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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征为何要“庭外和解”?

曹长青

去年这个时候,“巴灵顿博士”吴征找的律师事务所发出了威胁信,要求我们立即停止发表对吴征的批评,否则承担“一切金钱损失”和“被起诉”的法律後果等。虽然我来美国後,非常注重研究新闻诽谤案,对美国法律对新闻自由的保护相当有信心,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找了律师朋友商量,准备“应战”。因为我怎麽可能被他们这麽一吓唬就不再写了呢。

一年过去了,从接到吴杨律师信至今,我粗略算了一下,又写了29篇调查和批评吴征杨澜的文章;但一直没有再接到吴征的律师信,也没听到“吴博士”要上法庭真的一“搏”的消息。倒是上个月吴征杨澜夫妇到纽约,一边登门拜访各家华文报社(以确保海外主要印刷媒体不登批评他们的文章),一边要宴请有关媒体人员和我一起吃饭,明显是要“庭外和解”。这“巴灵顿博士”和“哥大笑董”的思维方式一直都是超出我的想像,原告者竟然试图要以“鸿门宴”与被告和解。我们当然拒绝了赴宴。

从当初送交律师信气势汹汹地威胁,到现在提出一起吃饭和解,吴征杨澜怎麽一路退却了呢?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官司必须得在纽约打(按常规,在发表文章的媒体所在地)。他们找的那个曼哈顿的律师事务所非常对口,以擅长打诽谤和商业不正当竞争官司而闻名。他们曾代理美国《时代》周刊公司被印尼总统苏哈托状告诽谤一案(苏哈托索赔270亿美元。吴征找这麽大的律师所给我们发信,可能也没少花钱),以他们对美国保护新闻自由的法律的了解,知道这个案子在纽约打根本没有赢的希望。律师的最大目的是要打赢官司,只有赢了官司他们才有钱可赚。吴杨找的律师当然也一样。为他们写一封律师信吓唬一下当事人很容易,一旦真的要接手这个案子,就要全盘评估,有无胜算可能,如果完全没有,他们根本赚不到钱,就不会接这个案子。

但是,如果吴征在中国和我们打官司,我们则几乎肯定会输。最近看了多维网刊载的耶鲁大学华裔教授陈志武关於市场和新闻监督的文章,更感到这一点。据陈志武的研究,当中国媒体被企业或个人以名誉侵害而起诉时,媒体在第一审时败诉率高达69.27%(而在美国,媒体的败诉率仅为8%)。也就是说,我和多维网败诉率达到七成。

导致中国媒体败诉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法律要求举证责任在被告的媒体一方,这就严重加大了被告败诉的可能。因为哪一方负责举证,哪一方的困难和责任更大;不仅证据收集困难,证人也往往不愿出庭。例如我对吴征的“巴灵顿博士”、“在美成功企业家”、杨澜的“《纽约时报》头版”、“哥大校董”、“哥大前5%的成绩”、“三大台邀请当主持人”等等说法提出质疑和否定。按照中国目前的法律,要由我拿出一系列证明上述一切都不存在的证据。存在的东西比较好证明,而“不存在的东西”怎麽证明呢?别说让巴灵顿、哥大、三大台等合作很困难(三大台怎麽合作?他们会愿意出来声明他们从来没邀请过杨澜?),即使他们都愿意合作,那我也得花很大精力去收集这些证据,否则就一定得输官司。而按照美国的法律,则要由原告吴征杨澜举证,由他们提供拥有上述学位、头衔的“证据”等。所以举证责任在哪方,哪方败诉的可能性大。由原告举证,就为被告不输官司提供了极大的保护。

由於在中国必须由被告的媒体负责举证,因此很多企业可以很容易和新闻媒体打官司,写个简单的状子递到法院,就可迫使媒体去做大量的举证工作,仅这一项,就可把报纸拖得以後不愿、不敢再去挖掘丑闻。例如据陈志武的文章,深圳“世纪新源”公司起诉《财经》杂,诉状苹有7句话。陈志武感叹说,“上趟洗手间的时间就能写一纸诉状”。过去中国人写密告信,“八分钱查半年”,把当事人查个半死;现在是“7句话打半年”,用官司把媒体拖个半死。

