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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十:六个偶然编织了皇帝的新衣

曹长青

整整100年前,诺贝尔文学奖设立後第一次颁奖,就犯了一个无数文学爱好者不能原谅的错误——拒绝颁给当时活著的、全世界公认首屈一指的大文豪托尔斯泰。

在诺贝尔文学奖设立的1901年,托尔斯泰最著名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都早已出版,他也早已坐稳世界文坛泰斗的位置。在俄国,他的声望甚至远超过沙皇。但瑞典文学院却由於认定托尔斯泰在宗教方面的想法是“离经叛道”,而把首奖给了法国作家普利多姆(Sully-Prudhomme)。

当年托尔斯泰听到自己可能得到首届诺贝尔文学奖的传言时,还真眼巴巴等著那个奖,他的文学地位已经远不需要瑞典文学院的“承认”,他需要的是那笔当时约为10万卢布(合今天101万美元)的奖金。当时沙皇正迫害被认为是异教的杜科波尔教派,托尔斯泰正在筹款帮助那些受害者移民加拿大。为了这笔奖金的使用,他还专门给瑞典文学院写了信,希望瑞典直接把奖金捐给杜波科尔教那些难民。

最後得知奖没给他,托尔斯泰从自己的小说《复活》的连载版权税中预支了10万卢布帮助安顿那些被迫害的异教徒。因为这笔捐款,妻子索妮娅还和他大吵一架,埋怨托尔斯泰把这麽一大笔钱捐出去。

到1910年11月7日托尔斯泰去世,诺贝尔文学奖颁发了10届、给过11个作家(第三届是两人共用),但就是不给托尔斯泰(由於政治或者说宗教原因),可见它有一个多麽恶劣的开端!而在诺贝尔文学奖设立百年之际,瑞典文学院又把这个奖给了一个平庸至极的作家高行健,使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後再次蒙羞!

是什麽导致瑞典文学院再次做出这麽大的错误判断?仔细研究,会发现它竟像“泰坦尼克号”( 也译「铁达尼号」)中那个撞了冰山沉入海底的巨轮一样,是由一系列偶然因素所致——

第一,中国人百年缺席,诺贝尔评委会感到压力。

虽然在世界上非常出名的中国作家很少,但中国人历来很看重文学,也有悠久的文学史。然而,自诺贝尔文学奖设立後,近一个世纪和中国人无缘,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人的自尊心,并引发了一种“诺贝尔奖情绪”。

有人谴责西方人不懂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有人埋怨中文作品翻译不出去,也有人批评瑞典文学院是“西方中心主义”。当然也有很多中国作家和评论家在反思自身。

中国人的这种“诺贝尔奖情绪”通过西方(尤其是瑞典)汉学家,传递到了诺贝尔奖委员会,对它形成了某种压力。传递资讯的汉学家们自然愿意推波助澜,因为汉语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以提高汉学家在西方的研究地位,使他们显得“重要”。 西方汉学家不仅数量很少,而且绝大多数是研究古汉语、古籍的。所谓汉学,主要是指对中国古典文学或汉文化的研究。由於汉学一直属於边远学科,所以汉学家像在夹缝中做研究。在德国的学者发表文章说,由於德文中的汉学“听起来和医学专科名词非常相似”,所以德国民众以为汉学是医学的某个专科。

无论中国人怎麽为自己深远的文化和悠久的文学史而自豪,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很低是一个事实。虽然听起来很刺耳。

瑞典文学院在1985年增选了汉学家马悦然为院士,有开始注意汉语文学的倾向,但离真正颁奖给中文作家似乎还很遥远。只是近年来有比较明显的照顾第三世界国家作家的倾向,加上听到来自中国的怨气,才开始认真考虑给中国作家。

正在撰写《1984》作者奥威尔传的英国小说家和评论家泰勒(DJ Taylor)就高行健获奖在《卫报》发表文章指出“在最後的选择中,文学价值从来都很少起作用┅┅瑞典文学院降格到采用由联合国引发的灵感——找出以前没有得过奖的、值得了解一下的国家和语种的代表,看看他们能不能做点什麽。”

