄去读书,但却会在他们随意的阅读中被书中人物那些闪烁人性的部份或瞬间所感动,对非人性的部份产生厌恶。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我们未见得读到过多少道德完美的英雄形象,但却读出了很多充满人性、或人性冲突的人,他们可能是作者欣赏的正面角色,也可能是被嘲讽的反面形象。像读者熟悉的《安娜.卡列尼娜》里的渥伦斯基,《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渥伦斯基勾引有夫之妇安娜,在她临产有死亡危险时,追悔自己的责任,企图自杀。安娜卧轨後,他痛苦万分,回到战场寻求一死。聂赫留朵夫诱奸并抛弃了卡秋莎,但多年後当卡秋莎因被控杀人罪要到西伯利亚服刑时,聂赫留朵夫痛悔自己当年的过错,竟然跟著卡秋莎到西伯利亚,要和她结婚。

这两个男人不是道德英雄,但读者却可以看到他们富有人性的一面,尤其是他们灵魂挣扎的一面。读者在那种人性的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每个人内心深处人性的一面总是战胜非人性的一面,但谁都会被哪怕是极为短暂的人性的闪光所感动和震憾,就因为读者是人,无论他曾怎样堕落,无论内心深处黑暗的部份怎样强大,就因为毕竟还是人,在人性闪光的一瞬间,感到和人的沟通,意识到自己是人类的一部份。读文学作品就是这样一种和人的沟通。

●伪文学:有点像真的,但绝对是假的

在阅读和评论高行健作品的过程中,虽然我怎麽读怎麽觉得不是在和人沟通,但还是努力放下这个问题,以极大的耐心尝试从文学角度去评论(毕竟他拿了托尔斯泰都没得到的奖,不管真假,只能这麽做),但他的书越读越不对劲,越读越感觉自己从文学角度去评论的荒唐。因为一本书只要有几个下面这种粗劣的句子(更何况全书到处都是),就足以把其文学性和思想性全部坠落到完全不值一评的谷底:

「谁又高喊起理想,你便想又是个卖狗皮膏药的。」(《一个人的圣经》156页,下同)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比上帝还正确,还光荣,还伟大!永远正确!永远光荣!永远伟大!」(50页)

「再说到历史,譬如这‘文革’距今才三十多年,党代会的官方版本改来改去,从毛的‘九大’版本到邓小平的‘三中全会’版本每次大变样且不去说,何况现今又明令禁止不许追究。」(155页)

「马格丽特也不知如今怎样了,把你拖进泥坑,写这本屁书,」(186页)

「算了吧,这些屁话,但他正是为这些屁话而支撑下来。」(404页)

「‘人民胜利了!’天安门城楼上就是这样宣告的。可胜利的不是人民还是党,党又粉碎了一个反党集团,在毛死後不到一个月把寡妇江青逮捕了,人民又召集到天安门广场庆祝胜利,党永远正确!永远光荣!永远伟大!而永垂不朽的还是安祥躺进水晶棺里由人民瞻仰的毛泽东。」(396页)┅┅

再加上「就趴在她厚硕的乳房上,汗淋淋又被精液涂抹得润滑的奶上哭」 (427页)之类的恶心,说这是文字垃圾实在是美化,还是高行健自己的概括更准确:它们根本只是文字排泄物。他对文字的不自律简直到了男人在野地里撒尿的程度。

也有人闭著眼睛硬说高行健的作品是「非政治化的个人文学」,我不能要求人家像我一样忍受翻阅两本上千页「排泄物」的酷刑,仅看上面的文字,或者仅去读一读《一个人的圣经》第53章(403页)那两千五百字,然後回答它是「非政治化」,还是「个人化」,还是「文学」?

对高行健的伪文学,从文学角度怎麽评都是硬抬举他,在我抬举了他太多次以後,必须得谈一谈那种读他的书不是和人沟通的感觉。

●高行健的字典里没有负疚

没人要求高行健的主人公必须是个「正人君子」,但他起码得是个人吧?像我你他一样,尽管卑微,但渴望那微弱的人性部份偶然闪出点光亮,让读者感觉一点人的共鸣。

但高行健自传体的「人」可以把赤条条的哑巴孩子扔在冰凉的山路上之後,永远不再想起,不再提起,从没在心里对自己发问过一次,那个不会说话的孩子会不会被冻死或被山里的动物拖走?更从没有过一丝一毫的负疚感,这个词在高行健的字典里就压根没有过。

