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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造反有理到造假有理

曹长青

自去年三月奥斯卡颁奖以来,好莱坞虽推出很多刺激而卖座的影片,但只有九月中旬上映的《机智问答》(Quiz Show),被影评家认为是今年拍出的最好电影,并有可能问鼎明年奥斯卡。

《机智问答》既无枪杀爆炸,也无男女情爱,而是借美国电视史上的最大丑闻,探讨人的道德问题∶1958年,美国电视上有个名为“21”的智力问答节目。参加问答竞赛者中,有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英国文学的讲师范德伦(Charles Van Doren),他风度翩翩,知识渊博,面对各种冷僻艰涩的问题,他都能打败对手。於是他成为美国人崇拜的对象。美国《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都为他做了封面故事。但後来被人揭发,这个“渊博”的大学教师已事先得到答案,和电视台合伙欺骗了观众。此事成为轰动全美的大丑闻。范德伦羞愧不已,从大学辞职,躲到康州一个小镇隐居。至今36年来,他不参加任何公开活动。此次他的事情被拍成电影,记者想采访,也找不到他,因为他已羞愧至极,不敢见外人。

●假造的“第三只眼”和“周恩来的私生女”

这部电影的内容,令人不期然地想到华人世界的作假问题。范德伦这样的人,世界上哪儿都有。但中国人作假被揭穿後,可不是范德伦那种“羞愧至极”的感觉∶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译者”王山作假一事。该书署名为德国学者洛伊宁格尔著,王山译。王山为此译著写的“出版说明”称“洛伊宁格尔是当代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此书因观点奇特,出版後在北京知识圈内一度成为热门话题。但德国汉学界查无此书“著者”。香港媒体再三向北京打电话追询王山,他支吾搪塞,最後承认,此书是他写的,编造了德国人的署名。但他毫无悔意,理直气壮地认为只要能出书就行,并宣称他还要写《第四只眼睛看中国》。

再早一些的事,是旅居旧金山的大陆女性艾蓓写的那本《叫父亲太沉重》。书未出版,就被海外两名作家陈若曦和孔捷生“读解”为,艾蓓是周恩来的私生女。这两名作家接受媒体访问时都表示,这样“读解”,是因为艾蓓女士曾暗示他们,她是周恩来的私生女。而面对媒体无数次追问“你到底是不是周的私生女”,艾蓓也没有一次正面回答说“不是”。

当媒体查询获知艾蓓并没有任何她是周恩来私生女的证据时,艾蓓又坚持说《叫》书只是一本“小说”。但她在书的序言中既没否定它是一本“自传体小说”,也没否定它是“纪实性小说”。後来中共新华社刊文指出,艾蓓为安徽农妇黄菊兰所生。艾蓓找到美国华文报纸的一名记者,“出示”了她不是黄菊兰所生的证据。那位记者报道说,根据艾蓓的要求,她看到的内容不能发表。但她可以证明,艾蓓不是黄菊兰所生。但艾蓓到底出示的什麽证据,读者根本不知道。按新闻常识,记者只能提供事实,让读者得出结论。这名记者却一反新闻规矩,记者给出结论,却不提供事实。这种没有事实的“证明”不仅没有公信力,其实也不重要。因为艾蓓如果不是周恩来的後代,她到底是黄菊兰,还是李菊兰、赵菊兰所生,人们并不关心。关键的是艾蓓至今没有提供出她是周恩来私生女的任何一点证据资料。艾蓓女士的继续狡辩,说明她对作假的事毫无羞愧之感。

●不自尊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三个月前,《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作者周励在纽约版的《世界日报》上刊出半版广告,推销她的书。作者称《曼》书为自传体小说,写她从中国大陆“1985身携40美元,独自来到美国,”五年就赚了上千万美元的个人奋斗经历。该书两年前在北京出版时,曾引起轰动,销量达100万册。但在美国,很多人批评此书胡编乱造。尤其是一些与周励有过生意往来的公司经理和她的原老板,曾在纽约联合举办了记者会,揭露此书编造,并损害了他们的名誉。例如其中一名经理指出,当时与周励做的是一笔两万元的生意,在周励笔下被夸张为20万美元。另一经理指出,周励当时是他公司雇员,在纽约中国城推销中药,而不是像她书中所说,是在曼哈顿繁华昂贵的第五大道开公司。

