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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东∶点评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作者∶刘晓东(三妹)

对于那些陷于中共监狱的政治犯被逼迫而违心“悔罪”的无奈之举,人们多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待之。然而,对于刘晓波为自己写悔罪书和为自己在中共电视上以片面的“真话”误导观众所找的“堂而皇之”的理由却令人难以“认同”。

刘晓波在他的《独白》第一章中列的“理由之一”让人感到他并不是在忏悔自己的说谎,而是在大义凛然地谴责全体中国人说谎。

他所举的“理由之三”使人自然而然地去联想到他在2009年12月23日在北京法庭审判中的陈词《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也使人自然而然地去质疑这个陈词会不会又是刘晓波在重演二十年前的故伎∶拿民主当招牌,把说谎当成一项高尚的事业。否则他在《我没有敌人》中为什麽睁著眼睛说瞎话、还矛盾百出?

他既说中共对他的治罪是以言治罪,又称赞中共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是“标志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还称赞监狱的“柔性化的管理”,“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让人感到温暖”。

他的“理由之五”更是翻云覆雨地为自己“六四”后在电视上为中共掩盖罪责所说的那套“真话”辩护,他坚持,那些流亡海外的“六四”参与者是为了树立自己的英雄形像而有意歪曲事实、撒谎,而我刘晓波是在讲真话,“只有天性完整的孩子才一针见血地道破事实”。他这哪里是在忏悔,分明是在打著忏悔的牌子为自己开脱和抬高自己的“英雄形像”∶他是多麽大义凛然地站出来保护“说真话”的侯德健,与侯德健站在真理一边共同承担那些盲目相信谎言的世人的指责。

刘晓波就是这样冠冕堂皇地、似是而非地说片面的“真话”、以偏概全地误导众人,而且做得非常成gong。同样,中共也做得非常成gong,它把刘晓波的悔罪书作为大学生的洗脑教材在各大学集体宣讲学习。刘晓波这份“才华横溢、不同凡响”的悔罪书对那些崇拜刘老师的年轻大学生而言,其教育作用远远胜过中共的教科书。

这段节选选自刘晓波写的《独白》的第一章《我的悔罪和谎言》的第二节“内心的挣扎”。刘晓波这部《独白》一共由三章组成,只有第一章(由四小节组成)是所谓的忏悔。后两章都是写的天安门广场运动∶第二章题目是《我参加八九抗议运动》,第三章的题目是《绝食在纪念碑》。这后两章对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描写是“灰色的”,当然都是他所看到的“真实”∶学生占领广场期间脏乱不堪,学生的情绪幼稚而过激,广场充斥著各种“谎言”,学生领袖不懂民主、为争权夺利而争吵不休 ┅┅。由于刘宾雁、王若望、郑义等人已撰文批驳了他这两章对天安门学生运动的偏颇的描述,所以,为了避免重复,此处只节选第一章。

刘晓波在《独白》发表后,又写了一篇文章《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诋毁天安门学生运动“达到新的烈度”(郑义语),因而引发了中国三位著名作家郑义、王若望、刘宾雁的激烈反驳。

二十年来,“精于计算,善于及时调整”(郑义语)的刘晓波利用人们趋于健忘的人性特点,又把自己调整成 了“英雄”。所以,这里我们需要重读刘晓波的《独白》,读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麽当初郑义、王若望、刘宾雁如此愤怒∶

刘宾雁斥问刘晓波∶“为自己有背于道德的行为而作的忏悔,居然可以是谎言,可以用来欺世盗名,对道德再来一次践踏!一个人的堕落,真的是没有止境的吗?!”

王若望斥责刘晓波“至今还在指望它(中共)开花结果,使‘执政党走向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你岂不成了给王震、邓小平发gong的特技气gong师了? ”

郑义说刘晓波是“以投机为荣的孤独天才”,“一举手一投足都在惦量名利得失,久而久之,麻木了,再以己度人,把天下人都抹黑。”“成名欲的疯狗撵得刘晓波满世界乱跑。”

郑义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常常又同情那些被成名欲的疯狗撵得慌不择路的人们。他们没有定见,丧失人格,比如刘晓波,前天藐视民众,昨天引导民众,今天出卖民众。”

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刘晓波还是刘晓波,他还在“惦量名利得失”去沽名钓誉欺世盗名,还在做中共的“特技气gong师”,还在为中共的人权讲话,还在“指望它(中共)开花结果”。

读过下面刘晓波的《独白》后,读者是不是会产生疑问∶这样一个污点重重又不择手段地以说谎来为自己污点极尽掩盖的人,有什麽资格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这样一个翻口为云,覆口为雨、以谎言肯定中国恶劣人权和监狱现状的人被如此炒作去欺世盗名,是不是给我们中国人丢脸?

