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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智官∶从“小处”看日本的伟大

作者∶喻智官(爱尔兰)

(作者注∶今天读到曹长青先生的“东京办奥运对世界的四个好处”一文,谈到日本人的素质,连美欧都达不到。对此我深有体会,仅治安一项,美国不用说了,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能和日本比。但中国人对日本的误解太深。我十年前写过一篇介绍日本的小文,看了“东京办奥运”后,翻出来旧作,好像还没过时,跟着这个话题,作为补充。)

●误导的日本观的结果

读刘宾雁先生的文章《从美国学习什麽?》(载《争鸣》第九期),翻出我压了很长时间的一篇腹稿“日本告诉我们什麽?”比起欧美的经验,地域文化相类似的日本更值得中国仿效。但话说日本,又是一个比欧美更敏感沉重的题目,虽然男人渡日打工、女人“飞”嫁岛国的热潮始终不退,可你要道日本人的好处,就可能担“说不”之类的“愤青”加给你“汉奸”罪名。所以中日建交三十年了,我们可以读到《中日交流史》之类的“宏著”,却很少看到深入剖析日本国民性从而认清日本国度的文章和著作。

至今难忘十几年前的那次震撼。我带着大包小包走出成田机场后,一直处在似真似幻的惊诧中,不敢相信从上海到这里不过两个小时,倒像坐宇宙飞船上了更发达的星球。虽然读过关于日本已进入现代化的只言片语,坐在簇新的公共汽车上,目迷五色地看著亮如白昼的东京,我仍不肯相信三十多年前这是一座败战的废城。说不出的痛苦卷走了我的全部兴奋,因为意识里仍然带着无法消除的敌意,所以这痛苦就加倍的深重∶我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在抗日战争中赢得惨不忍睹的胜利国在另一个战场(确切的说是竞争场)输了,输得惨不忍睹。

不用在日本呆很久,就可找到这种强烈反差感受的由来——从小接受误导的日本观教育所至。共产党为了向人民灌输自己领导抗日的说教,除了记录日本在南京大屠杀之类的凶残,就是热衷于在电影小说中漫画式地描写日寇,以此衬托共产党的“高大全”英雄形像,却不去客观地研究日本这个对手,找出甲午战争以来受害于日本的原因,以避免重蹈覆辙。反观日本,经过二战的老人说起中国和中国人头头是道。因为侵华战争前后,日本中小学把中国的历史和地理作为日本的一部分来教,至今由于和中国历史文化的渊源关系,日本的许多历史教课书一直把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列在书上,书店里也放着各种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书籍。“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面对熟通中国兵法的日本,忘了祖传法宝的中国人焉有不败之理。

从那以后,日本是怎样一个国度,日本人是怎样的国民,日本战后是如何起飞的,成了我观察日本社会的一个大课题。

●从小处看日本人的敬业精神

我们这茬文革后出走的打工“留学生”,论在外做学问,无法望鲁迅那辈的项背,也不敢比三、四十年代(当时许多人因日本学费比中国便宜才去留学,可见当时两国生活水平有差距也不大,那些为中国今天的落后寻找“底子薄”遁词的人会觉得是天方夜谭吧。)那批真留学生,但也有一项优势,就是沉到日本社会的最底层,与最辛苦的劳动者相处,从他们身上体认日本国民的本质。

