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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杜愚在美国告《前哨》——裁决媒体诽谤案的原则

曹长青

据香港《明报》报道,北京电视台节目女主持人杜愚在香港法院状告《前哨》杂志前年六月发表的一篇说她和中共广播电视部副部长“有染”的报道不实,损害了她的名誉,最後获得赔偿。据《前哨》记者报导,该刊赔偿了杜愚15万港币,并刊登了“道歉启示”。此事似已了结,但最近香港多家报纸报道,北京电视台也派人到香港法庭告《前哨》,说对杜愚的报道也使该台名誉受损,要求500万港币的赔偿。

●逼迫《前哨》破产关门

香港的政论刊物大多是惨淡经营,并不赚钱。五百万的赔偿额,等於逼迫《前哨》关门。北京电视台不是像西方电视台那样的独立私营媒体,而是国家行政部门,并是中共的主要喉舌之一。它对香港一本以严厉批评中共著称的独立刊物这样一种告法,提出这样高的索赔价码,显然已不是一般的诽谤纠纷,而是有著明显的政治原因。而且这是自七月一日香港被中共收回後,第一宗大陆的行政单位来香港与当地报刊打诽谤官司。

七月一日之後,香港还能不能有新闻自由,这是国际社会瞩目的。我曾在八月号《动向》杂志上撰文“香港新闻自由的前景”,其中特别提到,在中共统治下,大陆没有一家报刊能发出独立的声音,以中共这样扼杀新闻自由的历史,北京不会坐视香港的自由媒体。但北京还不敢用大陆那种把媒体全部收归国有的方式立即控制香港媒体,因为那样做国际舆论反弹太大,技术上操作也很困难。最可能的方式是利用香港原有的一些恶法,用“诽谤”和“泄密”等罪名,“合理合法”地与媒体打官司,以巨额赔款的方式迫使报刊破产关门。杜愚和北京电视台告《前哨》案,说明这种方式已经开始。

●美国新闻自由度最高

人类自有新闻传播以来,就伴随著新闻控制和迫害。其管制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事先新闻检查,包括禁止发表,以及制定管制新闻的法律;另一种是事後以“诽谤”罪名制约新闻。在专制国家,一般都采取第一种方式,例如中国,则以国家垄断和事先检查、事後严惩的方式迫使编辑记者自我新闻检查,以达到管制新闻。在民主国家,一般都放弃了管制新闻的法律,但“诽谤”罪名仍使媒体头痛不已。

因此,怎样裁决“诽谤”案,则成为一个国家新闻自由程度的标志。在西方国家中,美国对“诽谤”案制定的法律标准最有利於保护新闻自由,这也是为什麽美国成为世界上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国家。杜愚告《前哨》一案,如果在美国打这个官司,她几乎没有赢的可能。因为美国最高法院早已针对这类诽谤案确立了明确的保护新闻自由的判案原则。

●确立诽谤案胜诉“三原则”

美国的法律与中国不同,它主要不是靠“成文法”,而是“案例法”,即用以前的案例中的判案原则作为以後同类案子的判案标准和依据。

美国最出名的“诽谤”案是1960年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L·B·Sullivan)状告《纽约时报》诽谤。当时正是美国黑人人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一批黑人民权领袖联名在《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幅广告,指责阿拉巴马州蒙市警察对黑人施暴。蒙市警察局长沙利文认为广告内容严重失实,构成诽谤,使他名誉受损,因此在阿州最高法院状告《纽约时报》诽谤,索赔50万美元。阿州最高法院审理裁决,广告中有些内容失实,构成诽谤。

《纽约时报》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1964年,最高法院推翻了原判,认定诽谤罪名不成立,并第一次提出了政府公职人员状告媒体诽谤可以胜诉的著名“三原则”,即当事人必须提供∶第一,报道内容失实;第二,当事人的名誉受到损害;第三,媒体在报道前有“真实的恶意”(actual malice)和“故意疏忽”,即媒体事先就有诽谤陷害当事人的动机,故意编织不实报道;或明知报道不实,不加以查核。

