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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时机的诺贝尔文学奖

曹长青

和去年的诺贝尔奖给了中文作者,结果使几乎所有中国人(就别提全世界了!)都跌破眼镜的结果正好相反,今年的诺贝尔奖给了英语作家奈保尔(V. S. Naipaul),则在英文世界完全没有人吃惊,文学界早就清楚,这是迟早一定发生的事,因为奈保尔早在70年代就开始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一直被连续提名了近30年。目前活着的作家中,只有他和索尔.贝娄有两部作品被选入“20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难怪奈保尔被称为“活着的最伟大的英语作家之一。”

既然早就成名、早被提名、在1971年就得到了英国最高图书奖“布克奖”(The Booker Prize)、在以后的30年里更是得到了英国的全部主要图书奖和英美的主要终身文学成就奖的奈保尔,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得到诺贝尔奖呢?这显然与人们心知肚明的他的“政治不正确”的观点有关 。

这个来自前英国殖民地(50年代到牛津大学求学后一直留在英国)、棕色皮肤的印度后裔,不仅不是像西方主流舆论那样赞美第三世界多么美妙、前景多么乐观,而是在他的小说、游记和各种体裁的文章中向西方展示了前殖民地们独立之后军阀混战、独裁专制、贫困落后和原始野蛮的图画。

他曾在牛津大学的演讲中毫不掩饰对自己的出生地千里达(Trinidad,又译特利尼达,位于加勒比海的一个130万人口的岛国)和其它“原始野蛮”社会的蔑视,他说那些“野蛮人”只能让那些西方高等学府的研究人员感兴趣,因为他们可以“面对残酷的现状做充满同情心的研究”。

和西方左派那种要“尊重”第三世界的“不同价值观”、西方价值未必适合东方及第三世界的观点完全不同,奈保尔热烈地推崇西方文明,强调西方文明是“普世文明(universal civilization)”,它“适合于所有人(fits all men)”。

奈保尔对宗教也颇有微辞,他认为“宗教是人类的疾病,它阻止人们的想象、思考和创造新经验的欲望。”如此刻薄、大胆的批评令不少人咋舌,西方左派和极右派都不满。他尤其对伊斯兰教批评严厉,甚至说“没有比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更帝国主义的了。”

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成员之一威斯博格( Per Wastberg)在奈保尔获奖后对路透社记者表示:“如果你纵观奈保尔全部作品的调子,(你会发现)他对所有宗教都持非常批评的态度。”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霍格兰(Jim Hoagland)在前天的专栏中说,奈保尔曾经警告说,西方生活在虚假的安全中,没有对掩藏在伊斯兰外衣里的充满仇恨的极端份子的侵略性和进攻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奈保尔说那些极端份子们“把美国和英国的友善与开放当作英美的软弱,并利用。”911美国被攻击后,奈保尔对《华盛顿邮报》说,“希望美国最终不会因此而后退,这个世界太依靠美国了。”

霍格兰高度赞扬奈保尔敢于揭示第三世界野蛮落后的真实,因为“在漫长的时间里,非洲人、阿拉伯人、亚洲人、拉丁美洲人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人,都被西方和他们自己国家的知识分子庇护和美化了起来,他们太虚弱、太骄傲、太敏感、太怎么怎么……人们无法直率地告诉他们真实——他们文化的失败、他们领导人的盗窃国家、他们被复仇支撑起来的原教旨主义的危险……”

霍格兰说“奈保尔的本性,和他作为作家的责任就是去刺激、激怒别人。”
那么他的这次得奖大概也会起码激怒两种人:西方左派和穆斯林极端份子。

由于奈保尔那毫不掩饰的政治观点显然右倾,所以他自然不会在左派势力占压倒优势的瑞典文学院受宠。对于奈保尔屡被提名却一直落选,媒体早有议论,几年前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就曾报道,说诺贝尔奖委员会对奈保尔“是否能代表加勒比海的作家”持保留看法。

在1999年德国左派作家格拉斯得奖后,《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言论,指责瑞典文学院越来越走联合国式的平均主义,给奖不按文学成就高低,而是配额制、平均发放,照顾第三世界、少数族裔、女性;对于西方作家则尤其青睐“政治正确”的左倾作家。该文悲叹1976年获奖的索尔.贝娄是最后一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右派作家。

