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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思想的传播者—访《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路易士

曹长青

当他微笑著坐在我的对面随和地说“我喜欢中国菜,点哪个都行”时,很难让人相信他就是写出一系列坚韧、犀利、毫不妥协的文章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东尼·路易士(Anthony Lewis)。不久前,在纽约百老汇大街上的一家中餐馆,我们畅谈起他的专栏和他论述新闻自由的专著《不得立法》(Make No Law)。

●总统也要读他的专栏

今年67岁的路易士自1969年就为《纽约时报》言论版(Op—Ed Page)撰写专栏,25年来,他发表了上千篇专栏文章,并两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这使他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之一。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新闻专业主任强斯顿教授(D·Johnston)说∶“白宫的政治领袖们也得读他的专栏,因为他的文章影响美国民众的想法。有的人对於他鲜明的自由主义观点非常赞赏;也有人看过他的文章,气得将报纸撕碎。”

路易士的文章之所以具争议性和影响力,在於它有一个突出的特色,即对弱者、被压迫者和少数群体的同情、支持和为他们的呼喊,文中蕴藏著强烈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而他的《不得立法》一书,则通篇凝聚著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坚定捍卫。

●为弱者发出声音

《纽约时报》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作为每周在该报上发表两篇文章的资深专栏作家,路易士的文字举足轻重。他的文章不仅观点鲜明,言辞犀利,而且文字通俗易懂、洗练简洁。将路易士称为弱者、被压迫者和少数群体的代言人并不为过。例如,在他的专栏中,他鲜明地支持同性恋者的权利;明确地赞成堕胎;支持女权主义∶在大法官汤玛士与女教授奚尔为“性骚扰”一事听证期间,路易士连续撰文,支持奚尔;他支持黑人的权利,强烈谴责种族主义;他还经常为移民辩护。例如在近年反对移民的声音高涨时,他撰文指出,根据资料统计,移民所交的税比他们获得的福利要多,他们对美国的贡献大於获得。一些政客炒热移民问题,是想借此转移民众对他们政绩的不满。

对那些刚抵达美国的难民,路易士也倾注关怀。1979年,10岁的越南难民丁维(Viet Dinh)和他的母亲及四个兄弟姐妹一起逃抵美国。几年後,他的一个姐姐从越南逃到香港,被关进难民营。经多年争取,港英政府都不批准她离港赴美。1991年,丁维寄给并不相识的路易士一篇文章求助。路易士推荐《纽约时报》专栏版发表了这篇短文。在舆论压力下,丁维的姐姐终於抵美与家人团聚。去年11月,路易士又在他的专栏上写了一篇“一个美国人的故事”,重提这件往事。他指出,移民也可以成为美国优秀的人才,例如曾给他写信的越南青年丁维,经过刻苦学习,已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女大法官奥康纳的法律助手。

●为异议人士获自由呼喊

路易士经常到各国旅行。他去南非,写回的专栏是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严厉批评,呼吁世人支持南非黑人争取权利的斗争。他在新加坡发回的专栏,批评当地政府以剥夺人的自由的方式进行威权统治,尤其是管制新闻,限制言论自由。

当我们谈到中国的时候他说∶“我曾去过中国两次,上次是九年前,我和妻子一起在那儿呆了一个月。我们去了北京、成都、西安、福州、上海和广州。”

路易士在专栏中写出了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但他不像某些浅薄的美国学者,仅仅看到中国的变化,就为中共当权者唱赞歌。在他写的几篇关於中国的专栏文章中,每一篇都提到魏京生,呼吁西方世界关注这名因为追求思想自由而被关进监狱的青年。在魏京生入狱13周年时,路易士专门就魏京生写了一篇题为“囚犯”的专栏,严厉谴责中共政权对思想者的迫害。他在文章中说,“从道德勇气和承受的苦难,魏京生相等於曼德拉和沙卡洛夫┅┅美国总统、国会和公众应有更多的行动,使魏京生获得自由。”