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去的几年里,一直都有中国人要得奖的传言,而且已经有人做了好几年的“准第一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这种没得奖就已气势如虹,“准得奖人”身份广为流传的情形,据我所知二战後只有对《鼠疫》的作者加缪和《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他们两位的气势完全来自本国、本语种文学评论界“横扫般的赞誉”,而汉语作家的“准得主”气势则完全来自瑞典文学院的个别人。

第二,瑞典文学院只靠专家评介了解中国文学。

瑞典文学院总共有18名院士,其中三人由於不满文学院的某些做法先後辞职。院士是终身制,辞职没有得到批准,於是三个位置就空著。所以现在只有15个人投票选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得票半数以上者当选。

据马悦然介绍,每年都有150到200个作家被推荐,经过几次讨论筛选,到五月底,被推荐名单上只剩下五、六个作家,这个名单被称为“短名单”。六、七、八三个月,院士们才开始看短名单上候选人的作品。短短三个月要读这些候选人的几十部作品,从时间上看,只能走马观花。虽然这短名单上有些作家的作品院士们上一年,或以前已经看过,但即使只读二、三个作家的作品,明显地,也不可能看得很细。

在采访马悦然时,我提到为了写几篇评论文章,看了几遍《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当然还看了高的其他作品等),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马悦然相当吃惊,他说有位院士同事,每天看三本书。我问那些院士们是不是用每天三本这样快的速度看《灵山》的,他含糊地回答:“嗯,嗯,他们有读书的习惯,他们读的快。”

虽然不可能每个院士都用每天三本书的速度读了《灵山》,但它起码说明院士们不可能仔细、认真地研究高行健这部“表现了三种中国文化的”、有“原创”人称表现手法的、“有两种不同哲学意义的”、不同於世界上任何流派的“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马悦然语,参见明天发表的我对马悦然的采访)。

从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可以看出,以前他们发给第三世界国家作家时,多数给了那些起码在本国或本语种内已经确立了相当文学地位的作家,像埃及的马哈福兹。而马尔克斯得奖时,已经属於世界范围的作家,《百年孤独》出版後立刻成为畅销书,风靡整个拉丁美洲。该书译成英文後,也赢得评论界一片赞誉。

所以,当瑞典文学院考虑那种作家们的时候,无论院士中是否有人懂得埃及或西班牙语、院士们是否了解埃及或拉丁美洲文学、院士们是否充分地阅读了候选人的作品等都无关紧要,因为候选人本国、本语种的评论界已经为瑞典文学院提供了相当充分的参考资料。

那麽对於中国作家的作品怎麽去了解?由於“中国文学对多数西方读者仍是一个未知的领域”(《时代》周刊2000年12月11日),中国又没有世界知名的作家,这点显然是非常想颁奖给中国人的瑞典文学院的一个困境。当有人指出诺贝尔奖委员会不了解中国作家这一情形时,德国汉学家瓦格纳(Rudolf Wagner)说:“他们这些诺贝尔奖的成员基本上是请各方面的专家给他们介绍。在中文方面,他们已经有了一个代表,就是马悦然先生。”(《开放》1999年3月号,茉莉访瓦格纳)

马悦然本人也丝毫不否认他在汉语作家得奖问题上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他强调首先是由於他对高行健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影响了瑞典文学院。他翻译了高行健的全部小说和18部戏剧中的14部。同时“我当然给他们做了好些个报告,内部的报告,报告当代中国文学,不仅高行健。高行健的著作也做了好些个报告,最近几年,就是这样。”

在马悦然所做的这些努力之前,除了马森写的《灵山》前言和刘再复的《一个人的圣经》後记之外(据我尽最大能力所了解到的情形),在高行健得奖之前没有任何中国评论家对高行健的这两部主要作品做出评论。当然这里绝不排除还有我所没见到的其他中国人的评论。

前几年一直得奖呼声很高的北岛,也主要是由於马悦然的介绍,他把北岛自1972年以来写的全部诗翻译成了瑞典文。据说李锐也获诺贝尔奖提名,他有三部作品也被马悦然译成瑞典文。中国作家的作品有无瑞典文译本,几乎就成了是否能得到诺贝尔奖的先决条件。