日本人的敬业闻名于世,但只有亲眼所见,才知他们敬业的程度。

我去一家清扫公司,看见兼管大楼的清洁工每天结束工作后记日志,十几年如一日,足足记了十几大本;一个清洁女工天天趴在地上擦抽水马桶底座,我不由暗叹自省∶要是自己做那种工作,不仅做不到,首先想到没必要。正是这种以科学家做实验的意识干清扫,用清洁精密仪器的态度洗马桶的态度,使日本各行各业制造出一流的产品。风靡世界的日本汽车、家电等工业产品自不必说,许多农产品也是如此。在日本每天吃大米,只道它好,也不觉它的精贵。有一年日本稻谷歉收,政府乘机开放大米进口市场,享誉世界的泰国大米蜂拥而至,虽然价格只是日本米的一半,有人试过后不再问津,因为泰国米不仅缺乏粘力做不了日本寿司,煮饭也让日本人无法下口,结果近百万吨米无偿送往非洲。日本还有一样绝品“神户牛肉”,农民给牛吃麦牙,还为牛定时按摩,使切开的牛肉肥瘦相间,用它在开水中涮吃,味道鲜美无比,价格是进口的澳洲牛肉的10倍。还有农民从国外引进网纹瓜,在暖棚精心培栽,最次的10美元最好要40美元,在欧洲这种瓜只要一美元。但尝过之后,你会宁可吃一片日本瓜,不要吃一只一美元瓜。这大概也是欧美人称日本物价昂贵的一个原因吧。

为人称道的日本服务业把这种精神用到近乎严酷的程度。商店发错货或送到家的产品不合格,店长或经理立即带上新品登门道歉,有时还得低头听顾客的抱怨,当然回去免不了训斥办错事的下级,下级也只能低头说“是”。在日本你决不会碰上花钱受气的事。一位六十多岁的邻居开印刷作坊,印一张贺年卡不过赚一美分,但顾客要求隔天交货,他就喝着咖啡通宵达旦地干;在非居民区的交通要道修马路,常常一个晚上神鬼不知地完工了。

日本人从小确立的危机意识培育了这种刻苦。他们总是背书样说∶日本没有矿产资源,也没有足够的土地,近76%是山地(上面覆盖著森林),再减去人烟稀少的北海道,一亿二千多万人生活在不足十万平方里的土地上,除了比别国人加倍努力,没有别的出路。中国刚好相反,我们小时上课,学的是“中国地大物博,矿产丰富,人口众多,┅┅”听了觉得有点吃不完用不完的意思。如今才翻出底牌,“中国资源短缺,日渐荒芜”,好在还来地及,就学日本人的顽强精神吧。

● “忍”字的内涵

剥开这种敬业精神的内核,可看到日本文化性格中的一个“忍”字。日本人一旦处于下级、低位或败方,即使有理也只取认错隐忍一途,因为日本社会一般不同情弱者。所以他们不花精力强词夺理或妒贤忌能,也不怨天恨地,只埋头苦干,争取从弱势中挣扎出来∶第一步按上级的要求尽力做好工作,减少受辱,第二步争取自己当上级。

战后的日本把这个“忍”字发挥到极致。

日本人信奉“成王败寇”的思想。天皇一下投降诏书,日本人立即和战时判若两人,心服口服地向美国为首的占领军俯首称臣。在司令麦克阿瑟的指导下,日本从政治经济教育按美国的模式全方位改革,尤其是四六年制定的永久放弃战争和战力、确立三权分立的和平宪法,奠定了日本民主化的坚实基础,至今没改一字。五一年日本恢复自主管理权后,民选的保守政府继续在政治经济外交上无条件地追随美国。那些年,日本似乎什麽也没有了,没有面子,也没有民族自尊,好像是美国卵翼下的附属国。虽然右翼妄图恢复天皇制走回头路,左翼向往社会主义反对日美建立共同防卫条约,但主流的百姓依然含著这个“忍”字,输谁服谁,自愿沿著美国划好的路线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

凭着甘受“跨下之辱”的负重精神,日本度过了战后最初几年的政经难关,又经过十几年的奋斗,1964年东京举办奥运会,在战争的废墟上站起来的新日本矗立在世人面前。到七十年代日本的人均经济实力超过欧洲,八十年代末超过美国,成为超级经济强国,是美日欧三个经济实体的一根柱子。虽然至今日本人喜欢用“美国打喷嚏,日本感冒”来形容美日的依存关系,但今非昔比,为了维护世界经济次序,美国必需与日本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谦虚务实的本性

日本创下的经济奇迹,还得益于明治维新创下的政经基础,而明治维新的成gong也是受惠于有“忍”意的谦虚务实精神。

江户末年,势力强大的地方诸侯坚持“尊王攘夷”政策,他们炮击经过日本下关海峡的美、法、荷军舰,遭到反击败北,不得不和美、法等国讲和并放弃“攘夷”政策,不久拉开明治维新的序幕。