在他的两本书也看不到这个「人」对亲人、朋友、同事有一份人间的情爱和关怀,对文革中的兽性有任何震惊、愤怒和思考。他对任何残酷都可以冷静地看一眼,然後不动声色地转身走开,真是名副其实的「冷文学」。

他的书里还写少年时代偷看母亲的裸体。我实在找不出语言评这种东西,想起那个同样曾住在巴黎的普鲁斯特在他的《追忆流逝的年华》开篇用十多页纸细腻地描写少年的他在临睡之前如何渴望母亲的一个吻,如何屏住呼吸倾听母亲走上楼来的脚步声。读到这种文字,痛感这真是人呵,这才叫人的文学!而高行健居然在只有四行的文字里就看到母亲的具体生理部位,还产生「萌动的欲望」(在世界文学中,即使写恋父、恋母情节的作品,有谁见过生理的东西大於心理的吗?)。

●爱情和肉欲哪个简单?

高行健笔下的男人「爱的只是他自己」,除了肉欲,任何情感、责任都不要。虽说男人在性面前难免荒唐,但那种毫无爱和承担责任欲望的男人天底下也少见。《教父》里那些黑手党徒们可以杀人,可以找妓女,但时刻不忘对妻儿的责任,否则男人存在的价值和男性的骄傲就荡然无存。连魔鬼都有人性闪光的瞬间,而高行健的男主角则一头扎进黑洞,再没见任何光亮,哪儿还谈什麽光明与黑暗的搏斗。

对有人指出他的作品写太多肉欲,不在乎感情,高行健在台湾回答:「谈爱情不能否认欲望的存在,承认人是一种动物,对爱情的许多迷惑就能看清些」,「欲望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根本说不清,但爱情的语言却很容易出口」。

首先高行健的两本书哪里谈过一丁点儿爱情?「他」对妻子都「只记得她的身体,此外都是陌生的」。到底是肉欲说不清还是爱情说不清?是肉欲简单还是爱情简单?恐怕哪个男人都会张口就说:当然肉欲简单,他可能很容易跟女人上床,却不可能随便就爱上哪个女人;男人的肉欲还需要被强调才有吗?如果爱的语言那麽容易说出,高行健怎麽在两本书的一千多页里就死活说不出口呢?明显地,那个从没爱过任何一个女人的男主角,不仅毫无爱的能力,连想像爱的能力都没有,所以就只能欲念横流。

有人说高行健不想装「正人君子」,只想真实地表现男人心理。可那种一心只想当雄性动物,死活不要做男人的心态到底是更接近男性的真实,还是更远离人的真实?男人是性动物,男人更是复杂动物,男人要都像种猪那麽简单,这世界还会像今天这麽绚丽多彩吗?还会有文学吗?

高行健当然可以塑造各种人物,写种猪心态,但问题是,作者在肯定和津津乐道他的主人公那种只做雄性的动物价值观。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都描写了各种令人讨厌、恶心的人物形象,像于连、葛朗台等等。但作者对那些人物都是否定或讽刺的。即使贾平凹的《废都》,都不仅对那个作家男主角持嘲讽态度,而且认为那些卑琐的「废事」都是发生在注定或已经被抛弃的「废都」里。

●毫无悔意的造反派

就像他的文字把文学粗劣化了一样,高行健笔下「知识份子」的人生态度把知识份子浅薄化、卑贱化和非人化了。主人公对他当造反派、参与迫害人的历史,不仅毫无任何深入思考,更根本没有忏悔的意识。
文革中,他记录下别人对他的批判,「有朝一日形势翻转,他也绝不饶人。几年来的政治运动翻云覆雨,人都变成革命的赌徒和无赖,输赢都是押宝,胜为豪杰,败为冤鬼。他迅速记笔记,尽可能一句不漏,不仅不掩饰他此刻期待的正是那有朝一日,也会以牙还牙。」

当年并不是人人都必须当造反派的。在红卫兵按著别人的脑袋批斗的时候,高行健的「他」「夹在人群中默默目睹了这番场面,心里选择了造反。」要「为生存一博和当一回英雄。」他不仅参与了造反,而且迅速当了造反派的头目,因为他感觉到了红袖章的力量。他不仅参与、主持过文革中的揪斗、抄家、大批判,更体验了那种「俨然成了失去控制的群众需要的领袖」味道。

