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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十三:穿上新装就编织童话?

曹长青

由于写评论高行健作品的文章,最近一段时间我对媒体上关于高行健的报导比较留心。每每惊讶的是,高行健说的一些话,听起来好像满有道理的,可他做的怎么总是在和自己的道理矛盾呢?尤其是西方媒体上对他在中国“被迫害经历”的说法,颇有点让人想问一句:是吗? 高行健在自由世界自然应该尽享他的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但如果诺贝尔奖得主总是说一个道理,然后做些和自己的道理相反的事,未免让人觉得有点不是那么回事儿。不信请看:

● 自相矛盾之一:

在诺贝尔奖颁奖前,高行健对中、英文媒体都表示领奖时不谈政治,可他的领奖词《文学的理由》却充满了政治硝烟,通篇都用政治控诉的口吻,一面控诉政治干预文学,一面又声讨作家要当救世主。也不知他的主要目的到底是谴责政权,还是指责政治的受害者。无论他多么否认,仅用这篇领奖词他就把自己纳入了政治作家的范畴。

● 自相矛盾之二:

高行健在领奖词以及多次对媒体的谈话中,都强调文学要超越政治,作家不是政治异议人士,但他到香港的访问,几乎就成了个政治秀。董建华是否接见成了媒体热点。从高行健后来在台湾的活动可以看出,如果董建华接见,他是一定乐意的;香港媒体从没提到高行健根本不想见董建华。可那个政治傀儡和文学有什么关系呢?只要高行健表示一句不屑于见董,他接见也不前往,恐怕香港媒体也不至于这么热衷于炒政治。

高行健在台湾更是不亦乐乎地往政治圈子里钻。今天和文化局官员会晤,明天参加台北市长的大宴,后天在总统府被“总统单独召见”。在中国人这充满政治的世界里,尤其是在海峡两岸无事不政治的情况下,谁都知道,那类会见是政治秀还是文化交流。他这种毫不避政治嫌的做法不仅令人惊讶,也难免让人觉得这个诺贝尔奖都得了的“大作家”,怎么有点像他的《灵山》在没获奖之前似的,五折出售了。和敏感政治人物们见面没什么错,但那就别一遍又一遍地声称什么“作家跟政治没关系”之类了。

● 自相矛盾之三:

高行健在领奖词中强调写作是孤独者的事,他进行的是“冷文学”事业,并蔑视作品的商品化。但无论在香港还是台北,他都一副沉醉于各种聚光灯的神态,他的作品自然在媒体的大肆炒作下,一雪十年卖不动之耻。难怪台湾报纸上有人批评,“除了三场与文学有关的演讲之外,大部份时间社会大众只能看到高行健穿梭在台湾艺文界的茶叙、晚宴中。”他在台湾就像“过年放鞭炮似的一团混乱”,放完剩下一堆废纸,什么也没留下。

相比之下,那个并不声称“欣赏孤独”呀,“冷文学”呀,蔑视商业炒作啦等等的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同样是原共产国家的作家,几年前获诺贝尔奖之后,把钱全部捐给华沙的慈善事业之后就再也不肯在公众场合露面了。

● 自相矛盾之四:

高行健不止一次地宣称:“中国已成为过去,我现在的很多事情,已经都和中国无关”,“我已经告别中国了。”

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固然精神可嘉,但他大概忘了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是因中国,而绝不是因为他个人的成就而得的奖;而且在那块苦难的土地上,在那个至今仍在专制统治下的国度里,他曾是造反派头目,作为罪恶的参与者而生存过,就这么毫不感到亏欠地说“告别”,他可真潇洒!

即使他什么也不在乎,告别就告别吧,怎么又对台湾之行表示好似“荣归”返乡,更津津自我乐道当“民族英雄”的自豪呢?他和中国无关,是哪国的民族英雄呢?阿里山的?

● 自相矛盾之五:

高行健从香港到台湾到美国,无数遍表示他的东西“只写给自己看”。在《一个人的圣经》中则更形象地说:“把你的经历诉诸文字,留下你生命的痕迹,也就如同射出的精液,亵渎这个世界岂不也给你带来快感?”“所以选择文学,也不过藉此排泄。”

高行健这种写作态度是他的个人私事,就像一个有怪僻的人排泄之后欣赏一番自己的排泄物,别人能说什么呢。可他怎么做的呢?书刚写完,直接把手稿送到了瑞典文学院士马悦然的书桌上,然后托这个找那个想法出版。有谁那么好意思地把自己的排泄物展示给世界以后,再矫情地说我就是排泄出来给自己欣赏的?