明治维新的改革多是向先进国学习的产物。伊藤博文等人去立宪君主制的德国研究宪法,回国后起草大日本帝国宪法草案,并请几位德国法律顾问指导。宪法确立天皇绝对权力的同时,也设立了众议院和贵族院,确立了三权分立、政党政治和国民参政权(纳税15元以上的25岁以上的男子有选举权,约占总人口的1.14%)等现代民主要素。其中,议会向天皇的上奏权、对政府的质问权、法案的提议权、请愿的受理权等条款,是在德国顾问的坚持下写上的。在军队方面,陆军先参照法国后采用德国编制,海军采用英国式。教育方面,采用法国义务教育制度,颁布仿效美国自由主义体制的教育令,尊重地方自治因地施教的方针。

如今日本是亚洲唯一与欧美比肩的最成熟的民主国家,但日本还在继续虚心学习,去年开始仿效英国,每周举行一次政党公开电视辩论,让各政党的政见更清晰的展示在选民面前。

日本人不仅勇于接受新的,也善于保持老的。在原属汉字文化圈的国家——越南、朝鲜、日本中,连始终继承儒家文化的韩国都只保留五百个汉字,而日本却常用近两千个汉字,而文科学生学习《孔子》《孟子》等中国古典,都用只加注音的原籍。

长久以来,日本人的谦虚务实被中国人讥为“只会模仿”,对此日本人不仅不辩解,还常自嘲“我们只是模仿力强”。然而一日复一日地老老实实做“只会模仿的笨伯”,终于接出了正果,成了真正的智者。一向不喊“超英赶美”之类口号的日本政府,去年破天荒地在科技建国规划中,提出五十年内培养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引起包括日本科学家在内的国内外人士的质疑,不料今年就得到了佐证∶日本不仅连续第三年获诺贝尔奖,今年还得了物理化学两个奖。获化学奖的田中耕一只有43岁,是民营企业的一位普通工程师,他的成就除了学识靠的就是前面所说的执著。

日本这只跟着欧美学步的笨拙“乌龟”,在政治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上开始向科技强国挺进了;可怜海峡这边中国这只聪明兔子,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中国特色”,整整跑了一个多世纪还在原地打转,今天的执政者不愿为全民族的利益跳出一党私利的窠臼打破专制的藩篱,却任凭中国这艘千孔百疮的“泰达尼号”航向灭顶之灾。

●教育是立国之本

几年前在日本看过的一部电视新闻短片长存记忆∶有个乡村小学的最后一名四年级女学生将随父母移居大城市,这是学期末的镜头,为女学生一个人上了几年国语和算术的老师及村长为她送行。他们含着泪花诉说留恋之情,因为他们不仅送别最后一名学生,也是送别这所上百年的学校。几年间,地方政府不惜代价维持这所只有一名学生的学校,他们本可以把女孩转到别村的学校,让她父母每天开车送她。看着疏落的雪花中,漂亮的校舍下,师生依依惜别的画面,我的眼帘不由发潮。想到中国无数山村里简陋的茅屋学校,成千上万孩子坐在石凳上课的情景,我真想把这座空关的校舍搬回中国,连同校舍所包含的教育理念┅┅

日本1886年普及四年义务教育,到1909延长到六年,入学率超过98%,是当时世界教育普及率最高的国家,战后又延长到九年。日本人说的“义务”两字是铁打的,早年政府一时顾不全孩子吃不饱饭的家庭,但为所有适龄学童建造校舍配备师资,父母不送孩子上学是违法行为。房东经常跟我忆苦思甜,战后食品短缺,每天拿着拳头大的饭团去学校,饿着肚子不敢逃学。如今日本百岁以下的老人几乎没有文盲,高中就学率近100%,大学入学率达60%以上,依然是世界教育水准最高的国家。