但今天作者只是「冷眼观注他经历的那些事,你是你,他是他。」他是「一个和你不相关的人物」,作者要做的就是「从记忆中出来,别替他辩解或忏悔」。

●巨大的灾难和崇高的美丽

在对高行健的这些文字做任何评价以前,请看《被吞没和被拯救的》(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一书中的一个小故事,读者自己来比较一下人和非人境界的不同。

犹太作家列维(Primo Levi)在这部纪实自传体作品中回忆到,当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工地上,炎热的夏天严重缺水,做苦役的囚犯们被乾渴折磨得痛苦不堪。列维意外地发现了一段两英寸长的水管,里面储著水。面对这一点点水,他当时有四个选择:马上一口气自己喝光它;留一点自己明天喝;和一个好朋友分享它;告诉小组里的所有人。他做了第三种选择,和好朋友趴在地上偷偷分享了这两寸长水管里的水。但在从工地回住处的路上,列维看到另一个同伴丹尼枯裂的嘴唇,血红的眼睛,立刻产生了负罪感。他和那个分享水的好友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个人心里都明白,愧疚,希望没有任何人看到他们。但是丹尼曾瞥了一眼他们俩趴在地上的情形,猜测过他们在干什麽。

列维从此永远感觉没有和丹尼分享那点水的愧疚。离开集中营以後见到丹尼,在重逢的兄弟般亲密的拥抱中,他仍清楚地看见「那杯没有分享的、代价沉重的水」挡在他和丹尼之间。那种负罪感是「凝固的,沉重的,永远的」。要知道列维并不是抢了丹尼的水,只是没有把自己发现的和他分享,而且他已经和另外一个人分享了那一点点水。他并没有犯罪,却有如此强烈的负罪感,这是一种怎样的人性!

作者接著写道「你是不是为自己代替另一个人的位置存活下来而感到羞愧?尤其是一个更慷慨的,更敏感的,更有用的,更智慧的,比你更配活著的?┅┅你无法阻止这些念头,你审视自己,你搜寻记忆┅┅你没有抢别人的位置,你没有打人,你没有偷别人的面包┅┅代替别人的位置活下来只是一种猜测。但这猜测吞噬著我们┅┅」

列维写到,那些幸存者们被从集中营解救出来以後,不仅没有欣喜、庆幸自己成功地活下来,却为那麽多人死了而自己活下来而感到沉重、感到愧疚。他本身是无辜者,是受害者,却对别人不能生还充满了负疚感,这是怎样一种境界!

读到这儿真想痛哭一场,为人类曾有过如此巨大的灾难,为人类在如此的灾难面前展现出如此崇高的美丽。

●没有主义的一条虫

我几乎无法再回头写关於高行健的作品——那亵渎人类、亵渎美丽的东西。对於高行健来说,哪里还有天方夜谭般遥远的无辜者的负疚感,他明明是罪恶的参与者,都丝毫没有负疚的感觉,更根本不想忏悔。正如瑞典评论家庐瑟松所说,他「从来没有一点同谋犯罪感在脑子里闪过」。

在文革那场灾难中,正是每一个人心中的高行健的主角那种「绝不饶人」、「以牙还牙」的小邪恶,「吴涛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式的小暴力,给毛泽东的大邪恶、大暴力提供了可能和条件。

虽然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谁都可能干过缺德的事儿,在人性荒漠的跋涉中,谁都可能有过荒唐,但很少有人敢说出来,更不敢炫耀,因为人们毕竟有羞耻感。知耻,就是在心里否定了那种行为的价值。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自愿坦白,那就是在你准备真正忏悔的时候。而当你毫无悔意地说出缺德和荒唐的经历,就根本不是坦诚和勇敢,而是没有是非,没有羞耻之心。

像高行健这样光说出当过造反派,参与过迫害人的历史,却没有负疚的感觉,根本不忏悔,就等於是说我曾杀人,我曾强奸,我曾欺辱无辜,做了就做了吧,那就是我的历史,又怎麽样呢?

