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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林培瑞∶服贸“95%是政治、不是经济”

采访者∶黄兆年




黄兆年(毕业于台大政治系、政研所,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政治学博士候选人)采访及撰稿。

1.访问时间∶2014年3月27日15:00-17:00
2.访问地点∶中央研究院

(以下报导内容已获林培瑞教授亲自修改并同意刊登)

Perry Link(林培瑞)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荣誉教授、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讲座教授,1989年曾在北京亲身观察六四学运,这半年多来则旅居中央研究院担任访问学者,适逢台湾服贸协议争议越演越烈,目睹至今已持续十多天的三一八太阳花学运。身为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林教授希望藉此机会提醒台湾政府以及社会大众∶应该多加留意大陆政权对民主社会的潜在威胁,并持续深化台湾既有之人权、民主、公民责任(civic responsibility)等文明价值所体现的“软实力”(soft power),同时尝试从上述两个观点来理解服贸协议以及三一八学运的意义。

服贸隐含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

林培瑞教授认为台湾首先应从共产党的政治目标来理解服贸协议对北京政府的意义。共产党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欧洲、南美、北美、非洲—都是想利用它的政治与经济力量,去扩大自己的影响,而减少其他国家的人权意识与民主政治。在全球各地都能看到这样的趋向。但台湾对北京政府尤其重要,是其亟欲扩张影响力的对象。除了“统一祖国”这等既表面又真实的原因之外,中国官方之所以致力于破坏台湾的民主,另外还存在两个潜在的因素。首先,北京政府经常把民主体制与中国文化不相容,做为抗拒或拖延民主化的藉口之一。然而台湾民主的存在,恰是一个最佳也最令其头痛的反例。其次,北京政府最关心的终究还是对国内社会的控制,以及自己政权的维系。中国政府于是经常挑起一些不必要的矛盾,例如西 藏、维吾尔的问题,以及日本、钓鱼岛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台湾的问题,藉此转移群众的注意力,抑制社会内部的反对声浪,并把自己设为“爱国”的代言人。

至于服贸协议,对共产党来说,政治上的意义绝对远大于经济上的意义。林教授说他很难猜测马英九的心理,马英九到底是为了追求台湾的经济发展,还是为了呼应中国政府的政治需求,还是为了别的目的,林教授不知道。但他十分明确地表示,从北京政权的立场来看,服贸协议“95%是政治、不是经济”,而且“不是可能”、而是“一定带来一些政治上的影响”。具体来说,北京政权就是想要借由服贸,将其影响力进一步扩张至台湾,以便对台湾施加压力,最终的目标则是要台湾“香港化”。

香港经验值得引戒

在林培瑞教授看来,香港是受共产党的“和平演变”比较明显的例子。这一点在新闻自由上能看得最清楚。在1997年以前,香港媒体享有高度的自由,报纸、杂反映各式各样的声音,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台湾国民党的声音都有。到了1997年之后,尽管邓小平当初承诺“五十年不变”,但事实上不到十年就产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在传播媒体方面。北京政府基本上以两种方式去影响新闻自由。首先是购买媒体,然后对买不到的媒体采用商业力量施加压力,压缩其生存的空间。第二个,而且还是更有效的方法则是针对个别记者、编辑制造“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也就是利用各种威胁手段,让说真话的人必须付出代价,新闻工作者的理想和利益于是被对立起来,人人得开始“打自己的算盘”,越来越少人敢提“六 四”、“法轮gong”、“达赖喇嘛”、“维吾尔”、“台独”等北京政权不喜欢的词汇。这种自我审查,一开始,编辑和记者都意识到,但日子久了,就变成一种下意识的反应,说谎于是变成一种“很自然的生活方式”。这不仅对媒体生态造成冲击,更令人担心的是,它使得社会大众被谎言所蒙蔽,越来越没办法接近真相。中国大陆好几十年来就是这样,香港也开始走这条路了。林教授认为台湾人民应该问自己∶“要不要走这条路?”不要的话,早说“不”比晚说“不”来得好。

