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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中国出个蒋经国是可笑的,需要的是雷震那样的勇士!

台湾《民报》专栏作者∶殷惠敏

(民报编按∶今天,是台湾民主斗士、《自由中国》杂志创办人雷震逝世的纪念日,1960年雷震与台港在野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中正三连任总统”,结果遭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构陷入狱。本文作者殷惠敏以“特务头子变成民主推手”为题,直指中国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企盼有一天中共也能出现一个蒋经国式的人物之可笑,文中亦述及两蒋迫害雷震、民主杀手的本质,在雷震逝世纪念日这一天读来,特别发人深省┅。)

近年来,中共为了对台湾的国民党统战,在有关抗战历史的书写上,刻意哄抬蒋介石的gong绩。在电视剧目上,蒋介石父子也有了正面的政治形象。大陆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也顺此推波助澜,甚至企盼有一天中共也能出现一个蒋经国式的人物。

由台湾《中国时报》出资,请一位美国退休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为蒋介石和蒋经国写的传记,其格调和过去蒋家御用史家的作品其实差别不大,但因为作者是洋人,对华人读者来说,似乎就增加了客观可信度。实则,尽管过去几十年蒋家政权有过铺天盖地的宣传,只要亲身“走过从前”,体验过台湾政治发展历程的人,都不难辨识出什麽是真像,什麽是假象,什麽是幻象。这不是请来一个远地和尚就能混淆是非的。

特务头子成民主推手

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台湾政治发展的探索,使人了解到,在诡谲多变的表像下,也有恒常不变的事物。那就是蒋父子为了维护权力所采取的毫不松懈的手段。

事实上,自从叶公超代表台湾政府同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后,台湾固然有了安全保障,大陆不敢贸然攻台,台湾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按照条约义务,台湾也无法在不知会美国的情况下,迳自对大陆发动攻击。这个限制所造成的台湾地位的实质改变,已使得国民党政府宣传多年的“反攻大陆”国策成为政治神话。这一点,不仅杜勒斯和叶公超心知肚明,蒋介石父子也心理有数。基本国策无法成立,政权的法统,包括戡乱时期戒严条例的设置,中央民意代表的无限期延续等,也都要出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维持专制统治所依赖的只有谎言与暴力。

明眼人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蒋介石要违法连任时,胡适苦口婆心劝他遵守宪法。胡适建议国民党必须“毁党造党”,台湾才能走上民主之路。 “毁党造党”就是毁弃“革命”的党,建造遵守民主游戏规则的党(这样的处方对今日的中国大陆似乎还是适合的)。胡老头这个温和的建议,却激起了有儒学修养的基督徒蒋介石的肝火。他忍不住在日记里大骂胡适为“买办文人”,“其劝我’毁党救国’,此与共匪之目的如出一辙。”

前仆后继的民主运动

曾被推举为“十大杰出青年”之一的台大法学教授彭明敏,也意识到国民党政权的这个“法统危机”。他在“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中,直指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把戏是二十世纪的一大骗局。蒋的意图是要“利用非常时期的名义,排除宪法和法令的正当行使,陷害爱国而富于正义感的人们,进一步限制言论,封锁新闻,控制思想,实行愚化政策。”这正好勾画出蒋经国的使命所在。

吴国桢要落实人民的宪法权利,实施地方自治时,蒋经国就指使特务系统以抓“流氓”来恐吓地方领袖,甚至企图谋害吴的生命。为了消除孙立人势力的潜在威胁,蒋经国不惜炮制一场由假匪谍策动的假兵变。雷震的《自由中国》杂志反对蒋介石违宪连任,雷震和台湾名人李万居要合作组党,蒋经国又搬出“匪谍”戏码,逼迫杂志社的职员刘子英出来自诬,将雷震按上“知匪不报”的罪名,判处十年徒刑。雷震被捕后,胡适在美公开为雷震辩护,强调雷震绝非叛乱犯时,蒋介石在日记中的反应就是泼妇骂街了∶“此人(胡适)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徒恃外势而无国法,只有自私而无道义,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