报纸的发行量应是国民文化水准的一个标志。日本全国性的大报《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的订户在八百万到一千万之间,《每日新闻》《日经新闻》《产经新闻》等也各有几百万份,还有《东京新闻》等各地方报纸的几十万到上百万印数,连共产党的机关报《红旗》也发行二百万份,是共产党除党费外的最大的财源,再加各种宗教和娱乐等报纸,总数近八千万份,而人口是日本两倍的美国只有五千万份。也许是记取战前受军国主义宣传蒙蔽的教训,日本许多家庭为了比较不同的观点,常订阅两份以上的报纸,足见长年民主熏陶增加了人的明智和包容性。

最令人感慨的是∶当中国在宣扬“知识愈多愈反动”,使知识分子劳动化粗俗化时,日本却在走工农大众知识化的道路。我的左邻右舍中,那些从事豆腐作坊、裁缝、建筑工作的退休老头和普通的家庭妇女,至少七、八成人在书法、绘画、花道、茶道、作诗、日本古典舞蹈等文化活动中选择一样爱好。而知识分子则结合专业组织更高层次的兴趣小组。我的指导教授每周参加一个读书会,会员都是和他同届的研究生,他们每年交几篇论文,定期自费出版杂志,至今整整坚持了45年。货真价实的学术多数产生在这种非gong利的研究中。

所以深入走进日本社会,你会感受到一种很浓的文化气息,真正认识到文学艺术不是少数人的专利,这是在自由多元社会中积极进取的人生才有的多姿多彩。

●集团性和牺牲精神

日本人热中各种爱好的另一个目的是进入团体,包括许多宗教组织,有些人好像为了加入组织才去信仰那个宗教的,因为日本人的家庭观念比中国人薄弱,大多数人就去团体寻求归属感和安全感,由此形成日本人强烈的集团意识。

当年日本人在中国的残虐行为就是由集团性的疯狂引发,至今你还可看到它们的一点影子。日本的每个大学有各种运动队,每年要参加各种联赛,所以每个大学就组织专职的学生啦啦队。当球队的运动员学生在练球时,这些自愿加入啦啦队的学生也在练习声援的口号和节奏。每次在校园看到啦啦队的排练劲头,总让我浑身一激灵,这种劲头如果变成破坏力肯定十分可怕。幸好,和平安逸了五十年的日本的年轻人只知球场不知战场了,倒让人敬佩这种为集体荣誉甘愿当陪衬的精神。中国也不乏为本地区助威的“热血” 啦啦队,但谁愿意为了几声吼叫去定期操练?

日本政治家也不乏这种的精神。与中国五十年多间只有毛、华、邓、江四个领导人的超“稳定”相比,日本同期换了二十几个首相,其中不少是田中角荣那样因社会危机和丑闻引咎辞职的,这当然归gong于民主政体,但看事变过程,不少政治家是为了保住执政党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权利。更有一些右翼议员,明知为侵略战争翻案要下野,偏在当上部长后不久出来叫嚣一番,以扩大他说话的影响力,好像熬到一个部长就是为了宣泄心绪,声称为了民族尊严必须说出事实。作为中国人,对这类右翼政客义愤之余,不由联想,在彭德怀事件、赵紫阳事件时有三分之一的中国政客们拿出不恋栈不怕丢乌纱帽精神,中国早就不是今天的样子了。

商场上同样可见日本人的集体观念。东京繁华的商业街上,高楼林立,多数是几家公司合租一幢楼。但公司店家竖出楼面的招牌,高度不超过自己所占的楼面,宽度一搬不超过两尺,店招整齐地贴墙排列互不遮挡,行人在很远就能看清每幢楼不同公司的招牌。我是到了香港才发现这个小节的。香港商业街的店家,彼此争着让行人注目,拼命把牌子往马路中央伸,结果大小不一高低不齐的招牌插在半空,远望只见花花绿绿一片,牌子和店家根本对应不上。同是资本主义市场的日本和香港的细微可以看出中日国民性的差别。

●是儒家还是资本主义?

