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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伞革命中别做政府的说客

曹长青




香港雨伞运动已进行两个多月,对于港人要求“真普选”的呼声,港府和其背后的北京政府完全不予理会。这期间,无数港人发出支持雨伞运动的声音,因为他们争的是全体七百万香港人民的基本权利。

但是,在这个大是大非清晰无比的事件上,无论在香港,还是在海外民运圈,都有人从各种角度,呼吁学生撤出,结束这场运动。且不谈这种呼吁的动机和目的如何,在客观事实上,它跟共产党的《环球时报》的调子、结果同样,就是要学生们退场、要香港人民争“真普选”的民主运动罢休。

明摆著,只要学生退出,只要雨伞革命停止,就是北京和其傀儡港府的胜利——在他们毫无任何让步的情况下,占中运动就停止了,一切恢复原样!

有人强调退场是策略,将来运动还可以再起来。这如果不是“有意”配合北京,就是对自发运动的性质无知。

任何一场运动,都需要契机。尤其一场突发性的运动或革命,参与者多都是自发的,是由理念和情绪为主导的,而不是像军队那样,有上下严明的领导和指挥系统。所以,在撤出或退场之后,它绝不可能像军队那样,在某些人有意图的时候,再统一调度、率军而战。所以,历史上任何一场自发性的人民运动,那些真正关注运动的结果和成效者,都会珍惜这种人民情绪突然爆发而燃起的能量、普通民众积极参与的机会,而发出强力支持的声音。因为只要坚持,就是继续传递人民的不满、人民要反抗、人民要变革的声音。每坚持一天,就是反抗者的胜利,就是被奴役者的权利意志的展示,就是自由力量的扩大。

那些不是高喊港府(北京)要妥协、要让步、要顺应民意,而是高喊要学生市民撤离、退场的声音,让人不期然想到25年前的天安门运动,那个时候,也是有一些中国文化人,既不是清晰明确地站在专制政权的对立面,也不是单纯地为学生和市民的努力鼓与呼,而是千方百计去劝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要在政府和学生之间做“协调人”,要尽快结束八九民运。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喊出中国还有“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的原社科院政治所长严家祺曾指出,知识分子应该去劝政府,而不是来劝学生。而后来被披露的事实表明,主要的“协调人”都是政府委派的(中国维权律师张思之因办案而见到了当年的档案,他在新书证实这点),所以他们怎麽可能去劝政府?

今天,面对香港学生的勇敢行为(他们正在绝食呵!),无论是香港的知识分子,还是海外的所谓民运人士,应不应该从当年的天安门事件中吸取一点教训,是去劝政府,还是继续来“劝”学生?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角色混乱,不清楚应该劝哪一边,就是笨蛋。如果清楚了,就是要替政府“做工作”,那就是坏蛋。

面对强大的中共政权,加上一拨又一拨大大小小的所谓名人或文人墨客,都在劝学生撤退、结束,黄之锋等几名坚定的学生领导者,不仅没有后退,没有妥协,没有听那些迂腐(甚至背后带有当年天安门运动时那种政府使命)的各类人物们的劝退,而是依然采取绝食行动。在香港已经开始寒冷的此刻,他们已在街头帐篷中绝食了60多个小时,他们在用自己尚未成年的生命,唤醒香港人民的良知!

在黄之锋等几个弱小的年轻人背负起香港的前途和命运的时刻,相当一批成年的中国人,不是毫无余地地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怒斥港府(北京)的无人道,而是用教师爷口气指导甚者指责,这已经不是让人感到遗憾,而是令人愤怒!

二十多年的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绝食”触动了民众的情感良知,呼唤出的是全民对政府的愤怒情绪。而今天香港学生的绝食,却从一开始就受到所谓社会名流们,还有政治作秀者们(他们的秀做完了,所以要退场)的反对,甚至攻击等等,导致香港目前很多人无所适从的局面。这是文人墨客舆论唱衰雨伞革命的罪过!

但黄之锋等学生的坚持,不管结局如何,都给中国人争取民主的事业,留下一个令人感动的纪录,他们是那样年轻,那样纯真,那样义无反顾,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来为整个香港争取真自由!在这些纯真的孩子面前,那些怯懦的、老成的、世故的、算计的,甚至被北京收买、替政府做说客者的,都必定成为历史上那尴尬不堪、甚至令人不齿的一页。

2014年12月4日于美国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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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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