●“真实的恶意”是关键

在这个”三原则”面前,沙利文能够拿出前两条证据,一,报道内容失实∶该广告说警方把当地黑人学生反锁在学校食堂受饿;警方曾用炸弹炸毁黑人民权领袖马德·路德金博士的住宅;警方曾七次逮捕关押路德金等。但经过法庭调查,警方没有锁过学生;也没有用炸弹毁坏过路德金的住宅;路德金被捕四次,而不是七次。二、他的名誉受到损害∶该广告刊登後,沙利文和蒙市警方被很多美国人谴责。但沙利文无法提出第三条,《纽约时报》对他有“真实的恶意”,即事先就有诽谤陷害他的动机的证据。很显然,拿出这样的“证据”是极为困难的。

後来最高法院又把这“三原则”运用到“公众人物”身上,即“社会名流”要想与媒体打赢诽谤官司,也要提出媒体有“真实的恶意”的证据。因为公民社会的强大,已使“公众人物”具有“准政府公职人员”的功能,他们的意见,对上影响政府的决策,对下左右大众的舆论,因此也要受到媒体的监督。什麽样的人才算“公众人物”,最高法院没有给予明确的定义,但最近一个判例是,一个在几千人的小镇中参加社会活动比较活跃的退休警察,状告媒体“诽谤”,最後被法院认定他是“公众人物”而败诉。最高法院後来又把这“三原则”扩大到即使是普通人,卷入处於大众关注的“公众事物旋涡”中,状告媒体诽谤,也要出示这三点证据。

●对付不真实的信息,应是提供更多的信息

美国最高法院对“诽谤案”制定这样的“三原则”,并不是纵容和保护媒体胡乱报道、不负责任,而是基於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保护言论和新闻自由”条款这样的理解∶新闻自由是民主制度的基石,对於监督政府和维护社会公正有极重要的作用。如果让政府公职人员和社会名流轻易打赢诽谤官司,在巨额赔偿的压力下,媒体就会自我新闻检查,不再敢大胆挖掘报道丑闻,刊登调查性的报道。离开强有力的新闻监督,政府就会腐败,社会就没有公义。虽然失实报道对某些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的名誉造成损害,但第一,因为他们是官员和名流,会有其他媒体报道采访他们,他们有为自己辩护澄清名誉的机会。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在不实报道使有些官员和社会名流造成名誉损害,和在他们轻易打赢诽谤官司,媒体自由受到钳制,失去媒体强有力监督下他们滥用职权和影响力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之间,後一个损害更大。某种意义上说,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在反复权衡之下,为了新闻自由和保障民主制度,宁可付出前者的代价。

大法官们在裁决“沙利文案”时特别强调,信息应该是一个“市场”,任何信息,包括错误的信息、不受人们欢迎的思想,都应该”不受限制、最大限度开放、流动”,在流动中,真实的信息一定最後占上风。对付不真实的信息,和不受欢迎的言论,应该是提供更多的信息和言论,而不应该用巨额赔偿和绳之以法使媒体沉默。

这样的判案原则为美国媒体摆脱诽谤纠缠和巨额赔偿的压力,更大胆地挖掘丑闻,更热心刊发批评性、调查性的报道,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和新闻保护。

●确定由原告举证的重要性

当年采访报道“沙利文案”的《纽约时报》记者安东尼·路易士(Anthony Lewis),由於出色地报道此案,获得了标志新闻界最高荣誉的“普利策奖”。後来他就此案撰写的论述新闻自由的专著《不得立法》(取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国会不得立法限制新闻自由”),被《纽约时报》书评誉为“对发保护言论自由的划时代研究” ;《费城问询报》称该书使“一部宏观的美国言论自由的历史。” 路易士自1969年就为《纽约时报》撰写专栏,至今已写了28年,两次获得“普利策奖”,是目前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之一。前年,我在纽约采访了他,并在美国《世界日报》发表了介绍他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长篇报道。在与他探讨“沙利文案”时,路易士强调,“沙利文案直接影响了美国媒体的倾向。它等於告诉报界,即使出一些政治问题失实的差错,也应该自由地、强有利地写、写是一种责任。报纸不仅有写的自由,更有写的责任。”