现正进行的原中共厅级官员、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余秋雨告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古远清诽谤案就是这样,因古远清撰文指出余秋雨曾是文革批判组“石一歌”写作成员。按照中国现行法律,要由被告古远清“举证”余秋雨文革中怎样以文整人,而不是由原告余秋雨举证他没有这麽做。古远清明明是引用余秋雨在上海的文革战友已发表的文章中的话,但余秋雨不告那个上海作者,反而来告古远清;而且不是在古远清所居住的武汉打官司(按中国法律应在被告居住地法院起诉),硬是不按规矩地在原告余秋雨居住的上海打。这样就逼迫古远清一次次从武汉跑到上海,对於一个穷学者来说,不仅路费、精力、体力难以吃得消,而且要他对余秋雨的文革行为举证当然也不容易。余秋雨想用这种方式逼迫对方认输,以杀一儆百的方式警告他人不得对“余院长”等党的文化官员说三道四,进行监督批评。曾被当局考虑提拔为文化部长(他自己透露)的余秋雨不久前接受香港《亚洲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要对批评他的人和媒体逐个告,“官司要不停地打,打五年十年,一个个打下去”。

据陈志武的文章,在中国,企业告媒体不仅胜算大,而且获得赔偿金的概率是61%(而在美国仅为6%)。像吴征杨澜那些真假企业的大款们,不仅不负举证责任,胜算很大,而且还会得到“赔偿金”。这还仅仅是从法律层面,还不算从政治层面:他们可以用金钱贿赂高层官员,或者私人关系来以权势干预司法,获得胜诉等。杨澜就通过前中宣部副部长、《人民日报》社长王晨的私人关系,成功地阻止了我在《中华读书报》上继续发表调查吴杨的文章。如果这是一场官司,可以想见其结局。

但是在美国,吴征杨澜的这些手法都根本不可能见效,别说他们很难以在中国的方式拉到真正的政治关系,即使他们有周旋於美国高层的能力,美国官员干预司法的可能性则几乎没有。以克林顿性丑闻案为例,作为国家最高官员的总统,他能做的“干预司法”行为,只是设法让证人说假话。而如果他想影响、甚至干预法庭的判决结果是根本不可能的。除了法律的巨大约束之外,官员们还受到媒体的严密监督,所以谁有中国官员王晨们那麽大的胆子呵。

在美国和媒体打官司,吴杨作为原告除了要举证之外,他还必须证明我的调查报道有三个大错:第一,报道失实;第二,对吴杨名誉造成损害;第三,作者有事实恶意(事先就知报道不实,不加核实,故意陷害他们)。吴杨在第一条自然难以胜诉,因为如果他们能拿出任何报道失实的证据,早就和我在法庭上见了。第二,如果他们的名誉因为报道而受到损害,但他们却无法证明报道错误的话,那麽损害就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而不是报道者。第三条是最为保护记者和媒体的,就是原告必须证明媒体有事实恶意。即使媒体在第一、第二条都输了,报道完全失实,也伤害了当事人,但如果原告无法证明媒体有事实恶意,那麽他的官司也是打不赢的。

吴征杨澜大概也通过律师弄明白了,按照美国的制度和法律,他们没有可能打赢官司,因为他们的确撒谎了,欺骗了。但是,经过如此一番媒体的“洗礼”,吴征杨澜不仅死活一个字也不向公众道歉,也丝毫没有像北大的王铭铭和香港的李泽楷那样反省自己的行为,而是一边继续撒谎(说离开新浪和他的假学历没有关系,而是因被一家“规模非常大的国际传媒集团”聘为执行官,“但後来因对方高层人事变动”而作罢。哪一家公司?吴征在继续使用他一惯的骗人说法),一边用现今中国世面上的收买手段,拜会报社,企图在美国封住记者和媒体的口。恶劣至此,的确太“开先河”了!

除了这种近乎不可理喻的恶劣之外,这对自称“媒体人”,要以新闻为一生事业的人的思维方式,也让我觉得只有用广东话的“漆线”来形容才准确。因为他们可以收买几张报纸,和某个记者,但是对海内外那麽多知道了他们欺世盗名行为的读者们,他们怎麽交待呢?他们以为像鸵鸟一样把脑袋埋起来,人们就都忘记了那一切谎言?更何况他们绝不想就此隐姓埋名,而是要继续出人头地。可脑袋一冒出来,读者们(和杨澜的观众们)就想起“巴灵顿博士” 和“哥大笑董”,这怎麽办呢?

再说,他们总不能相信中国的媒体在他们活著的年代永远归王晨们掌握?一旦中国有了新闻自由,谁能保证他们的“闪光经历”不被再翻出来欣赏一番?由於吴征杨澜本人暂时并没有因为海外的“吴征杨澜事件”而受到什麽根本的影响,所以大概不少人很失望,觉得媒体大概也没有什麽作用。但我可不这麽悲观,目前海内外的中文媒体都处於一种特殊阶段,但它会一步步走向媒体的规律,就像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政治一样,它们都会一步步靠近人们内心渴望的路子。

吴征杨澜的问题最後一定是,只要他们不公开道歉,人们就会一直记得他们;至少我会记得。

2003年1月21日

2003-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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