难怪这次《华尔街日报》为此特地发表题为“我们的康拉德” 的社论(由于奈保尔的作品多是写前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所以文学界经常把他和康拉德相比),为终于有一位不是左派的作家获奖而鼓掌。该社论甚至毫不客气地点名指出奈保尔的文学成就远高于近年得奖的莫里森(Toni Morrison),格拉斯(Gunter Grass)和戈蒂默(Nadine Gordimer)。当然《华尔街日报》点出的只是他们熟悉的西方作家,而没有指出同样是左派,文学成就远低于格拉斯的大江健三郎,更没有答理那个连左右都没分清、玩世不恭、犬儒主义“一条虫”的高行健,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搞不明白中国的马戏团高行健到底是怎么和诺贝尔文学奖发生关系的。

今年初我就高行健得奖一事采访瑞典文学院士马悦然时,曾追问他为什么奈保尔没有得奖?虽然许多年他一直都在最后只剩下五、六个候选人的短名单上。马悦然表示,“世界上好的作家有几百个,奈保尔是一个。”在把奈保尔列到几百之一的同时,马悦然又强调“文学价值是唯一的标准”,去年把奖给高行健是根据文学成就,言“内”之意就是奈保尔的文学成就不如高行健。

且不说奈保尔的作品早已赢得英语文学界公认(得到了英国的全部主要图书奖和英美的主要终身文学成就奖,多部作品被列为当代经典英文作品);而高行健的作品至今,在得到文学最高奖一年多之后,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他的私人好友用文字表示了他们和高行健同样水准以外,在中文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好评。即使马悦然仅读过奈保尔在牛津读书期间写给他父亲的信,他就应该明白,奈保尔在未满18岁的时候对人生、社会、文学的认识,就已远远、远远超过高行健60岁时对上述一切的认识。天哪,幸亏世界已经忘记了高行健,否则他会给中国人招来多少蔑视的眼光!

我之所以又提到高行健,不是有意和他过不去,而是因为这世界上的事情太巧合,奈保尔在对人生、文学、政治、社会等等方面都正好是高行健的反面,太值得比较一下了。

高行健的写作是“随意,避免费脑子思索。”奈保尔则说他的写作“非常艰苦”;

高行健津津乐道地在仅有的两本所谓的小说里把不可登大雅之堂的生理词汇用到极尽所能,并对媒体表示他就是要写性。而奈保尔则表示,“我痛恨读描写性的东西,不喜欢写关于性……绝对不用四个字母的词(four letter word,指脏话),描写关于亲密场面时用到顶的词是裸体(nude)。”

高行健对社会的残酷现状平静地“冷眼观察”,而奈保尔则“反应过于强烈”。

高行健愤怒声讨政治文学,重复了一万遍他不谈政治,和政治没关系。奈保尔则不仅几乎所有作品中都有大量对社会的看法,对独裁专制、落后文化、野蛮社会的批评。他更完全不忌讳对媒体谈政治,而且明确表示就是要通过写作寻求人间的正义。他说“写关于邪恶的事情,就是要在写的过程中追求正义。给人们一个确认,正义是可以追求到的,邪恶是不会被忘记的。”

从文学成就本身,他们的对比则更简单,不是优劣之分,而是一个假的(中国马戏耍得很成功,可惜连绝大多数洋人也明白那只是马戏而已),一个是真的。

如果瑞典文学院今年再给一个次劣的作家,或许会淡化去年的颁奖给中国和世界文学界带来的耻辱,但今年给了货真价实的奈保尔,则更凸显出去年的荒唐。尽管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总想利用瑞典最后一点可以向世界炫耀的权力,做些出格的决定,让世界吃惊一下,但还没有胆量把文学奖的荣誉给败坏贻尽。

或许是由于去年的荒唐遭到太多非议,今年则遵循传统,选了文学界早已料到的奈保尔。也或许是由于911伊斯兰恐怖份子炸毁了纽约世贸大厦,瑞典文学院忽然醒悟奈保尔对宗教极端份子的抨击是正确的。但他们对奈保尔的评价却硬是往左倾政治上拉,或者是对这位作家误读。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说要表彰奈保尔“对那些别人已经忘记了的被压迫者的历史的记忆”。该说法遭到《华尔街日报》毫不客气的抨击。因为“被忘记的历史”明显是指今天已经不再发生的事情,而奈保尔的作品在批评殖民历史的同时,更强烈地抨击今天正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屠杀、腐败和独裁制度所造成的贫穷落后,以及帮助了这种现状生存的西方幻想主义者们。

如果瑞典文学院刻意误读则是可恶;如果他们真正误读,那人们总算揭开了他们为什么去年会选出高行健这个谜。

但上帝原谅他们,在全世界正开始一场和恐怖份子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战争的今天,把诺贝尔文学奖给了奈保尔则不能不说是一个恰到好处、最佳时机的选择。

2001年10月16日于纽约(载多维网)

2001-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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