●美国人容易被毛泽东欺骗

“美国还没有十分关注中国的像魏京生这样的个人受害者,”他说。“在苏联迫害最残酷的时候,像索尔仁尼琴等个人受害者,在美国已非常出名。我不是很清楚为什麽,我们还没有像对待前苏联个人受害者那样对待中国的个人受害者。或许是东西方文化隔阂的原因。美国人,例如我自己,好象很容易理解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我曾去过那儿,认识了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对他们多年的牢狱生活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感情上的冲击。美国人很容易设身处地地站在像索尔仁尼琴那样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立场思考问题。也或许是由於我们对中国语言、文化和中国的个人了解得太少。总之我们对中国的个人受害者关注太少。”

“我有时感觉美国知识分子对苏联和中国用双重标准。”我说。“是这样的,”路易士回答。“我想有一部份原因是由於美国人历来对中国有浪漫情怀。我们非常容易被毛泽东欺骗。我的一个朋友卡诺(S·Karnow)曾和一组美国记者一起在多年不被允许进入中国後第一次随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他回来後写了一篇关於美国记者的文章,指出他们多麽天真、多麽轻易地相信了中国一切都非常好。你瞧,就是这样。甚至文化大革命都发生了,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我们的确由於什麽原因对苏联和中国采用了双重标准。”

●费正清研究中国交了“白卷”

既然路易士也认为美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实行双重标准,我就谈起曾读过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M·C·Oksenberg)和费正清(J·K·Fairbank)有关中国的书,指出他们对中国的很多看法不正确。

1991年去世的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一生致力於研究共产中国,著作甚丰,被视为“研究中国的鼻祖”。他桃李遍地,当今美国政学界有很多他的第子,因此费正清的观点曾相当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

路易士回答∶“费正清是个很好的人,也很谦虚。他知道很多中国的事,曾多年保持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的专家。但是,我告诉你个故事吧——当费正清从哈佛退休的时候,学校为他举办了一个很大的宴会。在宴会上他说∶我一直非常高兴能在哈佛教书。我决定把我所有关於中国的知识写在一本书里,我把它特别装饰好了,现在我把这本漂亮的书赠送给你们,我对中国的全部了解都包括在这里面。校方郑重地接过,打开一看,书里一页一页全是白纸。你瞧,费正清认识到了,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课题,连他也弄不明白。”我倒被费正清的自我否定精神感动了。

●感受别人的痛苦

路易士出生在纽约,除了作为《纽约时报》驻伦敦采访主任在英国住过九年,他几乎一直住在波士顿。他没有经历过共产专制的压迫,也没有经受过非洲人的那种被歧视的痛苦,为什麽他能够对那些被压迫者、那些弱者有那麽强烈的同情和理解呢?

他解释说∶“西方有很悠久的描写被压迫者的文学传统。很多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写人的苦难。在美国最近的历史上,金博士(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被囚禁时,写过一封《从伯明翰狱中寄出的信》。这封信给我强烈的印象。你读过这封信吗?”对,在你的《不得立法》一书中读到这封信的节选。”我回答。

在信中,马丁路德·金对那些支持黑人民权运动,但又抱怨黑人运动速度太快的白人同情者说∶“对於那些没有正受著种族歧视之苦的人,可以轻松地这样说。但是如果你们的父亲或母亲正被邪恶的种族主义者吊死;当你的只有六岁的女儿吵著要去她从电视广告上看到的公共娱乐公园,而你结结巴巴无法解释清楚为什麽这些地方黑人不能进入时;当你开车穿越美国旅行,夜间只能不舒服地蜷缩在自己汽车的角落过夜,而没有任何旅馆接待黑人时;当你每天羞辱地看到那些‘只允许白人进入’的各种醒目招牌时┅┅你就将理解再继续等待(将我们的运动速度放慢)对於我们是多麽困难。”

路易士说∶“我读过很多关於被压迫者的书,我本能地把自己摆在受害者的一边。我总是在想,如果我被关进那种监狱,没有任何东西可读,忍受饥饿、寒冷和感情的折磨,我能不能忍受?我怎麽忍受?我不能保证我能受得住。我不能说我完全懂那些苦难,因为我从没受过那种苦。”

正是这种“人类同类意识”,使路易士对世界各地的弱者、被压迫者所遭受的苦难,能感同身受,笔力千钧地为他们发出正义和抗争的声音。留心阅读《纽约时报》言论版的人会发现,最近两年多来路易士连续写了很多文章严词批评克林顿政府没有用武力制止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部队对波士尼亚人的“种族灭绝”式屠杀。他认为美国和欧洲在实行“绥靖主义”。他尖刻地说,如果塞尔维亚部队屠杀的不是穆斯林人,而是英国人或法国人,美国还会无动於衷吗?面对美国政府的软弱,路易士在他的专栏中挖苦地写道∶“克林顿大概还没成熟到知道怎样使用总统权力。”“克林顿难道是想让後人记得他是一个允许欧洲出现第二次大屠杀的美国总统吗?”