除了香港之外,林教授进一步指出,北京政府也开始透过自我审查的手段,试图影响美国的新闻自由。例如,彭博新闻(Bloomberg News)和《纽约时报》两大媒体,最近就发生旗下个别记者签证不被中国当局延长的情况。这两家媒体曾揭露过习近平与温家宝家族不可思议的庞大财产的详细情况,北京于是采取了对付香港媒体的方法来对付美国媒体。对台湾有可能不一样吗?有的台湾媒体已经开始对北京“学客气”了,将来共产党要是真的来了以后,“自我审查”只能增加百倍。台湾人民就跟大陆人一样,不得不面临“我说真话还得付个人代价”的难题。

牺牲民主的发展是假发展

台湾面对共产党施加的压力,林培瑞教授认为最佳的因应策略即是把自己的人权、自己的民主、自己的文明等可爱的社会氛围展现出来,理直气壮地欢迎对岸以及全世界来跟共产党之下的社会生活做比较。中国国内有不少人对台湾持敌对看法,那是因为共产党散发“分裂注意”的宣传,而不是因为他们了解真相。其实大陆人到台湾访问,眼睛是雪亮的,哪一个社会比较“优越”,一目了然。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的确很快,“爆发户”(习近平、温家宝家族即是例证)的确很多,但我们要是用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准来做尺度的话,台湾还是高得多。总而言之,台湾远远低估了自己的软实力。既然经济已经发展得不错,台湾现阶段最值得珍视的其实是一种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千万不要为了一时的经济发展而牺 牲掉更宝贵的民主价值。

六四与三一八的比较

1989年北京的学生和市民上街游行、要求民主,后来遭到屠杀。林培瑞教授担任美国科学院驻北京代表,目睹了这些情况。2014年台北的学生和市民上街,林教授注意到有几方面是类似的∶学生要求对话,政府不接受;学生占领地方,官方采取暴力。但也有些明显不同的地方∶台湾政府后来做了一些让步,同意重新考虑立法过程、同意对话,但北京始终没有。暴力的程度也很不一样,一边是打棍子、踢脚;另一边是开机关枪和坦克车。台湾新闻也是自由得多,林教授说他晚上开电视看到许多节目进行热烈的访谈和对话,跟当时的北京电视形成明显的对比。北京一言堂,只有官方的声音说一些真假混杂的话。

然而,最令林教授担心的,并不是台北跟北京在客观程度上有多大差别的问题,而是台湾眼前所走方向的问题∶是要继续往现代文明走,还是退回到一党专政的暴力文化?林教授说他看到了一个新闻报导让他不寒而栗∶国民党副秘书长林鸿池说学运是被“极少数、别有用心”的某些人在幕后利用的。让林教授吃惊的,并不只是副秘书长的用意,而是他的语言。在六四以前,共产党媒体就说北京学运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幕后黑手挑拨的。字眼如出一辙。共产党的这种用法,当然也不是六四的时候发明的,从195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使用。林教授说他还没有研究,林鸿池的字眼是留恋蒋介石时代的一党专政呢?还是想借用当前中国共产党新朋友的习惯用语呢?(共产党和国民党原先都是根据列宁政党模式创办的。) 无论如何,台湾民主社会都应该有权利说“不”。

学运有益!

最后,林培瑞教授说他对台湾学运的印象非常好。他认为民主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政府为民间社会服务,而不是民间社会为政府服务。在民主过程中,学生运动所扮演的角色,即是把公民社会的声音传递给政府,协助公民社会跟政府对话,打开政府里面不民主的“黑箱子”。当然,这并不意味著,学生占领了中心,自己就成了总统。只是,对话正是民主最基本的元素。学生以和平的方式向政府提出对话的要求,应该是可以被一个民主国家所允许的,也应该是可以被一个民主政府虚心接受的才对。

2014-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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