这种集体主义来之日本的“和”文化,就是注重社会和谐,体现了“和为贵”“求同存异”的儒家精神。

十年多前,亚洲四小龙紧随日本在世界崛起,其时邓小平既要维持独裁统治,又要搞经济改革,就提倡新权威主义,精英智囊为他找理论依据,把日本和四小龙的崛起归于儒家文化,认为四小龙的经验提示,没有民主化也可以走向经济现代化。一时间,宣传新儒家,研究新儒学,著实热闹了一阵。

今天的事实已经证明,当时把邓小平(江泽民也可能自称)的所谓新权威主义和四小龙扯在一起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讨论,所以毋需赘言。重要的是,分析日本的成gong经验,认清儒家文化的现实意义。

综观日本的各个领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整个国体的硬件是欧美式的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但具体操作时用的软件却大多是包含儒学的日本传统文化。日本的拿来主义始于二千年的汉朝,唐朝时达到顶峰,大批遗唐使来中国留学,回国后推动大化革新,确立皇室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后期接受王阳明的学说,“知行合一”,保持道德“良知”已经揉进日本人的性格;《菜根谭》在日本远比在中国普及,它所宣扬的自省精神深入日本人心;至于《三国演义》,不仅和中国一样家喻户晓,还和《孙子兵法》等兵书是政界商界领导喜欢研读的书籍。

日本的政坛让西方人看不太懂,战后五十多年,除了极短暂的两次更迭,政府一直由自由民主党独霸,有些中国留学生就此认为日本也是“一党独裁”。其实自民党是“党内有党”,有几个观点略异的派阀,在选举时“举党一致”夺得众、参两院的多数,然后各派阀协调平衡,推举党首出任政府首相,一般是各派阀首脑轮流担当。遇到危机时,就推出“人气”较旺的非派阀人物应付局面,十年前的海部首相和时下的小泉首相就是这类角色。所以日本的首相不一定是最出众或最有实力的人,而常常是党内协调后的各种政策的代言人。九十年代初,随着日本人民主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党内外解散派阀呼声十分高涨,引发了几次大的政党改组,致使自民党已不能单独过半数,一直和小党联合执政,但派阀依然如故,其它野党也是如此,因为它出之传统文化积习,非一时一刻能改。

对日本这样成熟的民主国家来说是弊端的派阀体系,倒很值得时下的中共参考。如果中共害怕失去执政党的地位,可以先允许党内形成公开的不同观点的派别,通过党内选举协商,推举有民望的派别首脑做领袖,推行符合民意的政策,使共产党挽回人心,在此基础上再开放党禁。这样既可能减少社会震荡,又为过度到全面政党政治铺平道路。

日本的经济体系更加奇特,公司间的业务交往,作为法律依据的契约只是形式,一般都靠人际关系维系。看起来和中国的关系网类似,但又截然不同,他们之间的信誉是用过硬的产品建立,中国却常因关系户而降低质量(当然是公有制的积弊)。一旦发生矛盾纠纷,他们一般也不找律师,而是先双方商谈解决,很像中国的“私了”,大约有90%以上都能自行解决。找律师的人很少,使日本律师的需求量很底,全国只有一万多名律师。日本大多数人一生没找过律师,这一点也和中国相似,与人人都有自己律师的欧美社会不可比拟,所以日本法院的作用也相对薄弱。比较两者,强调法律监督的人际关系较为被动,而以信誉维系的社会更富人情味,也更和谐稳定,至少更适合中国国情。

这可能是日本超过欧美的原因之一。所以说,中国的儒学并不是废铜烂铁,也有许多好东西值得我们弘扬,但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在日本和现在的韩国台湾那样的民主社会以及新加坡香港和早年的韩国台湾那样的资本主义法治社会的框架里才能发挥其价值。

●恩怨不解的中日关系

一流的国家肯定有一流的素质,日本也应该不例外,但中国人甘拜欧美下风,却总不肯服气日本,好像不光是旧仇未消的问题,还有点同类相克的意思,犹如萝卜克人参,反之日本对中国也是如此。如果沿袭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的传统说法,日本抛弃台湾和大陆建交后的关系就是一对同床异梦的冤家兄弟,一会儿动辄组成几千人的亲善团体互访;一会儿是“钓鱼岛事件”“教科书风波”“参拜靖国神社争纷”,恩恩怨怨难解难弥。