在人口只有860多万(比香港多一点,不到台湾的一半)的瑞典,据马悦然说,能读中文的人只有不到100个(读到什麽程度更是很难说)。那麽在中文作品极少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情况下,即使诺贝尔奖评委们详细、认真地阅读已经译成瑞典文的中文作品,他们也没有办法和其他中文作品做横向比较。所以,要求他们的18名文学院士都能对中国文学有深入的了解既不合乎情理,也根本不可能做到。他们依赖专家了解中国文学的情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18个人里面就能有一个人懂中文已经应该是汉语文学的荣幸。

第三,语言学和古汉语专家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挂一漏万。

出生於1924年的马悦然先生,1946年即开始学习汉语。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张静河专著《瑞典汉学史》里面有专章评介马悦然。从这本经马悦然亲阅并肯定其准确性的专著中得知,马悦然一直师从瑞典的汉学鼻祖高本汉,主要从事中国方言、古汉语和音韵学的研究,曾於1948年到四川住了两年,收集了33种方言,并对中国古籍《公羊传》、《谷梁传》、《春秋》、《左传》有专门研究,曾把这四本书中查到的2570个“其”字列成表格进行语意分析。

马悦然还对荀子、庄子、宋词等都有相当研究。他尤其是辛弃疾专家,曾统计出辛弃疾词中使用的曲牌达99种。对中国古籍如此深入、细致的研究,恐怕今天在中国也很少有人做到。

马悦然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热爱,以及研究成果,都是相当令人瞩目的。说马悦然今天在瑞典汉学界的地位等於当年费正清在美国汉学界的地位是毫不夸张的。

但是,语言学和文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同时古汉语和当代文学也是两个专业。林语堂认为:“照心理上的难度而言,学习古文与学习外文已相差无几。”

在中国,研究古汉语的学者是不评论当代文学的,也不参与各种当代文学奖的评判。已去世的北大教授王力是公认的中国古汉语权威之一,但从没听说王力主持评选当代中国优秀文学作品。

马悦然说:“80年代初开始我对当代文学感兴趣,翻译他们的东西,但是我90年代翻译过整个的《西游记》,包括750首诗词,所以不仅是当代。八、九十年代,也翻译过古代的东西,汉代的诗呵。”

据《瑞典汉学史》介绍,从1984年到1992年,马悦然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自1984年的200多种激增至700多种。这里面包括了上面提到的高行健的95%的作品、李锐三部小说和北岛的全部诗歌。做这麽大量的翻译工作,每年六、七、八三个月他还要读候选人的作品,参加讨论等,可想而知,他对中国当代文学总体的研究还能有多少精力。所以马悦然自己也承认他对很多当代作家的作品都没有读过,不能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只是对“几个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下了很多功夫,翻译他们的东西,像高行健,李锐,北岛。”

第四,翻译家不等於文学鉴赏家。

从上面的介绍读者可以看出,马悦然翻译中文作品的数量之大。但是勤奋的翻译家是否就是好的文学鉴赏家?是否就对什麽是文学有真正的了解?

1996年,我在德国波鸿大学巧遇《尤利西斯》的中译者金堤,听他演讲翻译《尤利西斯》之难。後来特意买来金堤的译本和萧乾、文洁若译本上册。由於英文原文太难读,生词满篇都是,所以仅就某些片断将两个译文对照了原文,发现两个译本各有千秋:金堤在表达方式上更接近原文,萧乾的则更有文学味道,尤其是文字用得更雅气,显示了老一代人的语言修养。

但有很好的中外文修养,是否就表明对文学这门艺术很明白呢?前些年,就中国人为什麽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一事,萧乾曾指出(据报载),西方的评委们根本不懂中国作品中的工农形象。这种说法实在显得外行。什麽叫工农形象?工人、农民就不是人吗?怎麽外国人写的人中国人就能懂,而中国人写的人外国人就不懂了呢?赛珍珠《大地》里的王龙简直土得每根汗毛都粘著安徽农田的土粒,但西方人不仅非常看懂了王龙是和他们一样的人,而且还爱上了他那个连话都不会说几句的农村妻子欧兰。那书真比中国人写的还“中国”,但1931年在美国出版後立刻成为畅销书,那时候,恐怕一大半美国人在地图上都找不到中国在哪儿(今天又有多大不同也很难说)。