● 自相矛盾之六:

高行健说他不是异议作家,同时又表示他是“政治逃亡作家”。《华盛顿邮报》(2001年2月22日)引述耶鲁大学当代中国文学教授Charles Laughlin的话,解释这两者的不同:“高行健不是你们可能称为的异议作家,他不想用自由去批评(中国)政府。”报导接著说:“他要把自由给自己。”

高行健还强调自己是流亡作家,写的是流亡文学。虽然以前在中文里“流亡”一词让人想到“流亡到西伯利亚”等没有自由,物质、精神都令人非常痛苦的地方,但今天“流亡”已经成为“流”到物质、精神世界都更丰富、尤其是自由得让高行健感到“美妙得没治了”的西方;更有成天喊“流亡”的作家可以三年二载自由出入北京,跟国人炫耀一下流亡之美。

“政治逃亡作家”也好,“流亡作家”也好,明显地是相对中国而言、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而且在西方强调这种受政治迫害的身份,等于镀上一层资历,那就尤其增加了承担某种道义责任的涵义。高行健既然认为自己已经告别了中国,超脱了政治,也不对中国承负任何道义责任,就应该心安理得地宣布他是法国作家,在他忘记中国的同时,帮助世界忘记,那些文字排泄物是“中国”的“逃亡、流亡作家”制造的。

● 西方媒体上的中国异议英雄

在西方媒体上,高行健不仅和中国关系密切,更是政治异议英雄,有意思的是,那些报道不曾见诸中文媒体:

“传言说高要被送到劳改营,所以他逃到了四川的山里花了五个月在乡间旅游,直到安全了才回到北京……(在旅途中)虽然他担心展示他的级别会引起注意,而遭羞辱或捕获,但他还是用他的作家协会会员证,在边远的镇上得到特殊优惠,像住宿、用车。他的赌注押得很正确,中国太大、太分散了,在小镇子上没有人意识到他不是一个了不起的访问者,而是一个潜在的可怕的反革命。”《纽约时报》2000年12月24日

“在制裁过程中,当传言说他要遭立即逮捕的时候,他离开了北京,花了近半年在四川的山里旅游……”《纽约时报》2000年12月18日

这种说法令人挠头,因为上述时间指的是1981年“反精神污染”期间。当时在中国的人都清楚,那次只是意识形态上的运动,并没有抓人。即使对进行全国批判的《苦恋》作者白桦也没有抓起来。而高行健的作品只是受到《文艺报》的批评,好像也不至于传言到要被逮捕或送劳改营的程度。而且如果当局真的要逮捕他,他还敢为了优惠而到处展示作家会员证?中国的政治恐怕在近20年后的今天都没松动到这种地步吧?

那么《纽约时报》记者这种说法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它们取自《灵山》英文版前言。在这个前言中,高行健的英译者陈顺妍写到:“面对镇压的文化气氛和进入监狱农场的危险,高逃离了北京”“(清除精神污染后)他的作品被查禁,不能出版。在生死攸关的情况下(指他被查出得癌征)加上他要被送到臭名昭著的青海监狱农场的传言,他做了一个迅速的决定,马上逃离北京。”

那么陈顺妍又怎么得到的这些消息呢?她不仅翻译了《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尚未出版),也翻译了高行健的领奖词,在瑞典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前后照应,现在又是高行健美国之行的英文翻译,那么她对原作者的了解应该多是来自本人吧?

在陈顺妍居住的澳大利亚,国家电台晚间节目(RN 5/07/00)在直接采访了高行健后说:“高是中国最著名的异议份子之一,并被提名诺贝尔奖……他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由于挑战毛统治下的文学艺术标志——社会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界引起重要争议,政府谴责了这部作品,高被监视居住(under surveillance)。

而下面这段话则出自马悦然的弟子、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多弼手笔:“1989年北京‘六四’屠杀之后,高行健写了剧作《逃亡》,该剧发表后,北京当局查封了他在北京的寓所,并把他开除中国共产党。1991年,高行健以反讽的口吻谈到这一决定:两年前天安门附近的屠杀之后,我在巴黎立即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瑞典《每日新闻报》2000年10月13日)

和马悦然一起邀请高行健到斯德哥尔摩大学演讲“《灵山》:文学和玄学”,和高行健颇有些私交的罗多弼,又是从哪里得到高行健的家被查封、被开除党籍的说法呢?如果高行健否认“这一决定”的说法,罗多弼还会这样写吗?