下面请看刘晓波的《内心挣扎》∶

一、我的悔罪和谎言

(二)内心挣扎

┅┅从1989年7月份起,提审人员就要求我写悔罪书,我始终没答应。一直到1990年11月我才答应写。如果按照中国人的标准,我说服自己写《悔罪书》的理由太充分了,简直就是理直气壮,不应受到任何非难。

理由之一∶当代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已经养成了人们说谎的恶习。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可怕的默契“只要是迫于政治压力而说谎,就能几乎得到所有中国人的原谅、同情甚至认同。人们懂得,所谓的检讨、反省、悔罪只是表面文章,做做样子,而在骨子里、在内心深处则绝对不变。1991年上旬,全国各单位搞人人过关式的“社会主义问题问答”,在心底里、私下交谈中,没人愿意写,甚至那些具体负责此事的头头们也知道这是官样文章。但是,也是在心底里,所有人都以这只不过是走走形式、应付交差为借口而填写答卷。同样,我在秦城监狱时所受到的政治压力要比其他人大得多,所以走走悔罪的形式没什麽大不了的,完全正当。这也许应了孔夫子的那句话∶“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中国人屈从于专制暴虐的习惯性说谎。甚至到了如此地步∶如果谁不走这个形式、不作这种官样文章,谁就是混沌未开、不谙时事,整个儿一个傻瓜,挨整活该,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同,更不要说公开伸张正义了。

理由之二∶(注∶对官方说谎我也说谎的忏悔,全部略)

理由之三∶我是民主斗士、中国的精英分子,肩负著民族的重任、人民的期望,我的思想、我的形像、我的声音、我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将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如果我的声音沉寂在狱中,岂不是对中华民族不负责任?岂不是国家的一大损失吗?如此宝贵的财富怎麽能轻易地放弃而不惜之如生命、如自由呢?决不能!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计,为中华民族的前途想,我一定要好好活著、精心地保护自己、用一切手段争取自由。而我一旦自由了,就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完成未竟的事业。就这样,当我把自己的谎言与民族、国家的前途联系起来,似乎真的感到自己的生死存亡有著极为重大的意义,真的感到自己完全有资格、有理由、气壮如牛地说谎。因为我不是为自己的蝇头小利而说谎,而是为社稷江山、为千秋万代而说谎。

于是,振人心魄的奇迹出现了——谎言的卑鄙、下流、在这种自我辩护中销声匿迹了,说谎非但不可耻,反而变成了一项高尚的事业、伟大的情操。

此时我又想起了司马迁笔下的韩信——这位叱早毓 疡局N,不也曾经忍受过胯下之辱吗?古来成大事者无不能屈能伸、无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何况我所追求的事业那麽辉煌。

就连有些对“六四”抱同情态度的警察都苦口婆心地劝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大丈夫能进能退”。

无论如何,只要能跨出秦城监狱的铁门,我又是我,生活又属于我,世界又属于我。1986年年底,我在北京各大学的演讲中曾反复引用过一位美国哲学家关于爱国主义的评论∶“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一个避难所”。而现在对于我来说,民主是谎言的最佳避难所,树起“争取民主”的招牌,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心安理得地当懦夫。

在当代中国,一个里外通明的真实懦夫难以被公众接受,但是扛著鲜红旗帜的懦夫却能引来成群的围观者,旗帜的金光灿烂既欺人又欺己。

理由之四∶提审人员、监管人员以及站岗的武警战士的同情、理解、关心和劝说。(全部略)

理由之五∶亲情。(与父亲见面的部分略)

1989年9月份,官方安排了一次采访,让我谈谈1989年6月4日清晨我所目睹和经历的清场过程。当时,我的思想还处在坚硬到底、死不认罪的时期。所以,接受官方的采访也经过了一番内心的挣扎。我非常清楚,即便清场的事实是没有死人,这种采访的目的也主要不是为了澄清事实,而是官方为自己开枪杀人做辩护,没有死人的事实仅仅是达到官方的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

我如果接受采访,就等于甘愿充当官方的工具,其社会影响肯定极坏。因为当时的全世界都相信戒严部队血洗了天安门广场,一些流亡海外的“六四”参与者也为了树立自己的英雄形像而有意歪曲事实、撒谎,漫无边际地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流成河(吾尔开希、柴玲、李碌等人皆如此)。

我出现在电视上证明没看见打死人,岂不是要触怒全世界,对我的公众形像极为不利。既然我已经下决心坚持,就干脆拒绝采访。这种拒绝一可以表明我不与官方合作的姿态,二可以增加我自己的殉难光辉,但是,面对历史事实的沉默也近于说谎。

