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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子平∶告密者

作者∶介子平(中国)

有些事,新闻里没有。章诒和《北京文化界的告密者们》发表后,反响极大,“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之后,英若诚在自传《水流云在》中披露,他曾为国家安全部门工作,专门监视与之交往的外国友人。邵燕祥在《故国人民有所思》序言中透露,告密在1953年便已成为惯例。有关档案,至今未解禁,不知其中尚有多少惊愕之密。

一只冷眼之鸟,伫立枝头,远远盯梢著你,瘆人乎?然身边人中,不知谁是这样的鸟,笑眯眯地与你无话不谈,转而将你的一举一动和盘托出,汇报上峰,虽说看不到面容,但人人知道暗处有这麽一只鸟,瘆人乎?聂绀弩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很苦”。除了苦,或还有赍恨,更多的是恐惧,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

日光之下无新事,类似之事,东德也有,加顿艾什的《档案∶一部个人史》(广西师大出版社2015年9月版)便披露了许多细节。当年东德国安部有正式雇员97000人,非在职线民173000人,平均每50名成年国民中,便有一位直接或间接为之服务。除电话监听、窃听器安装等等的技术控制外,更为便捷有效方式是安插线人,东德百姓便生活在这样一个随处冷眼鸟的空间。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东德垮台之际,柏林市民冲进国安部大楼,里头一群手忙脚乱的特工,正赶著销毁最为机密的材料,如此,大部分档案得以保留。之后,百万人提出申请,想看看局里有无自己的档案,而近50万人看到了相关材料。同时也揭秘了告密者身份,其间有自己的同事同学、亲戚朋友、左邻右舍,甚至伴侣情人、父子兄妹。

肮脏他娘哭肮脏——肮脏死了。面对加顿艾什二十年后的质问,一名化名“米夏拉”的告密者坦承当时的恐惧∶“在内心,每个人都吓得半死。因此,大家都会想方设法接触体制对自己的怀疑,表现出合作的态度,喋喋不休,将所有无害的细节都说了出来。”治民无别术,饥饱俾寒温,告密者自身有秘密掌握在组织手里,参与告密营生,可立gong赎罪。大局纷扰,保家安身最为重要,大时代裹挟下的小人物,可怜又无奈,只能如丧家犬般,仅仅为了活著,任何皆可抛弃。一旦陷入,提供一条信息,便会提供若干条。开始或被威逼,之后渐成自愿,开始或有负罪感,之后会习以为常,自然而然,甚至望著国旗,顶风落泪,生出不可名状的神圣感、光荣感来,“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告密者身后,还有另外的告密者,想从此金盆洗手不染指,已不大可能逃出圈套。

卡蒂•马顿的《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年1月版)记述的也是自家故事。1950年代初,卡蒂的父母分别是两家美国通讯社驻布达佩斯的记者,而对马顿夫妇一举一动的告密者,有同事,还有保姆、理发店服务员、牙科医生、周边邻居、狱友,甚至有一名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外交人员。

然善无近福,恶有近祸,时过境迁后,被国安局立档者,成为社会的良心,人性的闪耀,而告密者身上的耻辱,可想而知,或失去职业,或被迫迁居,或隐姓埋名,或离婚自杀。告密对这些国家卷入其间的百姓而言,是个体苦难,亦群体苦难。杜月笙乃江湖智者,仅“蒋介石拿我当夜壶,不用的时候,就塞到床底下”一句,便揭示了一种现像、一个规律。

如果无能为力,便顺其自然,大潮袭来时,选择站在理性一边,文明一边。一把心肠论浊清,当年郭沫若未守住文人不歌颂的阵地,却守住了作人不迫害的底线,如此,已不易。汪曾祺说自己“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言外之意,周遭许多人做了施害者的帮凶,而不助纣为虐,不落井下石,只是作人基本良知而已。

纵有持久的道德摧残,良知者不会沉默,管子曰∶“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赏罚不信,五年而破;上卖官爵,七年而亡;背人伦而禽兽行,十年而灭。”果然,未几,对外怀柔、对内残忍的苏联及东欧国家,在自国百姓的欢呼声中,呼啦啦各自坍毁。

档案乃权力统治工具,掌控档案,即掌控人事。“文革”期间,政治化对学生也不放过,初中阶段便已建立类似档案,凡遇政审,必以此为依据,其中最要命的是家庭出生一项,可一票否决之,被此深深刺痛的遇罗克遂不再恭敬顺从,写下了《出身论》,并为此丧命。我念书时,便疑惑过类似“打架检查”“旷课检查”是否也会归入其中。幼时,排房里谁家留宿亲戚,定会有上门查户口者夜半敲门,此即告密者所为,我母亲知道他们是谁,称之为“积极分子”。现在这部分人还在,叫“朝阳群众”。

2016-03-07

——原载网络,读者推荐

2016-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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