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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十二:文学是挤奶还是排泄?

曹长青

自从高行健得诺贝尔奖以来,人们听到他从诺贝尔领奖台,到香港,到台湾,到美国,一遍一遍地讲文学高於政治,政治不能干预文学。他这两个观点当然是对的,但由於他刻意地强调文学独立於政治之外,难免给人一种感觉,文学和政治就完全是两回事儿;尤其是在人们对共产党的政治文学深恶痛绝的情况下,高行健的高论,更给人一种印象:和政治无关的文学就是高等文学,就更阳春白雪;和政治有关的文学就是低等文学,或是带有党文化的文学。

这种看法即使不是错误的,也是相当偏颇的,起码是把文学和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共产党强调文学作品必须有革命思想性,那麽我们今天是否就要强调文学作品不可以、或不应该有思想性?

第一,文学作品价值的高低,不取决於它是否有政治色彩。

在蓝登书屋选出的二十世纪百部最佳英文小说中,既有毫无政治色彩的《洛丽塔》,也有充满政治色彩、或挖苦资本主义社会、或谴责共产主义的作品。像《勇敢的新世界》,用科幻手法嘲讽没有个人、没有一切人性的新社会;《正午的黑暗》,描述史达林共产专制的邪恶;《1984》和《动物农场》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奥维尔愤怒谴责极权社会的寓言小说;《苏菲的选择》则是回忆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残酷。当然由於100本书的作者都是英美世界的,所以大部份作品是挖苦嘲讽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和事。虽然深浅不同,但带有政治色彩或思想性的作品远超过没有任何思想性的作品。道理很简单,作家都生活在充斥了各种政治色彩的社会里,并不是只有共产国家才有政治。人很难摆脱对周围社会的看法,作家又很难不把自己的想法(包括政治见解)融进作品中。

像索尔仁尼琴和昆德拉、哈维尔他们那种充满对共产主义谴责的文学作品,不仅让人们更具体、细腻地了解共产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况,更深化人们(包括我们这些来自共产社会的人)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虽然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并不是特别高,还有相当可提升的馀地,但这类作品远不是已经太多,而是太少!

来美国这十多年里,我看到不少西方关於二十世纪人类灾难的资料,他们提到史达林的暴政、纳粹的浩劫和波尔布特的屠杀,居然极少提到中国的历次灾难,好像中国的情形好多了。这说明中国人拿出的文字东西太少了,无论是文学还是非文学作品都太少了,所以世界对中国曾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残酷太缺乏了解。

第二,文是否要载道?谁来决定载什麽道?

谈到文学是应该面对还是回避现实问题,当然首先得谈“文”是否要载“道”。作为人类交流的工具,文字既可以载个人的情感,也可以载人的观点;它既可以是忧伤故事,也可以是思想檄文。一句话,用文字载情,载道,载什麽都是可以的。问题的关键从来就不是文载不载道,而是谁来决定载的内容。

共产党的政治文学和昆德拉哈维尔这种政治文学的不同是,共产党的文学是它要求、强迫作家写的,强迫作家宣传它的意识形态;而昆德拉哈维尔是因自己内心的推动力而写的。所以,只要不是在政治、利益团体强迫要求下写的,只要不是受行政手段制约的,文字载什麽道都不仅是可以的,而且应该是像美国这样受到法律保护的。

第三,政治是高行健自己的影子。

其实高行健本人的文字,无论是他的政论文《为什麽写作》、《文学的理由》,还是所谓小说《一个人的圣经》都载了强烈的反对共产专制的道。
他的人物完全是在革命的滚滚洪流中,踉踉  ,怎麽看,人形人影都不清楚;他的议论更是在政治的巨大旋涡中,怎麽议,怎麽论,都怎麽又回到政治这个主题。令我费解的是,即使那些根本不宣称要回避政治的作家,也没有把这麽多政治学习材料堆进所谓小说里。而《灵山》里的政治也比《一个人的圣经》少很多,这两本书的读者几乎是眼睁睁地看著共产主义的旋涡把高行健给旋回去了。

像福楼拜、普鲁斯特那一类作家,即使多麽想把政治的东西弄到文学里也很难做到。因为他们的生活背景、生存环境决定了他们的生命是逍遥於政治之外的,他们从来就活在几乎没受什麽外界干扰的自我的精神世界里,於是自然地写出了自己熟悉的生活和情感世界。