他不仅可以无动於衷地写下:「冷眼观注他经历的那些事,你是你,他是他」,他是「一个和你不相关的人物」, 今天还能若无其事、非常骄傲地说:「中国已成为过去,我现在的很多事情,已经都和中国无关。」更可以忘乎所以,大喊大叫地赞美在「女人洞穴的天堂里」「可真是美妙得没治了┅┅可真美妙得没治啦!这真美妙得没治啦!」

这是那种对爱和苦难都丝毫没有感觉、人性品质很低的共产畸形儿。他既不是人,也不是男人,更不是知识份子。当然,书里说得很清楚,他的主人公就想做一条虫,因为「一条虫或一根草是没有主义的」,也不必负任何责任的;他还「想成为一头狼回到自然中去流窜」。难怪读不出人性呢!

本来中国几千年那种泯灭人性的文化已经把中国人吃了一半,五十年的共产党统治就把那剩下的一半中国人全吃没了。十几亿中国人的躯壳里到底还有多少人的成份都很难说。共产主义给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来太多非人的因素、兽性的成份,我们在从非人走向人的道路上每迈一步都极为艰难。中国人想做人都死活难做成呢,他却在那儿强调中国人的动物成份还不够。

●纵容、玩味、炫耀原罪

有人故作高深地诠释高行健写的是「没有主义」的自然主义文学,且不说「没有主义」怎麽等於「自然主义」,也且不说高行健和马悦然都公开说这诺贝尔奖大师的作品不属於古今中外任何文学流派(那诠释者难免有自做多情之嫌),再且不说《灵山》里的那百分之八十腐烂、残缺的出土文物和《一个人的圣经》里到处喧嚣的共产锣鼓哪里有一丝一毫自然主义文学的味道,如果写性欲就是自然主义文学的话,纽约四十二街红灯区有全世界最伟大的自然主义文学。

有人说高行健的作品是迎合了西方,所以才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对西方和高行健的双重误读。高行健不仅丝毫也没有迎合西方,而恰恰是用人类劣质的部份,用人类兽性的部份,向以西方基督文明为代表的人类文明挑战。

他以自由的名义,全方位地纵容无法无天,可以不要人性,可以毫无自律地涂抹文字,就连书名,他都无所忌讳地用了《一个人的圣经》,并在纽约对读者解释说,所以用这个书名是因为《圣经》讲的是原罪的故事,同他希望表达的一致。
但他没有解释的却是,《圣经》的核心内容是祈祷、忏悔和赎原罪,而高行健却用「圣经」的名字表达纵容、玩味、炫耀原罪,绝不对任何罪与恶做丝毫的忏悔。这个对人类任何真诚都不屑一顾、对任何制约人类的超然和神圣力量都没有感觉的排泄者,一面往他的「圣经」上撒精液,一面开心地大叫「这真美妙得没治啦!」他是不是疯了?

除了那个既不懂东方、更不懂西方、鹿马不分的马悦然之外,西方哪里有人赏识高行健?

●绝对享乐,「活在当下」

共产党推崇的「高大全」式的、无情无欲的英雄形象是虚伪的,那麽塑造完全相反的,「我只守护我自己」这种毫无人的情怀,绝顶自私,除了女人肉体什麽人生其他意义全都不要的的卑贱形象,就是真实了吗?高行健不外乎又是在走他最简单的反共捷径:

你极左,我就极右;你要共产主义的英雄形象,我就要没有主义的一条虫;你一心为公,我就一心为私;你说要牺牲今天为了明天的美好,我就绝对享乐今天,「活在当下」,绝不要明天;你要求对党忠诚,我就彻底犬儒主义,嘲笑一切信仰理念;你绝欲,我就纵欲;你清心寡欲的时候毫无内心争斗,天生一个崇高的英雄,我纵欲享乐的时候更轻松潇洒,天生一个浪荡的狗熊;你强调以文载道,宣传意识形态,我就以文泄欲,涂抹排泄物;你让我披一张人皮,像圣人一样装模作样,我就死活不要这张人皮了,就要做真狼!

一句话,高行健就是要用真兽性对待共产党的假道德。难怪他没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美妙得没治了」的极乐境地,原来「你同我是一路货」。

高行健哪里是没有主义,他是典型的犬儒主义;高行健哪里是没有主张,他的主张非常强烈,那就是「绝不要做人!」就像他渴望做的那只狼一样,一面在自然里鼠串,一面呼嚎著他的不做人宣言。

无论中国文学贫乏到什麽程度,也不至於悲惨到拿这种做虫、做狼,而绝不做人的价值去填补她在世界文学中的空白!

(作者注:本组系列文章至此告一段落,感谢多维网刊出。2001年3月1日)

2001-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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