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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者的同谋——中国作家和诺贝尔奖

曹长青

最近,被称为中国文坛“大师”的曹禺、萧乾、钱锺书和谢冰心相继去世。於是又有人议论起“诺贝尔文学奖”,认为这些“大师”的离去,使中国人更少了得奖的机会。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的舒乙就曾说,他父亲老舍如果1966年不死,就会拿到第二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失之交臂”。似乎“诺贝尔文学奖”是提前一年就确定,并已通知了获奖者家属似的。

恰恰在这样的时候,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教授瓦格纳(Rudolf G.Wagner)不识时务地说,中国作家没资格拿诺贝尔奖(见上期《开放》报导)。他认为中国作家对西方文学的了解太少,对世界文化价值的理解也太浅,作品太局限於民族本位。瓦格纳的直言,肯定会引起不少中国作家的愤愤不平。但其实这位德国教授说得太客气了,且不谈中国当代文学中没有一部令人心灵震颤的作品,仅从作家们的人性程度和道义精神来看,那些中国文坛的“大师”们远谈不上是否应得诺贝尔奖,而是应该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谴责,因为他们丧失了作家的根本标 :灵魂。让我们看看被中国人推崇的都是些什麽样的大师:

●把灵魂典押给暴政

最近去世的谢冰心除了三十年代写给孩子看的“寄小读者”等散文外,从来没有写出过任何有份量的作品。到底凭什麽她就成为中国的文学大师之一,被供为“文坛老祖母”? 她只有两个真正的资格:一是活到99岁;二是懂得讨统治者欢心。

冰心家中客厅一直供奉著周恩来的遗像,她还“总不忘吩咐要为周恩来遗像前放一束兰花”,因为周喜欢。(台北《中央日报》1997年1月9日)她对帮助毛泽东给中国人带来深重苦难的周恩来如此怀念,但这位以给孩子写文章出名的冰心,对“六四”被枪杀在长安街上的孩子们却从没写过一个字的悼念文章,更没有写过任何谴责政府暴行的文字。是冰心年纪太大,没有写作能力了吗?绝不是。在六四屠杀四年後的1993年底,冰心动笔了,她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了“怀念毛主席”的文章,为毛泽东百年生日献礼。毛泽东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冰心和家人都亲身经历过:她的丈夫当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她虽70高龄并患重病仍被遣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但这一切都没有改变她对暴君的深厚感情。以1993年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不会有任何人强迫93岁的冰心写这种文章。

当然,活到99岁还在“深切怀念毛主席”的人,怎麽可能会撰文怀念那些被毛主席们杀死的孩子呢?

对这个早就把灵魂典押给共产政权的老太婆,曾官拜中共内阁大臣的原文化部长王蒙还赞美说“她在自然、本色、真诚、平实中又富有原则”;巴金则称誉“她是多麽坦率,又那麽纯真”;萧乾更乾脆,说“她完美得够得上一位圣者”。(纽约《侨报》1994年10月11日)由此可见,在中国作家的辞典中,“原则,纯真和完美”,不仅已贬值到一钱不值,而且到了黑白颠倒的地步!

●兢兢业业侍奉中共

另一个“大师”剧作家曹禺,也像冰心一样,自三十年代写出《雷雨》、《日出》等名剧外,六十多年再也没有什麽有份量的作品。他晚年身体多病,一直在医院躺了八年,但直到咽气,还担任著“中国文联”主席。为什麽八年都躺在医院病床上的人还要当文联主席?曹禺的老友吴祖光说,因为曹禺“太恋官位,太听领导的话,有时甚至揣摩领导的意图。”

据曹禺夫人说,曹禺八年住院唯一最清醒的一天,是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拍摄“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节目,夸赞他的总理一个多小时。曹禺一生这最後一个“作品”给他几十年来兢兢业业侍奉中共的历史划上了一个漂亮的句号。

●至死不向暴行说“不”

不久前去世的萧乾、钱锺书虽和中共保持著一定距离,但这两位“大师”也有和冰心、曹禺完全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他俩到死都没有对中共暴政和天安门的屠夫写任何谴责文字。

萧乾曾做过二战时的战地记者;他会英文,曾翻译了乔伊斯的《尤里西斯》,但他到死都在拒绝西方价值,强调“民族本位”。萧乾声称要写一本中国观点的“二战”,认为西方看世界有偏见:“西方是英雄,我们是狗熊”(纽约《世界日报》1994年9月25日)。而对中国“大师们”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他认为是西方不重视中国,评奖的人不理解中国作品中的工农形象。