“野犬狂吠”?骂胡适没有“国法”,倒是令人莞尔的。

然而,台湾的民运一直前仆后继,从未止息。白雅灿参加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的政见,要求蒋经国公布私人财产,缴纳蒋介石遗产税,解除戒严令,结果以违反基本国策,鼓动叛乱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杨金海与国会议员郭雨新组党,结果遭警总逮捕,以意图颠覆政府的罪名被判无期徒刑。当年带领党外人士于国际人权日在高雄示威游行的“美丽岛”领袖黄信介、施明德,初审被判无期徒刑。在另一件“匪谍”案中,特务系统要吴泰安自供为匪谍,来诬陷高雄的党外重量级人物余登发,吴泰安在狱中翻供后突然又“畏罪自杀”。同样的戏码,演了又演,这些政治案件背后的黑手,都可以追溯到蒋经国身上。

可是,在蒋经国基金会赞助下,陶涵撰写的蒋经国传记,却称颂他为台湾民主的催生者,不免令人啼笑皆非。台湾的民主推手难道不是在专制时代前仆后继的民主运动吗?推动民主化的是推手,压制民主化的是杀手。杀手只能从反面促进民主化。替杀手改头换面,把杀手说成推手,要不是黑色幽默,或价值错乱,就是如纳粹所说,谎言说一百遍就成真理。这是国民党政府多年宣传所造成的潜移默化的效果吗?

其实,早在七十年代,出身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学者谢善元,在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出版的《亚洲观察》撰文,分析蒋经国在不同时期向干训班的干部和学员所做的内部讲话,就发现他的政治思想中没有任何可与民主政治衔接的地方。

蒋经国强调的革命任务是巩固领导中心,打击分歧份子。他领导的特务系统,也的确压制了历来对国民党统治的大大小小的挑战。 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可说是对台湾民主运动的一次规模最大的镇压。对蒋经国来说,他固然是不辱使命,但台湾至今在政治冲突中让人感到的一股戾气,却是以往长久的挫折所积累起来的。这显然也是蒋经国留下的政治遗产。

1988年,在蒋经国死后的翻案风中,雷震案的关键人物刘子英,写了一封信给雷震的遗孀宋英女士,忏悔他当年扮演“匪谍”的往事∶

“雷太太∶我实在kui对雷公和您了,所以不敢趋前面领罪责。回想当年为军方威势胁迫,我自私地只顾了自身之安危,居然愚蠢得捏造谎言诬陷儆公,这是我忘恩负义失德之行,被人讥笑怒骂自是应该,所幸社会人士大多明白这是怎样的一桩冤狱,而您对我的为人罪行也仍给以宽容,从未表露责怪之意,因而益使我无地自容。┅”

这或许可为陶涵笔下的蒋经国这个“民主催生者”的业绩,做一个注脚吧。

陶涵写的蒋经国传记,访问了包括蒋生前的心腹侍从李焕、王升和读报秘书宋楚瑜、马英九等人,还为蒋经国在江南谋杀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刻意洗刷,认为他本人对此并不知情。但效果可能适得其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侦查线,毫不费力就从执行暗杀行动的竹联帮追索到台湾国防部情报局,最后锁定在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身上。这件消息经《纽约时报》记者包德甫(Fox Butterfield) 报导出来,对蒋经国和国民党政府来说,都是十分难堪的事。

众所周知,王升被黜后,蒋经国已疾病缠身,本来召集各部会首长开会,下达命令的核心小朝廷“刘少康办公室”的机要事务,交由次子孝武代行。蒋经国从八十年代初就有意培养孝武接班,所走的途径似乎和自己当年一样,是在情报机关里“历练”。不久,情报系统向蒋经国汇报的重要国安情报,都由蒋孝武经手过目,俨然成为蒋经国的耳目。眼看专制的三世传承就要开展,却在江南案上栽了一个大跟头。

就像他的祖父年轻时与上海黑帮的渊源,蒋孝武也有利用帮派“报国”的奇妙想法。情报局被鼓励去尝试一条新路线,于是便产生了指使竹联帮在1984年10月赴美刺杀江南之举。江南在这一年6月访问了吴国桢,得到一些尚未公开的资料。江南计划动笔写吴国桢的传记。这些资料一旦公诸于世,对国民党多年来营造的蒋经国形象,将是不利的。但主事者忽略的是,江南是美国公民,美国是台湾的保护国,到美国来行刺一个美国公民无异是太岁头上动土。就如一句英文俗话所说,馀下的就是历史了。