坦率地说,我在报上看到萧乾那番关於工农形象的高论时,根本不相信他能译好《尤利西斯》。但看了他的译文,不禁由衷地佩服这位80多岁开始翻译那部天书的老头。虽然他可能根本弄不清楚文学到底是什麽,但他仍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翻译家。

马悦然先生可能是个很好的语言学家和翻译家,但他的文学欣赏标准是否能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认同?为什麽高行健获奖前无论是大众还是评论界都根本没有人理会他的作品呢?即使在诺贝尔奖颁发後四个多月的今天,仍然没有一篇评论文章从文学的角度全面地给读者介绍《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的艺术价值?1,2,3,4,5,6┅┅说出个名堂来。

在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介绍马悦然的资料、媒体对他的采访和我本人的采访之後,我发现,马悦然关於《灵山》是“无与伦比”的“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的判断,建立在几乎没有和中外任何其他作品比较的基础上;换句话说,《灵山》是在没有比较对手的情况下“无与伦比”的;马悦然既不能把它和当代中文作品比,也不能把它跟西方文学作品比。

我问《灵山》到底是不是现代派,马悦然说:“《灵山》不像一般的在大陆出版的或者用中文写的一般的现代派小说。它太大了。”

那麽它是不是接近西方现代派呢?“这个我不好说,我没有念过西方的和《灵山》有关系的现代小说,《灵山》是非常有创作性的一个小说。”

马悦然的结论是:《灵山》“不是一个传统小说,也不是现代派小说,是一个特别的、很特殊的小说,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小说。”

所谓鉴赏,只有在和其他东西比较的时候才能谈到“好”或“坏”,这世界上没有一种东西是在没有比较的情况下就好或坏、美或丑的。
马悦然先生之所以不把《灵山》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其他作品比较,是因为他把精力都用在了翻译高行健、李锐和北岛,还没来得及阅读和醒悟即使三流的中文作品也比一部伪书要有价值。

马悦然先生之所以不把《灵山》和外国作品比较,是因为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他所热爱的汉语作品,还没来得及顾及和发现原来在他所居住的西方,即使文学园地的一颗沙粒也比他心目中“无与伦比”的“灵山”还大还闪亮,就别提那些珍珠了。

第五,主观武断导致马失前蹄。

世界上任何人都精力有限,能力有限。像高行健那种既能写出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超任何流派”小说,又能画出震倒港台收藏界的“现代派抽象”画,还能讲出令出家人俯首合掌的“禅与人生”的“超人”毕竟罕见。马悦然不能同时成为东西方文学专家完全是正常的。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人和“超人”的不同。如果高行健在诺贝尔的讲坛上告诫全世界“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神”之前,先给马悦然耳语一下这句话,或许不会导致他的恩师用他一生汉学研究的声誉与代价换取一个高行健的诺贝尔桂冠。

由於战乱和革命等等原因,萧乾也未见得读过很多西方作品,也很难说有多高的文学鉴赏力,他之所以没露怯,因为他选择翻译在西方文学史上已经有定论的《尤利西斯》。

但马悦然在除了高行健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人鉴定的情况下,自己就断然认定
《灵山》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这多少有点太冒险。

当我问他:“《灵山》还没出中文版时,你已经把它译成瑞典文,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中国人评价这部作品前,你就认定它是一部无与伦比的作品,是不是这样?”他说:“对,那就是,是这样。”

我又问:“那麽你不觉得在认定它是‘无与伦比的作品’之前应该听听海峡两岸中国评论界的意见吗?”他说:“我完全不管别人对《灵山》的评论,我有我自己的评论,我不听别人告诉我怎麽样。┅┅我不等到别人说、中国的什麽评论家说高行健的《灵山》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应该翻,我根本就不听人家,我自己决定。”