最近被评为百部英文小说之首的《尤里西斯》主要从心理和哲学的角度写了三层意思:无望的过去;荒唐的现在;可悲的将来。萧乾一边翻译这样的作品,一边强调中国的工农形象,这是一种令人完全不可思议的人格分裂。

钱锺书去世,媒体都是痛悼国学大师。即使一向严词谴责中共暴行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写的怀念文章,也没有提到钱锺书至死都没有对那个迫害了千百万中国人的共产暴政公开发出抗议的声音。

●巴金不说真话

现在仅存的“大师”是今年已95岁的巴金了。这位被誉为中国“文坛泰斗”的作家也像其他那些“大师”一样,对“六四”这样血腥的屠杀,也没有发表一个字的谴责。当年北洋军阀枪杀学生,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悼念那些被害的孩子,愤怒地称那天是“中国最黑暗的一天”。而今天中共政权公开屠杀的学生人数是北洋军阀所杀的上百倍,被誉为“泰斗”的巴金对此一直保持沉默。

是巴金因病住院丧失了写作能力了吗?不是。巴金在“六四”屠杀五年後的1994年秋天还在台湾《联合报》上撰文怀念他的一位老友。

巴金近年提倡“说真话”,但是“六四”上千名学生和市民被政府公开屠杀这样重大的生命问题难道都不包括在他的“真话”里面吗?“六四屠杀”马上就要到10周年了,难道巴金准备到死也不写一个字吗?

不要说从没有谴责政府的暴行,巴金至今还担任著这个杀人政权的官职“全国作家协会主席”和“政协副主席”,享受省军级的高干待遇。即使六四屠杀这样震惊世界的惨剧发生,巴金也没有哪怕辞去一个官方职务,对这场屠杀表示一点点的抗议。

●中国人里最不缺无耻

历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没听说哪个在政府担任职务的,更没有在共产政权中任官职的。因为真正的作家,都是独立於政府的,本质上都是政府和权力的批评者;人性和人道的宣扬者。不仅不会做政府的御用文人,更不会和肮脏的权力搅到一起。

例如,索尔仁尼琴回到俄国後,不仅拒绝任何官方职务,而且最近拒绝了俄国总统叶尔钦颁给他的奖。索尔仁尼琴说,他不能接受政府的奖和奖金。

另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几年前也是拒绝标 日本最高文学奖的“天皇奖”。大江认为,天皇是不民主的产物,对二战中侵略中国等国的暴行都负有责任,他绝不接受这种政府奖。

构成讽刺的是,在1994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拒绝天皇奖不久,旅居海外的华裔画家赵无极却欢欣地领取了日本皇室颁给他的“艺术奖”(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8月号)。连日本作家都因为天皇在侵华中的责任,拒绝天皇奖;而领奖时已73岁的赵无极是经历过日本侵华、知道南京大屠杀的过来人,却毫不犹豫地领取日本皇室奖。

●堕落在“废都”的“丰乳肥臀”中

也钗酗H说,那些“大师”都太老了,希望在中国大陆目前活跃的知名作家身上。但这批名流们又怎麽样呢?例如最近大陆两家文学刊物推选出一批“当代中国文学大师”候选。其中有王蒙、王朔、莫言、史铁生、韩少央B张承志、王安忆、张炜、陈忠实、贾平凹、苏童等19人。这19位当前活跃大陆文坛的名流,写作风格各有不同,但他们有一个绝对一致的东西,那就是对“六四屠杀”全都保持沉默。这些“大师”候选们没有一个写过悼念六四遇难学生的文章,也没有写过有关六四屠杀题材的作品,更没有一个人写过谴责政府屠杀平民的文字。这是偶然的巧合吗?绝不是!