●专栏作家享受的自由

对於路易士能够这样口无遮拦地批评政府和总统,我问道∶“你有绝对的自由写任何你想写的东西吗?”路易士回答说∶“基本上是的。只有一条规矩,即不能在专栏中呼吁选民支持哪个政党候选人,以保持对党派选举的客观公正。比如我不能在专栏中说纽约州长葛谟应该再次当选。”“支持哪个候选人是一个集体性的选择,社论可以写,表明这张报纸的观点。除了这条规矩之外,到目前为止据我所知我可以写任何我想写的。”

“那麽你是否可以批评你们的报纸?比方说批评你们的社论,”我问道。“例如安娜·昆德兰(Anna Quindlen,《纽约时报》唯一的女性专栏作家)曾在她的专栏中批评《纽约时报》在报道参议员肯尼迪的外甥被诉‘强奸案’一事时登出女方当事人的名字是不当的。这说明你们也是可以批评自己的报纸的。那你能批评你们的社论吗?”

“昆德兰不仅仅是批评了一个记者的报道,”路易士回答说。“登出女方当事人的名字是编辑的决定。所以昆德兰批评的是报社的高层决定。这不是很常见的事。但她的批评专栏发表後,报社多数人认为她是正确的。编辑们也认为他们自己错了。”

“至於我们的社论,我不会去批评,”路易士接著说。“并不是什麽人告诉我不能批评。他们发表他们的观点,我发表我的。比方说,近两年我写了不少专栏谈波士尼亚,坚决主张美国干预。而我们的社论反对美国涉入,认为我们不应该管。我不想发表文章说‘《纽约时报》蠢死了。’我只是坚持写我的观点。当然如果我精神不正常了,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地说疯话,发行人可以把我调离专栏作家的位置。”

“那麽,编辑会删改你的文章吗?”我问道。“我们有言论版的编辑,他们主要检查打字编排和核实事实等。你知道我的专栏版面大小是固定的,如果我写得过长,编辑会和我商量减掉几行。但他们从不改变我的任何观点,也从来没有不和我商量就改动任何文字。《纽约时报》的所有专栏作家都享有这样的待遇。”

“那麽别的报纸的专栏作家是否也是这样呢?”我继续问。“我不能十分肯定,”路易士回答。“但我想会是同样的。因为专栏作家就是表达他或她自己的观点,不代表报社的意见。”

我半开玩笑地对路易士说∶“既然这样,你就不用把稿子发给编辑了,可以利用电脑的E—Mail直接把文章传到排版室了。”路易士笑著说∶“这可做不到。我没有电脑,现在还用打字机打字。我是一个很跟不上时髦的人,可能是美国最後一个用打字机写文章的专栏作家了。”

●美国言论自由的历史

路易士不仅是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还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他从1955年就加入《纽约时报》做记者,负责报道美国最高法院。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曾裁决了一个全国瞩目的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L·B·Sullivan)状告《纽约时报》诽谤的案子。路易士对此案的出色报道使他获得了标志新闻界最高荣誉的“普利策奖”。而路易士对“沙利文案”的报道和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研究,使他成为了美国新闻自由与法律关系的专家。哈佛大学法学院曾聘他讲授“沙利文”案;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聘请他做“麦迪逊访问教授”,讲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无论在新闻界还是学术界,路易士都被视为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坚定捍卫者。1991年,路易士就“沙利文案”撰写的论述新闻自由的专著《不得立法》出版。该书名取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国会不得立法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路易士围绕著“沙利文案”详尽地介绍了美国新闻自由的历史,并深入浅出地阐述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於保护言论自由的宝贵价值。

该书是路易士已出版的几本书中最受好评的一本。《纽约时报》的书评称这本专著为“对法律保护言论自由的划时代的研究。对任何人来说,只要他对言论自由与法律感兴趣,此书都是可读的,可以反复读的。”《华盛顿邮报》的书评说,“路易士用可信的详实分析,丰富了本世纪言论自由的进化过程。”《费城问询报》称该书“几乎等於是一部宏观的美国言论自由的历史。”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讲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布拉斯教授(V·A·Blasi)也曾向我推荐说;“这是一本最好的介绍宪法第一修正案历史的书。”