联邦调查局掌握了无可辩驳的侦查材料, 在国际媒体的聚焦下,蒋经国在《时代周刊》采访记者面前宣布他的子女不会接班。受到美国政府的强大压力,蒋经国被迫向来台访问的《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证实台湾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这个一生致力于巩固领导中心,打击分歧份子的“革命家”忽略的是,他的子女,在民主的游戏规则下,和其他的台湾公民一样,也同样有机会竞选台湾的总统。

这大概就是台湾民主催生的关键所在。现在回想起来,在民智已开的八十年代,蒋经国传子的企图显然是犯了时代错误的。

然而,我不免产生的感想是,只要专制统治的时间够久,泥土路变成柏油路,杂货铺变成小超市,手工厂变成电子厂,专制的道路似乎就变成唯一的、合理的发展道路了。发展经济学家会提供理论根据,政治宣传家会来涂脂抹粉。那些陪伴独裁者打牌度日的爬虫,也“无怨无悔”地沉浸在良好的自我感觉中。 《蒋经国传》的作者陶涵2009年曾经接受大陆《南方人物周刊》的专访。在答覆周刊记者关于如何评判蒋经国的一生的问题时,陶涵的妙答是∶“蒋经国应该坚决反对他的父亲实施白色恐怖。他也应该更早地在台湾推进民主化。”隔靴搔痒到这般地步,令人啼笑皆非。

特务系统成怪兽

权力如同春药,上了瘾之后,企图心会无限膨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蒋经国靠著情报特务系统而控制军队,控制政府的运作以及行政和技术官僚。但在这个过程中,他所操纵的特务系统也变成了一个尾大不掉、行走于法律边缘的怪兽,对台湾政治和社会的荼毒,罄竹难书。在他统治下的台湾,一些有政治理想的人,他们的基本权利被剥夺。不少有志之士或政治异议者因政治主张而投狱、受难,甚至丧失生命。如果说,这是安定繁荣、经济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个代价显然不低。那些在专制的铜墙铁壁中碰得头破血流的思想犯、政治犯,他们又该向谁申诉?被软禁的政治犯彭明敏1969年在冒险离家逃亡前夕,给《华盛顿邮报》驻港特派员写的英文信说∶

“我要离开此地,因为我和我家属的安全受到威胁。我觉得这是保全我的生命及解除我的家属所受困扰的唯一办法。我从军事监狱释放回家以后,我全家一直在受著严密监视,日夜备受干扰。我已得到可靠的秘密消息,特务机关将对我的生命有所企图。整个情势已使我相信,要确保我生命的安全及家属的平安,没有他途了。我十分了解要这样做所冒的危险及其政治后果,但还是要做这痛苦的决定。过去几年,特务机关一再设局要陷害我,使我被判死刑。调查局牛科长和刘组长曾当面威胁我说,他们随时能够杀我。与特务机关有关人士也曾一再警告我有生命危险。我于1964年被捕以后,一直被国民党机关抹黑攻讦。我出门一步即受特务人员跟踪或包围。我的家属每一个都受特务人员的骚扰。连我子女的每日例行活动(如往来学校)也受严密监视。这对他们的敏感心理已有极大影响和打击,使他们近于精神崩溃。”

蒋父子是必要的吗?

在那个时代的台湾,思想箝制、政治压制,特务横行,都是“必要之恶”吗?经济发展是否必须以牺牲民主为代价?为国民党政权辩护的人往往表示,过去这几十年所走过的路便是唯一的出路了。但为什麽是“唯一”的出路?难道不是因为其他的途径都被封杀了?我们今天的困局有许多都是过去几十年所造成的。至今未解决的国民党“党产”问题,不就是当年吴国桢所指控的“国库通党库”种下的因吗?在五十年代以来台湾的政治发展上,我们不免要问,蒋介石是必要的吗?蒋经国是必要的吗?

盼望蒋经国式的人物在大陆出现的人,恐怕是拜错了神。民主不可能恩赐,馅饼从天上掉下来的机率其实很小。还要等待那虚幻的弥赛亚的到临吗?不如听从那句古老的哲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作者殷惠敏,东海大学中文系毕业,台湾俗称的“外省人”,曾在联合国工作,长年旅居海外,现居美国纽约)

——原载台湾《民报》2014-03-11;原题∶特务头子变成民主推手

2014-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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