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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尔:孤军作战,写出真实

曹长青

人类自有文学以来,绝大多数作品都是用文学追求人类的正义、正向价值。在人类文学最辉煌的18、19世纪,虽然文学作品大多都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描写上流社会的生活(无产阶级不识字,当然谈不上文学),但对人性的追求仍是文学作品的绝对主旋律。到了19世纪中後期,出现了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等描写下层人民的作品。但这些作品抨击的都是作家自己生存的那个社会的不平现象,所以基本不存在种族差异、文化冲突等问题。

20世纪前期,除了普鲁斯特、乔伊斯等一批阳春白雪作家以外,出现了康拉德、福斯特等描写殖民地生活的西方作家。到二战以後,随著前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出现了第三世界的作家,多是描写种族压迫、歧视等。同时西方也出现关注前殖民地生存状况,以及西方的黑人等少数族裔生活的作家。

●西方的左派和右派互不相让

由於世界的政治和文化格局越来越明显地把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划分了开来,作家、知识份子也明显地大致分成了两大派:

一派强调第三世界落後的主要原因是由於西方列强历史上的侵略、殖民,和现在的军事、文化霸权等。这派要求尊重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对於独裁政权虽然也持批评态度,但不强硬,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强调其存在的理由。

在西方这种文明社会背景下,这种站在所谓受苦受难的第三世界一边的被称为“政治正确”派,或左派(这里且不谈民主国家内部的政治)。西方这种左翼观点和第三世界政府、知识份子的主流观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强调西方文明不适合东方、强调第三世界被欺压,西方霸权,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受歧视等。

由於这种观点在西方占有很大的市场,所以莫里森(Toni Morrison)和戈蒂默(Nadine Gordimer)这一黑一白两个完全站在黑人立场谴责白人种族歧视的“政治绝对正确”的女性作家,早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她们作品的质量相当受非议。

西方的另一派观点是:导致第三世界落後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他们的独裁政府、他们辅佐政府的知识份子、他们落後的文化。这一派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目前最先进的文明,它适合於全人类。这派对东方文化特殊论完全不买账。这种观点在西方被称为“政治不正确”派,也就是右派。所以,简单笼统的区分就是:亲西方的,属於右翼;反西方、或主要批评、指责西方的是左翼。

由於西方媒体和高等院校自六、七十年代以来一直是左派占主导地位,加上左派占据“替弱者、被压迫者说话”、 “尊重第三世界国家文化”这些道德高位,所以左派的声音一直是压倒右派的。而右派强调西方文化先进,就等於说文化是有高低的;这种明显“政治不正确”的观点说出口就很难,赢得公开的掌声更难,在第三世界国家知识份子中就更被斥责包围。

●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奈保尔成名

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V. S. Naipaul)恰恰就是一个迎著“政治正确”的左派大潮而孤军奋战的典型右翼作家。在他出版的20多本小说、非小说作品中,在演讲、媒体采访中,他从不放弃机会表达对西方文明的热烈推崇;对东方、第三世界文化的蔑视和强烈抨击。令西方左派伤脑筋、更令第三世界愤怒的是,奈保尔是个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有色人种。

奈保尔1932年出生於加勒比海的小岛千里达(Trinidad,又译特利尼达),这个英国殖民地於1962年独立,目前人口约130丌,主要语言是英语。奈保尔虽然是印度後裔,但他的家族从其祖父起就远 印度到千里达谋生,直到奈保尔30岁时才第一次到印度。

奈保尔自幼接受的是英语教育,他父亲是个记者,酷爱文学。受父亲影响奈保尔很小就立志当作家。未满18岁时,奈保尔得到牛津大学的奖学金 开千里达(并表示永不回去)到英国留学。25岁的时候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四年後出版了後来被选入“20世纪百部最佳英文小说”的《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 Biswas),该书以他父亲为原型,描写一个充满雄心,却被生活磨难吞噬了的人生。“在一个生命的废墟上,父亲的梦想在我的身上继续著”,奈保尔後来写道。

1971年,奈保尔以《在一个自由的国家》(In A Free State)得到英国最高图书奖布克奖。1979年奈保尔出版了第二本被选入“20世纪最佳英文小说”的经典作品《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在这两部作品里(前一部由五个中短篇小说组成)奈保尔都主要描写了个人在面对外来文化时的困惑、非洲从英国独立之後的失控、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不相容性。

●不替母国印度护丑

在英国居住了12年以後,奈保尔第一次去了祖先的家乡印度,但那趟返乡使他自幼对印度的梦想破灭。印度的贫穷、落後和野蛮令他沮丧万分,回到伦敦後三个月陷入无法写作的失语状,然後他写出了关於印度的第一本书:《黑暗地带》(An Area of Darkness)。在随後的20多年里,他又几度回印度,写出另外两本关於印度的书:《印度:受伤的文明》(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和《印度:数不清的反叛》(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 ,构成关於印度的纪实三部曲。

这三部曲描述了印度从英国独立之後走向民主道路的艰难。前两部写印度人对独立後的美妙前景曾充满幻想,但独立时的振奋、荣耀和欢庆迅速被贫穷、等级隔离、宗教冲突等代替,印度不仅成为一团乱糟,也成了屠宰场,由於部落种族争斗,50万人丧生,没有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最後一部里的印度仍是问题严重,但毕竟开始有希望。