不仅对高行健,对他偏爱的另一个中国诗人北岛,也是他的诗还没出中文版,马悦然就译成瑞典文先出版,似乎这些作品是专为瑞典文学院写的。
马悦然最近又“发现”一个“天才作家”——在山西太原做员警并发表过几个短篇小说的曹乃谦。我在采访时问马悦然:曹乃谦的作品在大陆可以公开发表,又不是和当局政治冲突的文学作品,你批评中国文学评论界不重视他,是不是他的作品还没有达到需要重视的程度呢?马悦然的回答是:“这个我不管,我简直不管中国大陆的评论家对曹乃谦的看法,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曹乃谦是个天才的作家。”那口气简直曹乃谦就是曹雪芹了。

今天中国大陆的文学现状,完全不像文革时那样封闭,那麽多评论家,那麽多读者,那麽多精通汉语者,都没有从曹乃谦的文字中看出他是“天才的作家”, 只有中文是第二语言(也可能是第三,因为他学中文之前学的是拉丁文),关注中国当代文学不到20年的马悦然能够“独具慧眼”,不是主观到有点霸道了吗!

另外,在中文里面“天才”和“无与伦比”这种词好像不是可以随便使用的。我仔细想了一下,从没听说过任何一位中国作家从中国评论家那里得到过这两顶桂冠,别说当代作家,连古人好像都没得过。

我不知道中国那些研究英美文学的、法国文学的、俄国文学的是否可以完全不顾人家本国、本语种评论界和读者的鉴赏,而自我发现那些国家的文学大师。如果中国有一个金额最高的“孔子奖”什麽的,就颁奖给自己认定的“法文、英文、俄文等20世纪最伟大小说”的话,是否会弄出笑话而让那些国家的文学界嘲笑呢?

由於马悦然的极为自信,他可以(在台湾)说高行健“仿佛是进入女性的内在心理状态,发挥丰沛的想像力,这种对人性深入掌握的才能,不只是中国作家很少见,就是在西方吧,也不一定有这种能力。”

他还可以说:“我相信,将来西方的戏剧要受高行健戏剧的影响,这是肯定的。他运用三个不同的人称代词,我你他,表示一个人,这是一种新的技巧,这是别人没有用过的,我相信将来西方的戏剧作家会发现这是非常有用的一种方法。”

他也可以说,下列这些中国作家已达到或超过欧美那些最有名的作家的水平:“有李锐,有莫言,有苏童,有刘恒,贾平凹,阿城,冯骥才,王蒙,张元力(据音调猜测),残雪,他们都是不亚於西方的最好的作家。”

反正,我可不相信哪个中国的评论家有胆量说出上面这些话,什麽人最无畏呢?

第六,中国流亡作家的“智慧”。

即使诺贝尔奖委员会就恰巧想分个名额给中国人,即使瑞典文学院就恰巧对中国文学一窍不通,即使挑选当代中文作品的人恰巧是古汉语专家,即使翻译高行健的人恰巧没弄清什麽是文学,即使决定中国人得奖命运的人恰巧极端主观,如果没有中国流亡作家的“智慧推动”,诺贝尔奖恐怕也很难创造出如此这般的奇迹。因为马悦然的主观是建立在对中国当代文学和整个西方文学近乎空白的基础上(读者从我明天发表的采访上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中国的流亡作家们可是牢记著毛泽东的教导,“一张白纸最容易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瑞典汉学史》中说,“当他(指马悦然)听高行健介绍自己正在写著一本体裁新颖的长篇小说《灵山》时,立即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结果,高行健的原著尚未出版,他已经根据小说手稿进行瑞典语的翻译了。”接著写道,“以四川为第二故乡的马悦然,大约深受作品中西南边陲神秘气氛感染和作者对生命终结意义深刻思索的吸引,对翻译这部作品产生了强烈兴趣┅┅”

从刘再复的《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一文中读者也可以看出,高行健的小说写完後,手稿不是送到了中文出版社,而是送到了马悦然的办公桌上。由於马悦然看不了那种手写体,由刘再复背回北京打的字。

如果说马悦然对中国当代文学缺乏整体上把握和鉴赏能力的话,为什麽他敢断然认定《灵山》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小说?细心的读者对照高行健和马悦然前後对《灵山》的解释就可以发现,马悦然对《灵山》的“理解”,几乎都是从高行健那里“批发”来的,就像上面《瑞典汉学史》中所说,是“听高行健介绍”的。

