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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子平∶中国是世界上国耻最多的国家

作者∶介子平(中国)

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因《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获名,然随著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深入,其困惑越来越深,最后竟以自杀结束生命。

自杀前她与身边亲友说∶“在访问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发现不仅仅是日本人的问题,还有中国人的奴性,中国人有一种极其恶歹的心理,在世界民族中也罕见!从来没有一种人,因为不同的主子,可以作践自己的同类,到了极其残忍的地步,我原本想拿大刀砍向鬼子,可是发现需要砍的,还有自己的同胞。”何以要砍向自己的同胞,自己同胞的所作所为当砍。

扬州十日时,江南居民只要遇见一个满洲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年,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便战战兢兢,无一敢动。此清兵便押著这些人青壮年赴屠场,其间无一人反抗,一人敢跑。至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南京大屠杀时,如此情形再度上演。日本人抓住国军后,进行甄别,在押的上万人中潜有换了兵装的师长团长。日本人喝道∶“谁是当官的?站出来!”顿时众手齐指那些师长团长们。但结局却无异,指人者与被指者统统一死。有人说南人文弱,故由著清兵造次,其实北人也扯淡,抗战时的山西农村,经常是一个鬼子撵著全村人团团转,让跪下就跪下,说趴下就趴下。

梁实秋《排队》一文中道∶抗战以前,人们在车站购票不排队。但日本人占领北平前门火车站后,秩序从此改良许多。何以然?因为有个日本兵拿著鞭子,来回巡视,看有插队者,上去就是狠狠一鞭,那人便一声不响排在了队尾。为此,梁先生悲然诘问∶“难道中国人真需要那一条鞭子才行麽?”有人不解何以每至夷狄更姓,自发或被迫的汉奸便多如牛毛,正如失望是绝望的前提,奴性实则汉奸的基础,奴性越深,汉奸越多。

读史的周作人说过一话,意味深长∶“积多年的思索经验,从学理说来人的前途显有光明,而从史事看来中国的前途还是黑暗未了。”读史令人心碎,少年读史,义愤填膺,成年读史,便有周作人话里的滋味了。

崇祯挽残局,无奈六下罪己诏,“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此话甚是,问题在下层,根源在上面,“朕为民父母,民为朕赤子”,既如此,子不教,父之过矣。其实也不在一君一朝,在制度。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混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中国任何一次革命都没能使这个历史改变。”鸦片战争前夕,中国GDP世界第一,却不堪一击。何以然?费正清认为,制度落后和官场腐败是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从康熙、雍正到乾隆,他们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中国的官僚体制变成了一个合法的、有组织的贪污集体。”后来有人将国人状况描述为一盘散沙,以为有了铁腕领袖,有了铁幕制度,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焕然一新,果真如此?

作家北村恨铁不成钢而愤愤然∶“日本人曾经在中国无恶不作,但真比某些中国人更坏吗?他们在食品上互相投毒了吗?为泄愤去幼儿园杀幼儿了吗?把化学污染物压进地下水了吗?饿死过上千万本国人民吗?出卖过国土吗?为援助外国人牺牲过本国人吗?官员轮奸过本国幼女麽?迫害过为国家而战而被俘的人吗?毒死人的企业官员不谢罪反升官了吗?”

国民性不堪至此,定是文化出了问题,制度出了问题。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鲁迅致力于国民性批判,不可谓不痛。然大几十年过去了,现状可否改观?多数人持悲观态度。作家刘震云接著道∶“中国的国民性自鲁迅时代以来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阿Q精神在今天仍然适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源于他对周边环境的恐惧感,而今天我们身边这种恐惧感仍未减少。不仅没有减少,相反,中国人现在除了恐惧,还缺乏对未来的远见,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国民性问题。”民族主义极易煽动,你可以借势利用之抵制日货,甚至可以砸毁日系车辆,然谁有能力改变这个民族的劣根性。

鲁迅说“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历史上,除夷狄对华夏的荼毒,多数时候是自己人戕害自己人,自己人屠戮自己人,其残忍程度绝不亚于外人,只是家丑不可外扬,史料中难免遮遮掩掩。

耶鲁大学华人经济学家陈志武曾言∶“中国的钱美国可以用,非洲可以用,朝鲜可以用,政府可以用,官员可以用,富二代可以用,二奶可以用,唯独老百姓不能用。”对外要脸不要钱,对内要钱不要脸。时代真的仁慈了,大规模的肉体灭绝停止了,却将精力与用心全然转到了经济上的巧取豪夺、蚕食鲸吞。

鲁迅还说∶“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麽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所以出现“为人莫当官,当官皆一般。换了你我去,恐比他还贪”,也就不足为奇了。英国人赫德管理的中国海关,竟是晚清最为廉洁高效的部门。这已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终要归结到制度的设计。

1921年12月5日,张作霖在一次采访中道∶“中国之坏,就是坏在官吏,办公事的人,只贪图私利。拿京奉铁路说,内中的弊病太多,说起来把人气死。外国人说中国穷,其实中国何尝穷,只不过钱都饱入官吏私囊了。中国财政,只要有个好人整理,官吏都奉公守法,那一点外债算个什麽。”此话由一位土匪出身者说出,意味深长,较之匪,官之祸尤重。

民国十三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喟叹∶“现在中国人的心理,对于本国银行都不信用,对于外国银行便非常信用。”在广东,“一般人民都情愿藏收外国纸币,不情愿收藏中国现银。”认为这是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先生将国人之智严重低估了。官员是体制的代言人,民众与官员的矛盾,说白了是与体制的对立。

以前大多数人歌颂的制度优越性,原来优越的只在少数人,现在著意强调的是特殊性,特殊的还是那个超越宪法、超越公正的利益阶层。既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何民间有多少善意,上层就有多少邪恶,民间有多少期待,官方就制造多少绝望了。“因为他们邪恶,我们才要正直;因为他们残忍,我们才要善良;因为他们阴险,我们才要光明;因为他们无耻,我们才要高尚。”

甘地是个理想主义者,试图以人格力量改变国民性,但毕竟不切实际,最终要以制度为之。李光耀对邓小平讲过∶“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后裔,祖先都不识字,很贫穷,而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因此没什麽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的,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他又补充道∶“新加坡成gong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麽儒家文化。”

戈尔巴乔夫似乎也知之,为此不惜壮士断腕,明志断指,“我们要成为现代文明整体的一部分,同人类的普遍价值和谐共处”。上层说“改革不会走苏联老路”,窃以为,仅为改变不堪的国民性,苏联老路非走不可。

——原载网络,读者推荐。

2016-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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