其实,三十年来双方一直在误区里交往∶强奸民意的中共以己度人,希望日本政府如他们一样任意行事,而日本的国民也犯同样的错误,认为中国政府的意见就是全中国人的想法,导致误解越陷越深。

当初建交就是连环错的开始∶田中角荣首相访问北京五天,毛、周就和他决定了一揽子问题,不仅匆忙建交,还不顾十亿人的心愿,轻易放弃三千万人命为代价的战争赔款,日本感激涕零之余,认为问题圆满解决了。随后日本给中国无息贷款,中国认为这是日本对放弃赔款的补偿,日本却认为是对中国的恩惠,有点像美国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不仅每年要在国家预算中审议,指定中国的用途和项目,还附加不允许用于军备等条件。对此不满的中共,适时允许个别人大委员和部分学者提出“对日民间赔款要求”的话题,使日本人认为中国人出尔反尔,重新提出已经解决的战争赔款。年前,日本认为中国宣传“日本无息贷款援助中国”不力,要求在贷款建设的北京车站上竖碑注明,为了下一年的贷款,中国政府不得不照办,真是“拿了人家的手短”,本来很清楚的中日两国到底谁欠谁的问题,在中共为维护一党利益的操作下变成了一笔糊涂帐。

至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除了执政党的右倾意识,还有某些团体的压力,至少迎合了多数选民的心愿。我接触过许多日本老人,除了当年就持反战立场的共产党员真诚地表示毽N,大多数人依然坚持“大东亚共荣”的观点,认为“当时中国内乱需要日本帮助整合”,他们至今不承认被中国打败。虽然我可以驳倒他们的谬论,但肯定不能让他们心服,因为“谁强服谁”的另一面就是“谁弱欺谁”,这种民族心理在日本根深蒂固,如今不敢言“欺”,但仍然难改“轻蔑”。试想,中国人的人均产值只有日本人的45分之一,也就是一个日本人的价值等于45个中国人,除了“轻蔑”,我们还能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什麽?

何况在“钓鱼岛事件”等问题上,中共不是站在民族利益用民族气节和日本交涉,而是把它们作为和日本讨价还价的筹码,所以日本天皇和历次首相来华时的讲话至今没达对韩国道歉的程度,但中共都接受下来,事后民间再说日本的反省不彻底,连一些原来亲中的友好人士都觉得中国人没完没了。最近横滨大学的汉学教授矢吹晋就反问∶中国如果觉得日本道歉不够,当时为什麽接受了?

不能否认,九十年代以来,随著日本超强经济地位的确立,谋求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右倾势力逐渐抬头,连过去的许多左倾学者也在右转,但目前阶段更多的是对战后所受约束的反弹。真要回头走军国主义的老路也非易事,尽管大多数日本人不认罪,但没有多少人愿意修改给他们带来近六十年安逸的和平宪法去上战场,而且当年在战场没得到的东西今天用经济手段都得到了∶马来西亚的木材,中国的农产品和印尼的石油等,他们为什麽还要上战场?

由此可见,解决中日恩怨的关键在中国。只有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与台湾达成和解,消除日本渔利的空间,然后中日双方都按民意处理两国关系,才能合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同时要铭记“以夷制夷” 的古训,拿出当年日本人来我们大唐取经的虚心,老老实实学习日本的“忍”劲,苦干20年,使中国的人均产值上升到日本人的四分之一,国力达到日本人的三倍,到时,不用我们说“不”,日本人自己先说“是”了。

如果相反,大多数“爱国者”不首先对抗中共解决内政,却继续向日本呐喊“我们虽然贫弱,但依然有权要求正义”,那麽再过三十年,我们还是一个一手向日本借债要钱、一手冲日本抗议被日本看不起的劣等民族。

——原载香港《动向》2002年第11、12期连载;原题∶爱恨不解恩仇——写在中日建交三十周年

2013-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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