中国的“大师”候选和名流们是顾不过来“六四”的,他们在忙著出书,出名,沉浸在“废都”的“丰乳肥臀”之中;然後入会(作协),当官,争夺各级作协文联主席的位置。

中国的“作家协会”实际上是中共政权管理作家、并传播党的意识形态的官僚机构。在这个机构能爬上去的人,除了官方认可的文学成绩以外,也完全像在其他任何官方机构一样,必须顺从中共意图、同时自觉地替政府排挤和镇压异议声音。

●抗议残暴,茨威格携妻自杀

有人说,中国的所谓大师们这种状态只是由於胆怯。但事实上,以目前的情形,这些名流们无论集体或以个人的名义发出悼念六四遇难者的声音,都不会有什麽危险。因此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对中共邪恶没有充分的认识、对痛苦没有切肤的感觉、没有真正的作家那种深沉的人道情怀,它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缺乏生命意识。中共自四九年建立共产政权以来,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写的长篇调查报导“毛时代的大众死亡”,被迫害致死的中国人可能“达到八千万”,它是12个香港或近4个台湾人口的总和。
对这样大规模残害中国人的共产政权邪恶,中国作家们不是一点不知道,只是在他们脑子里这些都仅是统计学上的数字,和具体生命没有关系。

而西方作家就不一样,在二次世界大战中,面对法西斯对生命的摧残和屠杀,以罗曼.罗兰为首的一大批作家联名愤怒谴责,而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为抗议纳粹残暴而携妻自杀。

●找不到对灵魂的拷打

第二,缺乏人类意识。中国的名作家们笔下口中总是强调“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人,我们炎黄子孙”等等,而缺乏提倡(或根本就没有懂得)“世界价值”(Universal Value)。因而在中国大师们的作品和人品中,就难有超越民族国界的人性和人道情怀。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有痛苦,但更多的是肉体的磨难,而不能升华到整个人类灵魂的痛苦。更不要说完全找不到陀斯妥也夫斯基作品中那种对灵魂的拷打,和索尔仁尼琴那种对道义的捍卫。

第三,没有独立和尊严意识。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文人依附朝廷,歌颂皇帝。而经过党文化的熏陶,中国作家根本就不存在独立意识,更谈不上尊严感。因而,依附政府,或担任政权的官职,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没有什麽良心不安或不自尊的感觉,反而为官职带来的虚名和物质利益而窃喜。

●没有“幸存者的负罪感”

第四,更没有“幸存者的负罪感”。中国作家的作品中普遍都没有二战之後犹太作家那种“幸存者的负罪感(survivor’s guilt)。所谓“幸存者的负罪感” 主要是两层意思,一是指同样在那种摧残生命的苦难中,我幸存了,而那些同类被邪恶杀害了,作为人类的一员,我没有能保护住那些遇难者,有负疚的感觉;二是作为幸存者,如果不把我所经历的、同类被杀害的苦难写出来,则对那些丧生的同类的背叛。这种“幸存者的负罪感”是一种更高的,更接近真正作家的境界,它来源於生命意识、人类意识和人的尊严感。

中国的作家们不去深刻反省自身所缺乏的基本素质,反而愤愤不平诺贝尔奖的评审们总是把奖颁给英语作家。但他们忘记了,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都是用日语写的;索尔仁尼琴的全部作品是用俄语写的;令很多中国作家钦佩的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用西班牙语写的。

这时中国作家们又要强调没有好的翻译把中国的“杰作”介绍到世界。但中国人有时竟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连我们这些完全看懂汉语的地道的中国人,也没从哪一部当代中文作品中感受到巨大的艺术力量和强烈的人性震撼。我不知道有哪个中国读者从哪一部中文作品中,读到了《老人与海》、《约翰.克里斯朵夫》、《百年孤独》、《古拉格群岛》、《茨瓦格医生》等作品中那种灵与肉的搏斗、那种人性的光芒、那种净化人灵魂的艺术力量?反正我没有,绝对没有!连中国人读中文原版都激动不起来,还谈什麽翻译出去,得诺贝尔奖,拉倒吧!

●比李鹏更值得谴责

从冰心、曹禺、萧乾、钱锺书、巴金到那些所谓大师候选人,对“六四”这样清清楚楚的屠杀,无一例外地都不发出谴责的声音,这种人不仅谈不上基本的道义、人格和人性,更严重的是,他们的声望、影响力,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使他们的沉默等於是向民众传递了那个政权统治的合法性,甚至屠杀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在帮助著暴政的继续存在,等於是屠杀者的同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比李鹏更值得谴责。因为李鹏就是电影中好人、坏人角色中明显的坏蛋。而作家,是万众眼中的好人,是启迪灵魂的教导者,是人生道路的指引者,如果这样的人再维护“坏蛋”的统治,就更不可容忍。

因此对中国作家来说,现在根本不是奢谈得不得诺贝尔奖,而是要先努力去做人。在如今大陆经济好转,吃喝多了的条件下,不能只长肉,也得长骨头,更得长灵魂,长心。

(载香港《开放》月刊1999年4月号)

1999-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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