●胜诉诽谤案的“三原则”

“沙利文案”发生在六十年代初。当时正是美国黑人人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一批黑人民权领袖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幅广告,批评阿拉巴马州警方镇压黑人人权运动。阿州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状告《纽约时报》诽谤,索赔五十万美元。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审理後裁决,广告内容很多失实,构成诽谤。

《纽约时报》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推翻了原判,认定诽谤罪名不成立。在审理“沙利文案”时,美国最高法院第一次提出了政府公职人员状告媒体诽谤可以胜诉的著名“三原则”,即当事人必须提供∶第一,报道内容失实;第二,当事人名誉被损害;第三,媒体在报道前有“真实的恶意”和“故意疏忽”,即媒体在明知其虚假不实或者漠然无视其真伪的情况下刊出。显然当事人极为困难拿出媒体有“真实的恶意”的证据,即媒体事先就有诽谤诬陷当事人的动机的证据。在这样的标准下,官员状告媒体诽谤案几乎无法打赢。

●给媒体犯错误的空间

美国最高法院对“沙利文案”的裁决建立在对宪法第一修正案这样的理解之上∶新闻自由对於监督政府有极重要的作用。如果让公职人员轻易打赢诽谤官司,在巨额赔偿的压力下,媒体就会躲避政治丑闻的挖掘和调查性报道,自我新闻检查。离开强有力的新闻监督,政府就会腐败。虽然失实报道对政府某个官员的信誉造成伤害,但轻易打赢“诽谤案”,媒体的自由就被钳制,受不到有力监督的政府滥用权力造成的危害会更大。因此,即使像《纽约时报》的这则广告内容是失实的,但应该给媒体犯“诚实错误”的空间。

大法官们认为,在政府可以被批评,政治问题可以讨论,包括错误的思想也可以流通的“任何信息都不受限制而蓬勃、最大限度地开放、流动”的“思想市场”中,真实的信息最後一定占上风。对於不真实的信息或不受人们欢迎的言论的制约方法,只能是提供更多的信息,而不是用绳之法来使之沉默。

後来美国最高法院又将这“三原则”运用到“公众人物”身上,即“社会名流”要想与媒体打赢诽谤官司,也要有证据证明媒体有“真实的恶意”。这一原则随後又扩大到即使是普通人,卷入处於公众关注的“公众事物旋涡”中,状告媒体诽谤,也要出示这三点证据。这样,就为媒体摆脱诽谤纠缠,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

●报纸的自由与责任

路易士特别强调说,“这是美国最高法院历史性地第一次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裁决‘诽谤案’。”“那麽你认为第一修正案的核心价值是什麽呢?” 路易士回答我说∶“第一修正案的中心思想是指人们有政治表达的自由。政府不得干涉人民讨论社会问题的自由。‘沙利文案’涉及的是种族问题,这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人们有讨论的自由。当然第一修正案还有更广泛的意义,比方说文化艺术和哲学思想表达讨论的自由等。但我认为第一修正案的主要精神是保护人们讨论政治问题的自由。麦迪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起草人)认为,在一个民主的国家,绝对的权力应掌握在公民手中,所以人民有权利讨论政府的所有决策和发表任何政治见解。”

“那麽设想沙利文赢了那场和《纽约时报》的诽谤官司,会对今天美国的新闻媒体有什麽影响呢?”我问。“噢,如果沙利文赢了?那麽我们的媒体会有很大的不同。美国最著名的诽谤案律师之一艾布拉姆斯(Floyd Abrams)认为,‘沙利文案’会直接影响後来‘水门丑闻’的揭发和美国防部‘文件案’(指1971年美国防部状告《纽约时报》泄密最後败诉一案)。”

路易士接著说∶“‘沙利文案’直接影响了美国媒体的倾向。它等於告诉报界,即使出一些政治问题失实的差错,也应该自由地、强有力地写。写是一种责任。报纸不仅有写的自由,更有写的责任。”