路易士现在还同时兼任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讲授“沙利文案”;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麦迪逊访问教授”,讲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我曾一堂不漏地听了他在哥大的课,研读了他指定的关於诽谤案的书籍。在课堂上,路易士更特别指出∶最高法院不仅确立了至关重要的诽谤案“三原则”,同时明确裁决∶状告媒体诽谤案时,举证责任在原告。也就是说,当原告控告媒体报道失实时,应由原告提供证据,证明报道如何失实;而不是由被告的媒体来提供消息来源和证明消息的真实性。这个原则的确立相当保护媒体,因为当某人向媒体提供了某种消息,而这个消息被某个官员或名流指控为“诽谤”时,这个“某人”可能出於各种原因不愿意出庭作证,或根本就不愿意让人知道这个消息是他提供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院要求被告的媒体举证,那媒体就很可能会因为提供消息的人不愿出庭而无法证明消息的出处和真实性。那就等於说,自己的报道没有“根据”或“不准确”,这样就可能使原告一方以此打赢官司。

●应由杜愚举证《前哨》文章失实

北京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杜愚状告《前哨》诽谤一案,如果在美国法院打这个官司,按照美国最高法院确立的“三原则”,她必须有证据证明∶

第一,《前哨》报道的她与广播电视部副部长“有染”是失实的。而不是由《前哨》举证证明这个消息是真实的。因为《前哨》已被中共定为“反动刊物”,在北京向该刊提供这个消息的当事人,以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不可能出庭为《前哨》作证。即使他有胆量这样做,也没有办法来到香港,因为北京电视台的上级——中国政府掌管著出国手续的审批。因此《前哨》记者在上期该刊报道杜愚一案时感叹∶“我们北京的消息来源却不愿上庭作证,(我们)拿不到证据”。由此可见,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所以确立由被告举证的原则,就是事先设想到被告的媒体要保护新闻来源,且有举证上的困难。

由於必须由原告来举证,杜愚就要有证据证实她与广播电视部副部长没有“床第”之事。例如,有证人证明杜愚不认识那位政府高官,或与他没有亲密来往,或有人证明杜愚与她的丈夫感情笃厚,生活作风一向谨严等等。或者杜愚能举出被指为与那位副部长“有染”的那个夜晚,有人证明她在别处,没有这种行为等。杜愚在接受香港《明报》记者采访时,对此做出的解释是,她是个单亲母亲,“日间上班,下班又要照顾只有八岁的儿子,哪里还可以对外发展感情。”(《明报》,1997年6月14日)这种理由不仅矫情十足,在法律上更根本无法成立。

●“整个北京城里都传遍了”?

第二,除了证明报道失实,她还要有证据证明她的名誉受到实质性损害。例如,丈夫或男朋友因为这个报道而提出离婚、分手或双方感情恶化;朋友因此疏远她;单位因此把她解雇或降级使用等等。像目前杜愚所说的“整个北京城里都快传遍了”这样一个“证据”,在美国法庭是无法通过的。杜愚在开始时向《前哨》索赔30万,理由是“她停职前一年广告费回扣超过五万元,还有工资、奖金、补贴及主持其他各种晚会的众多收入。”如果这些“损失”属实,杜愚必须拿出,她去年一年从广告费回扣获得五万元的证据;北京电视台因为这篇报道给予她停职处分的证据;她的工资奖金和主持其他晚会的收入证据,以及国家税收部门对这些收入征税的回执等。