我无法得知高行健到底具体怎样、以及多少次给马悦然讲解自己作品的“体裁新颖”和“对生命终结意义的深刻思索”,但从1991年高行健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演讲(题目是“文学与玄学.关於《灵山》”)就可以看出,马悦然对《灵山》的那些高度评价,早已出现在高行健对作品的自我解说上:

“有朋友把《灵山》同法国已故的乔治.贝莱克的语言作某种类比,我不反对这种认同。他是一个天生的语言艺术家。”

“有朋友说《灵山》展现了中国的另一种文化。这也正是我想作的一件事情。”

(我想不少人都有这种经验,当你想表达一个自己的观点,由於说“我认为”显得唐突傲慢,还会可能由於对方不同意你的观点而使双方都尴尬,於是婉转地说:“有人认为┅┅”这种“有人认为”用到自夸上的时候,好像也挺巧妙,但又太容易被人看出,所以未见得是别人可以借鉴的“原创”。)

高行健接著开始介绍“《灵山》中著意的(三种)文化”:“从原始巫术演变出来的道教和从印度传入再加以改造过的佛教┅┅”、“民间文化┅┅”、“纯东方精神,主要体现为以老庄的自然观哲学、魏晋玄学和脱离了宗教形态的禅学┅┅”

於是,马悦然就解释《灵山》表现了:“┅┅古老的巫术崇拜的,以及道家影响的文化┅┅他所见的那些老的,会搞巫术的,那些禅宗的,佛教的一些,他就写他所遇见的一些。”

高行健在《灵山》52章里极尽全力地表白:“我”在现实世界中旅行,由於太寂寞,於是想像出一个“你”来跟我对话,你不过是我的一个影子。
於是马悦又解释说,“《灵山》里的‘我’就是那个非常孤独、寂寞的人,他太孤独、太寂寞的时候,就需要发明一个‘你’了。他需要一个人的感情,那个‘你’就是他自己了。”

经过高行健自己的升华和诠释,他的两本书在马悦然的白纸上就写下了:一本是“朝圣之旅”,一本是“文革忏悔录”。 这麽一来,它们的确很像是充满了知识分子味道的诺贝尔奖得主的作品了。

(至於“朝圣”的旅途上把哑巴孩子扔在山道上而毫无悔意,在“忏悔录”里玩味逃避责任的绝对自私,等等精神分裂症状则顾不得管了。)

高行健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演讲里,讲完上述三种文化,再历数并稍加注释中国的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楚国文化,海岱文化,红山文化┅┅长江上游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黄河流域的仰绍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港文化┅┅还有八卦图的阴阳鱼图象、良港文化中的黑陶器盂,大溪文化中的红陶器,空心镂孔的陶球,人面石雕,青铜彝器,象牙驼,陶狗┅┅然後又是夏文化,《山海经》里的神话,古代巫书,越人,楚地,巴蜀,泰山┅┅

如此令人眩晕的“文化们”怎麽能不震倒整个瑞典文学院,何况马悦然!

马悦然熟悉的流亡作家里岂止高行健懂得怎麽赢得这位瑞典文学院士的佩服,顾城的戏也演得挺漂亮。据马悦然回忆,1988年,顾城被邀请到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演讲,“已搭上火车了,我问他,你要讲什麽呀?他说,我不知道。到了学校,时间顶紧,就进了礼堂,他突然说,这样吧,就讲中国诗里的时间感好了。”顾城演讲後,马悦然评价说,“这是一个极难讲的题目,一般人恐怕得苦思几个礼拜,才能搞出了讲稿。顾城却随手拈来,一说两个小时,浑然天成。”然後称赞顾城是“会走路的诗”。(台湾《光华》1990年3月号)

读者相信顾城是真的吗?顾城并不是从事文学理论的,而且熟悉他的人也知道,他不是那种出口成章、善於诗论的人,不准备就一口气讲两个小时?
顾城杀妻自缢後,他的朋友杨炼撰文回忆,顾城曾在几天之内杀了200多苹鸡。但随後去拜访的一位奥地利汉学家却认为他是不敢踩死一苹蚂蚁的小天使。杨炼问顾城“你把那些鸡脑袋藏到哪儿了?顾城说:‘那哪能让老外知道呀!’‘老外什麽时候能懂咱中国人呀!’”(《开放》94年2月号)