当然,小说是可以虚构的。但周励坦然而自豪地用这本“自传体小说”在北京领了“优秀纪实文学奖”,那麽这本书的内容就不应是虚构了。从这些经理们揭示的材料和後来媒体追踪,都可以看出周励所谓五年赚了上千万美元的个人奋斗历史是编造的。一位十年前从大陆来美,获得美国经济学硕士,并一直从事商业活动的苏先生评估说,做贸易五年赚了一千万,就等於平均每年都净赚两百万。而按做贸易的常识,一个可以每年净赚两百万的公司,起码要有几千万美元的营业额。即使周励能够从银行开出几千万美元的“信用证”,也需要她的公司有相当雄厚的资产做抵押。而周励自己说,她抵美时只有40美元。

周励女士在《世界日报》刊出的半版销书广告,显著部位却是几个美国人和周励的亲友祝贺她“荣获美国国家专利总署颁发的发明专利”。英文专利证书写著,周励发明了“Protective Breast Pad”,即一种保护乳房的垫。广告的其他部份,宣传《曼》书为“九二年中国文学类畅销书榜首”,并获北京《时代潮》杂志九三年颁发的“全国优秀纪实文学奖”。

“专利”与她的书并没有关系。用专利来推销书也是逻辑不通的。因为一个人发明了多少专利,都不能证明这个人写的书就真实或有质量。从另外的角度讲,在美国获得专利证明是很平常的事。例如我认识的一个从大陆来的装修工人,随手制造出将可口可乐罐子挂在汽车座位旁的小装置,也得到美国国家专利局的专利证明。而他的“专利”至今只有他自己使用。所以,“专利”的主要意义是被生产和推销。而周励女士的广告中,没提到她的“专利”已生产。她打出“美国国家专利总署”的旗号,明显是“借”大旗做虎皮。周励对《曼》书的胡编乱造不仅毫无悔意,还进一步吹嘘自己在美国的所谓成功。

●痞气十足的“北京人在纽约”

而曹桂林以他旅美经验写的《北京人在纽约》一书(後来拍成电视剧,在大陆播出後引起轰动)也是缺乏真实基础。该书作者写美国的商业竞争全是靠撒谎坑骗,赚钱都不择手段。该书和其电视剧的结论是∶纽约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纽约是战场,要想赢,就得有痞气,敢在商场和情场耍流氓。

而美国的实际情况是,人们在经济上的成功,主要靠的是个人的才能、诚实和经营管理能力,而非欺骗。痞子是有,但绝非社会主流。但曹桂林却宣扬这种丑陋的“痞子文化”。该电视剧结尾是“主人公”手指纽约的大厦愤然骂到∶“美国,我操你大爷!”它形象地传递出,这种人类的劣质部分在向人类文明挑战。

曹桂林以这一作品在大陆成名後,记者包围他,他用谎言包围记者。当上海《侨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相继刊出“曹桂林和他的太太叶英”在北京上海如何如何时,曹桂林真正的太太江翠华却在纽约召开记者会,哭诉曹桂林根本没有和她离婚,也没有和叶英结婚,就把“他的太太叶英”推到海内外报纸上了。当曹桂林对北京的记者介绍说他在美国是百万富翁,“住房比国内部长还阔,想吃北海道的大虾,跟夫人做飞机就可以去日本”时,他妻子江翠华却泣不成声地在曼哈顿向记者说,他们夫妻的公司已经破产,欠下60万美元债务。曹一回北京了之。整理公司债务时她才被告知,公司的所有股份都在曹桂林的名下,而借贷款四分之三都是由江翠华签的名。所以,公司破产债主都向江翠华追债。江翠华不懂英文,当时曹桂林让她签名时,她从没想到与她有25年婚姻的丈夫会这样缺德。而曹桂林在北京中央广播电台对全国听众讲话说,我写这本书,“是要让国内以及世界了解中国妇女,了解中国女性的伟大,同时我要让人们了解她们所受的痛苦和磨难。”当谈到他的妻子时,他说,“我的太太是一个典型的具备中国优良传统品质的女性。”