●官员别想打赢诽谤官司

在这一判例原则指导下,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在美国想与新闻媒体打赢诽谤官司极为困难。例如仅1982年美国就有两起轰动的诽谤案最後败诉。一起是前美军越战指挥官威廉姆·威斯特摩兰将军(W·Westmoreland)状告CBS电视公司“诽谤”,索赔一亿二千万美元名誉损失费。但这位将军自己赔进了两百万美元的诉讼费,最後也没有打赢官司。另一起是前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将军(A·Sharon)状告《时代》周刊诽谤,要求五千万美元的赔偿,结果也没有胜诉。

美国近年最轰动的一件媒体被告“诽谤案”,是身居旧金山的精神分析学家马森(J·M·Masson)1984年状告《纽约人》杂志女记者马尔科姆(J·Malcolm)。马森指控该记者采访他後发表的专访中有五处引文“严重失实”而构成“诽谤”,要求一百万美元的赔偿。这场诽谤官司整整打了10年,从地方法院打到最高法院,又返回州法院,一波三澜,引起全国媒体瞩目。今年11月初最终由旧金山法院裁决诽谤罪不成立。当我们谈到此案的裁决结果时,路易士像个刚刚赢了一场球赛的孩子似的兴奋地说,“对这个结果,我非常非常高兴!”旧金山法院在审理这一案例时,也是援引了“沙利文案”的判案原则,即马森作为“公众人物”,没有提出清晰的证明媒体有“真实的恶意”的证据。

●澳大利亚仿效美国

我就这个话题问起目前有多少国家采纳了“沙利文案”的判案原则,因为路易士在10月份的一篇专栏中说澳大利亚的最高法院不久前援引了“沙利文案”处理一桩官员告媒体诽谤的官司。路易士说∶“还没有几个国家援引‘沙利文案’。澳大利亚的判例和‘沙利文案’还稍有不同,他们的原则是,官员如果控告媒体诽谤能够胜诉,必须要证明媒体有‘真实的恶意’,或事先对包括广告在内的信息没有进行核实。而《纽约时报》至今也不认为他们对广告内容有核实的责任。另外,澳大利亚对演艺界‘公众人物’不采用这个标准。”

路易士接著又提到英国最近的一个判例∶“六个月前,伦敦的《泰晤士》报揭出英国一个地方政府和其中一个官员受贿,被控诽谤。英国最高法院已援引‘沙利文案’判《泰晤士》报赢了和地方政府的官司。官员个人控告案还没判。”

“那你怎样看待新闻自由和自由带来的错误?”路易士回答说∶“我并不介意在合理的范围内惩罚报纸的错误,诸如小额罚款;或不赔款,由法院裁决报道是否属实,以挽回当事人的名誉损失。但不能像‘沙利文案’那样以巨额赔偿威胁报纸的生存。很多大众讨厌媒体和记者,认为记者们想调查所有人,却拒绝任何人限制他们。我认为新闻必须不受任何限制。当然这会带来一些劣质的报纸,像《Star》、《Enquire》等(指在美国超级市场出售的两种小报)。但我不认为任何其他的制度可以行得通。”

●自由在创造世界的未来

路易士最後提起刚出版的毛泽东的御医李志绥写的《毛泽东的私生活》一书。他感慨地说∶“书中的很多事,中国人都不知道。在美国媒体公布出的大跃进後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众死亡,数字令人震惊。但中国民众也没有机会知道。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中国民众来说几乎成了奢侈。但我相信中国人像美国人一样渴望自由。”

一个人们公认的道理是,新闻自由的程度标志著一个社会健康、民主的程度。在信息的自由流动和思想的自由交流中,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才可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社会才可能真正有活力。路易士感叹地说∶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最终是看谁更有思想和创新能力,看谁更有“思想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a)。而美国的强大,是思想的强大,是自由的力量!

路易士说完,望了一眼窗外百老汇大街上自由川息的人流,和纽约深秋的湛蓝天空。一个小时後,路易士也飞上湛蓝的天空,飞回波士顿写他的专栏。

第二天,读《纽约时报》他的专栏,眼前又是另一个路易士——尖锐、犀利和对邪恶的毫不留情。不管是喜欢者将专栏剪下收藏,还是愤怒者看过将报纸撕碎,人们都要看他的专栏,这就是自由思想的传播者路易士的力量。

(载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995年1月29日)

1995-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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