马悦然又什麽时候能懂他周围那些“流亡作家们”呢?这位有个纯中国名字的瑞典人,是中国人进入诺贝尔殿堂的敲门砖,是一道无法轻视、必须通过的唯一门槛。马悦然的妻子出生於中国,一位中国诗人就拜她为“乾妈”,马悦然自然就成了“乾爹”。

马悦然和某些其他汉学家之所以自信、自负到完全不把中国评论界和读者放在眼里的地步,并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某些流亡作家把汉学家捧到天上,因为,汉学家可以邀请他们到欧美参加文学讨论会、写作计划、或当住校作家。而参加这次写作计划又成为下次当住校作家的资格。不少人许多年也拿不出一篇像样的东西,却几年、十几年地当各种住校作家,在海外享受专业作家待遇。当然这种待遇并不是容易得的,由於他们拿不出作品,全靠当年在国内得到的作家诗人头衔(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像高行健这种伪的),所以必须费尽心思地游说西方文学界和汉学界。在文学界没有作品,加上外文不好,不太容易唬;而和汉学界则不仅语言上能沟通,还互相有可利用之处:“中国流亡作家”靠汉学家吹捧才能拿到资助,而汉学家又通过捧起中国作家抬高自己的专业地位。在中国人不断恭维他们的这种误导中,有的汉学家越来越相信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理解能力远超过中国人自己。

马悦然的自负,在中国人的谄媚这种特殊条件下简直越发不可收拾,最後终於创造奇迹。今後他就更有理由蔑视中国评论界了,你们谁也不重视和评论高行健的作品,可他想让高行健得奖,高就得了。当年赵高“指鹿为马”,知道那是鹿;今天马悦然“指鹿为马” 认定鹿就是马,你们中国人也得跟著我认你们的鹿就是马,还得让这只鹿给所有的马“开辟了道路”。没错,港台已经万众欢呼这“马”真是骏马。大陆如果沈默,也等於默认“那就是马吧”,反正中国有“马首是瞻”的说法。

如果中国作家中能出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话,毫无疑问,一定是李锐的。在我的采访和台湾媒体的报导中,马悦然不断偏执地提到李锐,对他偏爱倍至。如果在马悦然活著的时候,中国人还有幸得第三个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定是北岛的。谁也没有必要再去做任何其他猜测。所以,有雄心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们,现在去打听马悦然的地址,去敲他的门好像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偶然在这个世界上所起的作用真可能超过了其他任何因素,中国人真倒死酶了,盼望多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完全就像“泰坦尼克号”,首航就撞冰山,一头栽进大西洋,而且也是由於一系列偶然因素所致。

我曾反反复复琢磨那泰坦尼克号:如果观望员没有忘记带望远镜,早发现冰山就躲过去了;如果晚10秒发现冰山,泰坦尼克号迎面撞上冰山,只有部份船头破坏,储水箱不会有大问题,船不会沉;如果船上按人数配备了足够的救生艇,即使巨轮拦腰截断,也是有惊无险;如果不远处的加利福尼亚号不碰上那个该死的船长,即使这边救生艇不够,他们完全来得及赶到,全船人员仍会安然无恙┅┅这里面只要有一个因素不碰巧,就不会造成1503人死亡的大灾难——可这世界就是由巧合组成的!

这高行健获奖事件也同样,上述的六个偶然,缺了哪个,结果都不会是这样——如果诺贝尔奖委员会不刻意照顾中国人;如果瑞典文学院熟悉中国文学;如果唯一懂中文的院士是真专家;如果评委稍有文学常识;如果马悦然不自负得出奇;如果中国作家不“聪明”得超人┅┅当然一定还有我没意识到的偶然在里面。

诺贝尔文学奖首奖时,没有颁给真大师托尔斯泰,设立百年时,又给了伪作家高行健,从错误开始,以耻辱结束,绝了。

2001-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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