即使对那些天安门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们,也没见报导说谁家被查封了(由于离职单位强行收回住房的倒是有),怎么专去查封一九八七年就离开中国的高行健的家呢?至于他是否被开除党籍一事,据《亚洲周刊》(2000年12月20日)报道,2000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主持的官方作家辞典《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删除了曾是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刘宾雁和其他一些逃到海外的作家,但“高行健条目二百来字,仍称他是‘中共党员’”。

毫无疑问,中国的作家都是受到专制政府迫害的,高行健当年在国内由于尝试现代派创作,受到批判的事实已经足够证明那种迫害程度了。

作为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获奖后,中共政府不允许他的作品在国内出版,按理说,应该受到海峡两岸、海内外中国作家一致联合的抗议,但在海内外作家的一片静悄悄中,西方媒体只好开始报道:

“虽然他已经有14年没有在中国大陆居住,他的作品在那里自1985年起就被查禁,但高经常访问香港。”《纽约时报》2001年1月30日

“高在中国不是很出名,他的作品在1989年之后就被查禁。”《华盛顿邮报》2001年2月22日

于是人们很难确定,高行健的作品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遭查禁,那么西方报纸上这些说法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 西方媒体学高行健?

西方媒体当然总喜欢顺水推舟,夸张点“中国异议份子”的形象。但这种夸张点儿来的做法不仅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他们也不如中国人用得含蓄,还需要向高行健学习,就像我已经引过的:

“有朋友把《灵山》同法国已故的乔治.贝莱克的语言作某种类比,我不反对这种认同。他是一个天生的语言艺术家。”

“有朋友说《灵山》展现了中国的另一种文化。这也正是我想作的一件事情。”(《灵山》:文学和玄学”1991年)

“这书(《灵山》)在台湾和西方广为翻译和出版”(《为什么写作》1996年)

可据台湾联经出版社统计,在获奖前,《灵山》在过去五年卖了不到一千本(《台北时报》2001年2月8日)。高行健这次在纽约演讲也说,出版头两年,只卖了152本(《世界日报》2001年2月27日)。

法文版《灵山》至获奖前五年中只卖了6千本(《纽约时报》2000年11月21日)。但高行健却说,他们没想到(法文版)刚出版就在法国一炮而红(《世界日报》同上)。“一炮而红”的书五年才卖了6千本?

而马悦然的瑞典文本则“在出版后完全没引起任何注意”(马悦然的信,《洛杉矶时报》2000年12月17日)。其他译本在高行健说“在台湾和西方广为翻译和出版”的1996年时根本没有。

● 什么时候发“诺贝尔神童奖”?

当然在没得诺贝尔奖前,这种说法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台湾也好,西方也好,实在对中国流亡作家们冷淡到不像话的程度了。但得奖以后那类有点“玄”的说法好像没必要了:

去年,高行健在巴黎对《纽约时报》(2000年11月21日)记者说,“我十岁的时候就写了第一本小说。它是一个历险故事。同时我也画画,在这之前我画油画,水墨画,写书法,什么都做。”

2月5日在台北新书发表会上,他好像把童年写小说的时间提前了,说在“七、八岁时就开始涂鸦,自己创作类似《鲁宾逊飘流记》的小说,并画了很多插图。”(中央社记者陈蓉报导)

2月22日,他在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演讲时说,“从小就生活在艺文环境中,五岁上台演戏,八岁开始写日记,十一岁起画油画。”(《世界日报》记者林宝庆报导)

由于人们对他到底几岁写了第一本小说也像他作品何时开始被禁一样不清楚,再加上他又画画,(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童年好像还弹钢琴、拉小提琴、踢足球、又读了巴尔扎克,杰克.伦敦和海明威……

所以等以后要发诺贝尔童年奖的时候,也不知道该给这个琴棋书画全能的神童发哪个奖呢?

(原载多维)

2001-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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