基于我对政治影响和自身形像的考虑,我拒绝了两次提审人员的劝说。但是,他们拿出了《人民日报》所登载侯德健关于清场过程的访问录,并劝说道∶“事实永远是事实,既然你没有看见打死人,没有看到血流成河,为什麽不敢澄清事实,讲真话呢?难道讲真话也要顾虑重重,这可不是你刘晓波的性格。再说,我们一直认为你们四人组织的和平撤离是立gong表现。讲出事实,对谁都没有坏处。”

提审人员的话打动了我。我一下子找到了接受采访的充分理由。

1.清场时我没见到打死人是事实,讲事实是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我最讨厌中国人为树立道德美名而宁愿歪曲事实的道德至上主义,吾尔开希正是在道德美名和尊重事实的抉择中,选择了道德美名而抛弃了尊重事实。在一定意义上,特别是在此次运动中,选择尊重事实的确需要勇气。因而,尽管这次采访可能会损害我的道德名誉,但我宁可如此也不歪曲事实,相信总有一天历史会澄清的。

2.德健已经讲出了清场事实,他正在受到巨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人们的盲目和狂热足以淹没侯德健的真诚的声音。既然讲出事实要承担全世界的指责,那麽作为事实目击者的我决不能让侯德健一人承担这种指责。如果我保持沉默,只能加强世人对谎言的盲目相信和对德健的指责。因为我和德健都是清场过程的目击者。德健讲出没死人的事实而我却保持沉默,这等于在证明德健为保存自己而为政府作伪证,等于把德健一人推向万夫所指的前台,独自承担所有指责。如果我出面作证,讲出目击事实,一可以增加事实的可信度,二可以和德健共同承担不公正的指责和消极的社会影响──由谎言所煽动起来的公众义愤。

3.官方证明了清场过程中天安门广场没死人,并不能证明北京没死人,开枪杀人是铁案,决不会因为清场过程中没死人而改变。而且,没有导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主要原是因为学生们的和平撤离,其gong劳在学生们一边,而不在政府方面。所以,讲出事实没有丝毫为官方开脱责任的意味。如果学生们不主动和平撤离,而像六部口、木墀地等处那样进行反抗,天安门广场肯定要死人,血染广场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基于上述理由,我接受了官方40多分钟的采访,如实叙述了我目睹的清场过程。但是,在采访结束后回秦城的路上,我非但没有坦然,反而因想到这次采访对自己的损害而心情沉重。如果没有侯德健的率直,没有他不计任何后果和政治影响地讲出事实,那麽我或许也为了保持自己的公众形像和道德名誉、而沉默、甚至说谎。这使我想起安徒生的童话《国王的新衣》,那些老于世故的成年人都睁眼睛说谎,只有天性完整的孩子才一针见血地道破事实。侯德健就是那个孩子,却不被谎言的世界所容,这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悲哀,各国的新闻媒介也加深了这种悲哀。不负责任的某些流亡精英为个人gong利而误导世界的新闻媒介,媒介又误导公众,谎言一旦深入人心,就会变成铁案如山的事实。

所以,直到今天,我对自己出现在官方电视萤幕上讲述清场事实的抉择非常坦然和满意,因为我只有在这个抉择中才完全抛开一己的公众形像,为历史、为朋友、为自己负责。令我不安的倒是我两次拒绝接受采访,这种拒绝完全是出于个人的gong利的考虑,正像我出狱后为写了《悔罪书》而后悔不已一样。更何况我当时对自己前途的悲观估计所产生的死硬对抗心理,并不是一种为信仰、为良知而舍弃一切的坚韧呢。否则的话,我不会在血腥味逐渐淡化之后写下《悔罪书》。

┅┅

上面引用的刘晓波在自己书里写的这些话,请大家仔细看看。他今天还在说,对当年在官方电视帮中共当局辩护(说天安门广场没杀人)的“抉择”,感到“非常坦然和满意”。

能明白这些,就能明白,为什麽郑义、王若望、刘宾雁等很多人厌恶刘晓波。

我本人虽然没见过刘晓波,但是有几个见过他的人在跟我讲起刘晓波时,都对此人持厌恶的态度。我用了厌恶这个词,是因为只有这个词才能真实反映出讲刘晓波的人的感受。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批评刘晓波,后来他托人往海外带话说“让三妹别写了(大意是别写他)”。转话的人说∶“三妹真把刘晓波看得透透的,入木三分。如果不是你的文章打在他的痛处,他也不会这麽远的带话。”

2010-05-25于芝加哥

2014-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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