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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十四:高行健得奖损害中国文学形象

曹长青

高行健得奖以来,尽管很少有人指出他作品的优秀之处,却有不少人认为不管怎么说中国人得了这个奖总是有好处。是有好处吗?事实上中国人的这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不仅不能提高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人在世界的形象和促进中国文学发展,反而会对中国文学和中国人形象起潜在的破坏作用。

有人指出,高行健得诺贝尔奖只是他个人的荣誉,和中国无关。没错,这个奖的确是给了他个人,但如果它真的和中国无关该多好,或者人们能就按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归类,真把高行健当法国人该多好,省得他的作品丢中国人的脸,丢中国文学的脸。但遗憾的是,不仅媒体的报导都渲染他是第一个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亚马逊网站也把他划归中国(布罗斯基就算美国的,有人该去抗议种族歧视),更重要的是人家高行健自己衣锦还乡,到香港台湾凯旋一番,在报上津津乐道体验“民族英雄的味道”。

也有中国人不以为然,“谁在乎那个破奖呵,我们根本不把它当回事儿。”且不说中国人怎么忘性这么大,瑞典不给奖的时候,就忿忿不平地抱怨人家“西方中心主义”不把中国文学当回事儿,文学界也嚷嚷好多年了“为什么不给中国人奖”。明摆著,中国人不仅很看重这个奖,也是非常崇拜获奖作品的。而现在瑞典文学院真把奖给了中国人,大家先是看傻了眼,然后就又好坏都不在乎了,破罐子破摔,愿谁得谁得。难道是因为中国犬儒主义者太多才让高行健给代表了?

事实上,你不在乎又有什么用?世界在乎它,尽管人家不拿它当世界文学中的什么玩意儿,可一定拿它当中国文学中的精品。我在美国十多年,从没有见过任何一本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文学作品受到《灵山》这般的重视,得到最重要报刊的评论,被放在书店最显赫的位置。所以无论谁承认不承认,谁愿意不愿意,《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都绝不仅仅是高行健的,而更是代表中国文学最高水准为中国赢得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中国人如果沉默,就等于容忍一个赤身裸体的中国皇帝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中国的“服装业”有多么发达。

● “读《灵山》是令人沮丧的经验”

本来不少西方人对中国文学还有些神秘感,觉得由于翻译不够,了解不多罢了。虽然以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为主翻译的许多中国文学作品在英美世界从来没有过什么反响,但起码也没带来什么糟糕的印象,人家不关注你就是了。高行健的小说如果只是作为普通作品在西方出版,它们糟糕到什么程度,得到什么评论都对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界没有多大影响。

但首位获诺贝尔奖的汉语作家创作的《灵山》,作为中国20世纪最优秀的小说登上世界舞台,那意义就很不一样了。西方评论家从这部“中国最高水准”的作品里看出了什么呢?

《时代》周刊(2000年12月11日,作者Paul Gray)在列举《灵山》英文版的累赘、重复、粗糙的翻译之后,举了几个令评论者茫然的书中故事和男女主人公各自的自相矛盾之处,说“读这种版本的《灵山》是令人沮丧的经验”。不仅一句褒扬的话也没给,还得出结论,“诺贝尔奖当然不可能是主要根据在这里展现出的东西得的。”

《纽约时报》(2000年12月18日,作者Richard Eder)也是首先抱怨翻译生硬(译文实在成了高行健作品糟糕的极好屏障),然后指出读者得靠自己再翻译解释高行健的自相矛盾:“作者又建议,又反对自己的建议;又暴露,又隐藏;又宣称、断言,又迷惑、糊涂。”“书中‘你’的所谓精神之旅中,其实很多是描写肉欲的,表现那个精明的、沙文主义的‘你’和那个既放荡又愁眉苦脸的‘她’”。

评论说,那些道听途说、民间传说等令人迷茫,人称混乱令人心烦。然后就这种旅行记录式的写法说,“(作者)和自己体裁的战争就像他和当代中国的战争一样。”认为高行健不仅根本不能驾驭这种写法,简直艰难到像打一场战争。这本书就像一个人“把一大堆未经过任何挑选装到兜子里的好坏都有的东西一古脑儿地倒出来。”“《灵山》的缺陷并不是它的晦涩,虽然书里有相当多晦涩内容,而是它巨大的模糊不清。”

● “《灵山》是一本文学混杂物”

《纽约时报书评》(2000年12月24日)发表了前驻中国记者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的评论。读这篇文章可以明显地感觉出,他很费劲地希望能从书里找出点什么好的情节,妙的句子,或深刻的哲学思考,好能把这书抬得有点像诺贝尔奖作品的样子,但无论如何找不到,只好列举作者怎么拿著作家协会会员证到偏僻小地方得到优惠,想像中遇到轻浮放荡的、哭哭啼啼的、又很想要性的女人们。

纪思道实在无法对书做出什么更好的解说,于是把英译者陈顺妍前言的主题重复一遍之后,自己去发挥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和自己喜欢的其他中国作家了。最后他不无嘲讽地引用《灵山》中的话概括这本书:“你把旅游笔记,道德随笔(陈顺妍把‘道听途说’译成‘道德随笔’了),个人感觉,笔记,备忘录,非理论性的讨论,不象寓言的寓言扔到一起,抄上一些民歌,加上一些你自己发明的传奇类的胡说八道,然后把它称作为小说!”“人已经讲了那许多废话,你不妨再讲一遍。”

澳洲《时代报》(2000年8月14日)上中国通贾佩琳(Linda Jaivin)的评论则用上面这番话开头:“你把旅游笔记、道德随笔……自己发明的传奇类的胡说八道,然后把它称作为小说!”她说《灵山》是一本文学混杂物,加上那种长达近两页的说教,读者不难判断高行健到底是展示、还是否定了他自己的说法。这位可以熟练阅读中英文,并在中国居住多年的女评论家指出,《灵山》里那些浅薄的议论不是使她发笑,就是让她打哈欠,还有一些令她不知所云。

《华盛顿邮报》(2001年2月22日,作者Linton Weeks)在综合报导高行健的美国之行和关于《灵山》时也引用了“你把旅游笔记、道德随笔……自己发明的传奇类的胡说八道,然后把它称作为小说!”这一段,可见他们都对此多么共鸣!