民族主义情绪非常严重的印度知识界自然强烈抨击这三部曲。但奈保尔根本不在乎,他曾表示“我不是给印度人写作,他们是不读书的。我的书只是在自由的、文明的西方国家有市场,而在原始的社会里是没有市场的。”在得到诺贝尔奖的第二天,他在伦敦的一个文学会议上表示,40年前印度人还没有智慧到能看懂他的书,但现在已经进步到有人看了。

●“没有比阿拉伯文化更帝国主义的了”

奈保尔最引起西方争议、更惹怒穆斯林世界的是他两次去印尼、伊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这四个非阿拉伯的穆斯林国家後所写的两部游记:1981年的《在信仰者中间》(Among the Believers)和1998年的《信仰的尽头》(Beyond Belief)。

奈保尔尝试去理解为什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那些地区发展那麽迅猛。他发现在过去这几十年来变成伊斯兰信徒的人都有被殖民的历史,所以伊斯兰教被他们的领导人用作对抗西方文化、西方价值的武器。他分析了伊斯兰教在刺激、煽动前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他认为伊斯兰教不仅是在进行一场和西方的战争,同时也和当地人民的传统精神发生战争。他说法国人在五百年的罗马统治後仍然可以找回自己的历史,自己祖先的传统。但是伊斯兰教则使信仰者抹去祖先的历史、忘记传统,最後脑中只留下阿拉伯文化,使他们除了伊斯兰教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回归的传统。他甚至说“没有比阿拉伯文化更帝国主义的了”。

在《信仰的尽头》里,奈保尔还写了穆斯林人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同时,其实无法回避和解决周围现实生活与宗教冲突的问题。这部书名暗指穆斯林人在走向原教旨主义的同时,正离开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他还强烈抨击印尼的知识份子,说他们虽然在科技现代化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但同时更是苏哈托独裁政府的帮凶。

除了他的作品以外,奈保尔更在他的许多演讲、接受采访中激愤地谴责那些享受著西方的一切自由却赞美第三世界独裁国家的西方极左份子们。他从来都观点鲜明,绝不站在中间灰色地带,所以同意他主张的人极为欣赏,反对他的人则恨之入骨。

对那些“饱汉不知饿汉饥”的赞美第三世界的声音,奈保尔说∶“你无法听下去那些关於人间不平的甜蜜歌声,除非你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能享受到正义;你不可能歌唱世界的末日,除非你感觉到是安全地呆在一个将一直存在下去的世界。”

对於西方那些赞美“原始森林”(指原始野蛮的社会)的人,他表示自己没有西方人那种“温柔的情感”,因为他们只是周末到“森林”里去野餐一顿。奈保尔在这里表达的很像狄更斯在《荒凉山庄》中所说那种“去旅游是个美妙之地,去居住则是地狱。”

轻松愉快的西方人到非洲遛达一趟,见到和欣赏的是微风吹拂下的棕榈树和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美妙沙滩(就像西方人到北京上海见到的是高楼大厦、霓红灯闪烁,好一派现代化的美景);但奈保尔见到的却是无法无天的相互残杀、独裁政权的野蛮统治、社会的贫穷落後。

●“第三世界几乎没有知识份子”

他的作品用清晰透明的语言(奈保尔追求的风格)不仅描述了非洲、印度、中东和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在困境中挣扎的悲惨现状,更明确而尖刻地指出:虽然西方对非洲、拉丁美洲等的殖民统治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文化震荡,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但绝不成为今天第三世界国家落後、野蛮的理由。在殖民统治结束後,那些国家的情形更黑暗。而造成这种黑暗的原因完全在第三世界国家自己:军阀混战的独裁统治;迎合支持独裁者的文化人;缺乏人性的文化;被原始、野蛮包围的大众。他尤其愤怒地指出,第三世界的文化人们从来都把他们自己国家的失败归罪於别人,归罪於西方,而这正是他们的统治者所期望的。所以奈保尔认为第三世界几乎没有知识份子。

不少天真可爱的西方人感叹∶“他写的多厶好呵,可是他为什厶不写写西方白人的缺点呢?”也有人讽刺“因为他是棕色皮肤的,所以他就有了骂有色人种的执照了。”那个以攻击西方文明、维护阿拉伯文化而著名的赛义德(Edward W. Said)则谩骂奈保尔是“白种人的黑鬼”(a white man's nigger)。可那个和巴勒斯坦的小痞子们一起向以色列哨所扔石头的赛义德自己却绝对不回到阿拉伯世界去居住,死活呆在给他所有言论自由的美国。

在当今世界有影响的作家中,奈保尔是少见的具有丰富的世界知识、对全球政治、文化冲突有宏观把握的作家。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左倾“政治正确”势力主导西方媒体和知识界的这几十年里,在作品遭到左派谩骂而损失读者的情况下,奈保尔孤独地坚持从另一个角度为改变第三世界的现状而呼吁。

奈保尔的这次获奖无论对西方和东方的知识份子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虽然西方右派许多年来已经不在乎、甚至蔑视诺贝尔文学奖了,但左派和第三世界是非常重视的。把它给了奈保尔,就是肯定、奖励了敢说出第三世界真实的勇气,它无法不对那些被动听的词汇、美丽的幻想封闭住的头脑们构成冲击。

(载《开放》2001年11月号)

200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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