每个人都注定要受个人生存环境的影响,这是怎麽逃也很难逃掉的。我还没有看到过任何前共产国家出来的作家写出真正的纯文学作品。更何况高行健是在中年以後离开中国的,我们读到他在西方的生活除了上床这种像吃饭、睡觉一样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巴黎都得有的生理过程以外,他的脑子全在无处不政治的中国。所以,与其完全回避不了政治,给自己制造一堆自相矛盾的东西,还不如坦然、自然点,别对媒体说那种自己比索尔仁尼琴更超脱之类的让别人都替他脸红的话。

也有其他中国人像高行健一样对政治像遭蛇咬了一样,一听高行健的“没有主义”,立刻以为找到了“纯文学”的救星,一边对高行健推崇倍至,认为他那种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学方向,一边大骂共产党的文艺宣传,连把无法回应的鲁迅也痛斥一番。

虽然这些人讨厌被政治污染的文学那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也应该先看清高行健明明是大写、特写政治的;而除了政治以外,就制造了一堆文字排泄物(高行健自己这麽说的)。他们想摆脱共产主义政治污泥的愿望很可贵,但也不至於急切到为了摆脱污泥就跳到排泄物中去。

高行健的东西不仅根本不是阳春白雪,而是粗俗到不堪忍受,这点我已经在多篇文章中评过。看他的东西是“酷刑”这种说法可不是我的发明。我劝周围朋友去读高行健的作品,都快把自己劝成祥林嫂了,可迄今为止没劝成一个去看《灵山》,除了那位最早看了书并劝我写评论的作家,谁都说不想遭那个罪;有人翻了《一个人的圣经》说忍受不了那份厌恶。连关心文学的评论家都忍受不了读高的作品之苦,其中一位看了我写评论高行健的文章,知道我皱著眉头读了几遍他的作品,竟然发来传真说:“你替我们受苦了”以示安慰,颇有点我曾为他们赴汤蹈火的味道。读高行健的东西能把人痛苦到如此地步也真是难得。

中国的伟大作家中,鲁迅的作品充满政治,但读鲁迅的文字从没有让人觉得痛苦,而是感到痛快。无论在文学态度上和文学价值上,高行健都是和鲁迅不能同日而语的。虽然鲁迅後期有左倾倾向,但他那种极为严肃认真的文学态度、深刻鲜明的思想观点、犀利而充满个性的语言和毫不妥协的精神都是一百一千个从头到脚充斥犬儒主义的高行健所完全无法比拟的。鲁迅呕心沥血,吃草挤奶般创作出的文字,不仅力透纸背出对中国文化准确、深刻的认识,也塑造出阿Q、孔乙己、华老栓等鲜活的中国人形象。而高行健那“什麽都有,又什麽都不是”(高行健语)的伪书不仅对中国文化一个字也没道明白,更没塑造出任何一个有点人影儿的形象。

我当然不认为谁都得走鲁迅的路,但那种以为高行健的文字排泄物可以对抗党文化,犬儒主义就是纯文学的观点,说的好听点儿是天真得“没治了”。

从另一方面说,是鲁迅那种吃草挤奶容易呢,还是高行健制造排泄物容易?严肃作家应该呼吁去挤奶,还是应该刺激去排泄?事实上奶是很难挤出来的,而排泄物则堵也堵不住。《上海宝贝》这类作品是在共产党要求下,还是在高行健的刺激下写出来的呢?这种排泄的自然现象,即使不去理它人家也会一堆一堆地排出的,而奶可不是想挤就能挤出来的,否则也不至於把有的中国人饥饿到一著急把排泄物当奶了,没仔细看一眼就捧著赞美。

当然我丝毫不反对任何对纯文学,或所谓个人文学的追求。我认为那种文学更难写好,难很多很多,尤其是对中了太多共产党的毒,个人还根本没站起来,无论从语言还是心灵上都尚处於残缺状态的中国人。越多的人去尝试,才可能有越多的人写出像样的东西。而任何中国人能写出有价值的纯文学作品,都是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我只是很担心高行健这种现象,没写出纯文学,却弄出一堆应该送到红灯区去的文字排泄物,不仅让中国读者从共产党的文字狱出来之後,还得忍受排泄物的酷刑,也让西方人笑话,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是很要脸面的。

2001-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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