● “只要你高兴,多么离题都行”

《华尔街日报》(2000年12月15日,作者Peter H essler)在一篇不到一千字的评论中,绝大部份用来介绍高行健的身份,解释书的散乱、没有名字的人称、熊猫抓掉人的生殖器,再抱怨几句翻译之差。

这位曾在中国居住并出版过他的中国经历的作者用明显嘲讽口气写道:

“《灵山》擅长的一点是,他在这么大部头的作品中可以碰一下灾难,然后迅速走开。在中国的现实生活经验经常和这点相似,在那里,多数人经历了可怕的事情,但却很少去提它。”

“如果说《灵山》里有政治观点的话,这点才是:你可以随便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那种巨大的开心。只要你高兴,用多少叙述者都行、多么离题都行、多少故事都行。”

德国的评论则更尖刻,被视为德国文学评论界教父的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在电视评论上说“这是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一项错误、丑闻。”

这些负面评论还仅仅是开始。《灵山》里由于还有些故弄玄虚的历史故事,西方人以为看不懂中国文化,话还说的客气点儿。等《一个人的圣经》英文版出来后,瞧著评论界怎么痛斥吧,如果人家还想搭理他的作品的话。

马悦然翻译的《一个人的圣经》瑞典文版已经出来,所以瑞典评论家庐瑟松(Peter Luthersson)在《瑞典日报》(2000年10月26日)指出,“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既没有写出一部交响诗,也没有写出一部精雕细刻、驾驭自如的杰作,更没有写出使我们能够想起普鲁斯特、布罗斯(Broch)或乔伊斯这些文学大师的作品。”“从极端集体主义的同谋犯罪中,高走过一条漫长的道路,从而转向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信仰……仅仅盯著他自己的享受……至于中国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从来没有一点同谋犯罪感在脑子里闪过。”

● “没有被它们感动,没有得到智慧上的启示”

英文《台北时报》(2001年2月4日,作者Bradley Winterton)在高行健、马悦然访问台湾期间,刊登评高行健唯一译成英文的戏剧集《彼岸》的文章。这位作者明显熟悉西方戏剧。在介绍了西方现代戏剧的情形之后评论说:“表面上,它们(高行健的《彼岸》里收集的五个剧)很难读,很难懂,更难以想像排演。”接著主要评论了高行健两个剧:

“(《生死界》)不能吸引住任何人的情感。对知识人来说,它可能是个智力测验;对一般观众,坦率地说,大概是个耐心测验。”

“高对他的另一个剧解释说,它‘试图探讨一些传统的主题,像上帝和撒旦的关系,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善良和邪恶的关系,拯救和痛苦的关系,现代人对语言的关心和感知的关系,还有个人和他人的关系。’如此这般自信自负,和天真无知的混合简直令人说不出话来。该剧主要是夜晚的游荡者之间交流的城市俗语。剧的主要问题并不是那种超现实的高谈阔论,记忆和梦,今天已经没有人认为只有现实主义才是戏剧的唯一选择,问题是那些人物说的内容,它们永远是单调得没法让人记住。也许是翻译误了高。”

“但总的来说,这些剧给人的印象是图解的、生硬的。它们没有品味,像被漂白过的,没有任何氛围,也几乎不尝试使人的感觉和想像力有惬意。”

“高(行健)导演自己的剧也是一个不好的信号。即使是最好的戏剧也需要另外的敏感和独立的导演,才能创作出有魅力的演出。当然,也许其他导演被剧的内容的不可塑性吓跑了。”

“也许高是个天才的艺术家,但由于什么原因,本评论者没有看出来。事实是,我发现这些戏剧几乎是不可读的。我没有被它们感动,没有得到智慧上的启示。为留下记录,(我在这里说)我对作者的小说《灵山》是同样的感觉,至少对陈顺妍的英译本是这样。”

● 让世界更瞧不起中国文学

这些评论还都只是客气地写出来,说出口的,还仅仅是我看到的。还不知有多少没说出口的轻蔑。

如今在西方有一种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的共识,那就是尽量不批评第三世界或少数族裔(也就是說,非白種人)。言行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对糟糕之处,不吭声就是;要是有一点好的,可就迫不及待地往天上捧,这里面既有居高临下施舍的快感,还有政治正确的表现,当然也不乏真诚的赞赏,反正西方人在赠送褒扬词汇的时候总是非常慷慨的。就像也有人给了《灵山》几句空洞的赞扬,有意思的是,批评的内容具体,用实词;褒扬的部份抽象,用虚词。他们可以在批评西方人自己的时候用尽他们丰富的刻薄词汇,但对第三世界或少数族裔则谨小慎微,生怕不小心用错一个词,惹来一片抗议“帝国主义”的声讨。

在这种西方背景下,这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作品都受到上述这般掩饰不住的批评,可见西方并不是那么容易唬的,马悦然只是个罕见的异数。面对这种“最高水准”,世界只能增加对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整体的蔑视,只是人家说不说出口而已。

(原载多维)

2001-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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