●中国人撒谎的原因和条件

撒谎,并非中国人独有。但在中国人中这样连续地有人公开作假而引起相当社会轰动,而当事人却“脸不红,心不跳”,还理直气壮地“造假有理”,在当今世界是不多见的。为什麽中国人“假”到这样程度?至少有这样三个原因和条件∶

第一,在中共统治下,中国实际上一直用谎言维持。在这麽漫长的谎言岁月的浸泡下,太多的中国人已经不知道何为真假,讲真话的功能已经丧失。从上面提到的几个作假事件可以看出,作假者都是四十岁上下,正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从造反有理走到造假有理。这些作假者的特点是胆量极大,而智商又很低。他们的谎撒得都太不圆,不仅经不住调查,都经不住常识的推敲。例如王山写书署上德国人的名字,当人追问时,他还很惊讶。他编织谎言时都没有想到人们一旦问起书的“外国著者”时该怎麽回答;艾蓓的“周恩来私生女”之说在港台美国华人界引起轰动,她事先没有想一想,这麽大的华人群体中,有人问她证据在哪,怎麽应付;周励说来美带40美元,五年赚了上千万,都没思考过这是不是符合常识;而曹桂林干脆不管在美国的妻子怎麽说,就是一味在北京睁著眼睛说假话。

第二,这种谎言连篇引起社会轰动的事屡屡发生,还由於华人新闻媒体缺乏有力的调查和批评。在美国,有两种机制在制约著谎言∶首先,撒谎如果触犯了法律,受法律制裁。其次,不犯法但缺德的,会受到媒体的批评与谴责,使这种人就像《机智问答》中的范德伦一样,羞愧到无颜见人。但中国人的媒体对这种作假的监督与批评都非常无力,对不道德的事件,媒体缺少联合运作同声谴责。同时,由于大陆政治制度的阻碍,使调查性的新闻报道,倍加困难。例如北京的记者就很难调查到《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德国著者到底是谁,在哪。因为他们连自由出国采访的机会都没有。如果大陆有新闻自由,记者只要飞到纽约,到了周励和曹桂林的公司,一下子就可以揭穿谎言。而海外的媒体要想调查到艾蓓是否周恩来私生女,也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去北京采访中共敏感的问题是不受欢迎的。于是艾蓓、周励、曹桂林们就利用大洋两岸媒体无法沟通的缺陷,膨胀了撒谎的雄心,满足了成名的虚荣心。

第三,这些作假者还钻了海内外意识形态化的“空子”。像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被北京官方欢迎,因为它“揭示了美国资本主义的黑暗腐朽”,还符合了一部份中国人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大陆媒体报道,中国男人最叫好的情节是,“中国人在纽约操了美国妓女後,把钱摔在妓女脸上,转身就走。”而在港台和美国华人中,艾蓓的“周恩来私生女”一事所以轰动,并至今还有人相信,是因为该书“揭露了周恩来”。许多中国人对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犯下的罪行痛恨至极,因而对周恩来不利的言论,人们就下意识地不认真思考其真伪了。这种现象的产生,也与华人媒体的泛政治化有关。例如一些华人记者,凡事先想到是不是对中共不利,而不追求是否真实。而真正的新闻记者,首先应该从真实和客观出发,然後才是政治立场和个人情感。而实际效果是,真实客观的东西最後一定是对中共不利的,因为共产主义的核心是谎言。

如果海内外这些产生谎言的原因与条件不消失的话,这样的“作假事件”还会发生。英国华裔钢琴家傅聪曾就中国人撒谎一事说,“将来中国人的邪聪明会发展到绝顶的地步”。这并非危言耸听。且不说大陆商界的漫天谎言,仅仅是出版界这几例就足以说明,中国人的“邪聪明”还远没有到顶,正拾级而上┅┅

(载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94年11月号)

1994-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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