《前哨》杂志是北京政权禁止带入大陆的刊物,更不允许在中国公开发行。杜愚说《前哨》登的她与广电部官员“有染”的报道“全北京城里都快传遍了”,从逻辑上很难讲得通。而且她在接受香港《东周刊》杂志采访时,说她是“离职”。“离职”和因为《前哨》的报道遭到单位“解职”是不同的。这是两个概念,前者是自己主动,後者才是被动的。

●无法证实《前哨》有”真实的恶意”

第三,以美国的诽谤案判案“三原则”,如果杜愚能够提出前两条证据,第三条证明《前哨》有“真实的恶意”,即事先就有诽谤陷害杜愚的动机的证据是很难举出的。从《前哨》对杜愚控告诽谤一案的最初反应来看,《前哨》并不存在“真实的恶意”。据《前哨》记者报道,当该刊听到杜愚要告他们诽谤时,“我们很愕然,不知《前哨》与杜愚有何过节。”後来经人解释,“才知是九五年六月号《前哨》一篇关於陈希同的文章,提及杜愚与广电部副部长发生丑闻的事。”随後,《前哨》编辑部通过杜愚的律师转给杜愚的信中明确表示∶“如果报道有误,《前哨》应作出更正或澄清;如果对当事人造成困扰,《前哨》应作出道歉;如果确实因此而使当事人蒙受经济损失,《前哨》亦应作出赔偿。”(以上引言载《前哨》今年七月号)这封信显示,《前哨》是负责任的,具有诚意的,不存在“真实的恶意”。

●两个将军告媒体诽谤都败诉

自美国最高法院1964年确立了诽谤案“三原则”後,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在美国想与媒体打赢诽谤官司极为困难。例如,1982年美国有两起轰动的诽谤案最後败诉。一起是前美军越战指挥官威廉姆·威斯摩兰将军(W·Westmoreland)状告美国CBS电视台“诽谤”,索赔一亿两千万美元。但这位将军自己赔进了两百万美元的诉讼费,最後也没有打赢官司。

另一起是前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将军(A·Sharon)状告美国《时代》周刊诽谤,要求五千万美元的赔偿,因为《时代》周刊曾报道说,沙龙将军曾纵容部下在黎巴嫩杀害平民。虽然威斯摩兰和沙龙都拿出了证据证明媒体对他们的报道是“失实”的,并能证明名誉确实受到了损害,但由於他们都是政府公职人员和公众人物,他们都拿不出媒体有“真实的恶意”的证据,最後都败诉了。

●精神分析学家和女记者打了十年诽谤官司

美国近年最轰动的一件媒体被告“诽谤案”,是身居旧金山的精神分析学家玛森(J·M·Masson)状告《纽约人》杂志女记者马尔科姆(J·Malcom)对他的专访文章中有五处引文“严重失实”而构成诽谤,要求100万美元的赔偿。这场诽谤官司从1984年打起,整整打了10十年,引起全国媒体的瞩目。

玛森指控说,那篇在《纽约人》杂志刊出的专访文章,其中五个“引文”他根本就没说过,这五个引文给他名誉带来损害,他的女友因此与他分手。这五个“引文”是,他夸口说,他搞精神分析,就是玩女人,性交乐趣无穷,他是男妓。

女记者认为,五处“引文”都是玛森曾说过的,她有采访录音和采访笔记。法院仔细检查了她的十几个小时的录音带和采访笔记,发现里面并没有这五个引起争执的“引文”。女记者争辩说,有些采访是她与玛森散步时进行的,事後补记的笔记找不到了。

该案1994年在旧金山法院终审裁决∶五处“引文”是没有根据的,对玛森的名誉构成了损害。但玛森作为精神分析学家,属“公众人物”,他没能提供出记者事先有意诽谤他的证据,即“真实的恶意”,因而法院判玛森败诉。女记者虽然赢得了诽谤官司,不需偿付对方要求的巨额赔款,但她被法官指为“缺乏新闻道德”,在新闻同行中名誉扫地。

●英澳裁决诽谤案采用“三原则”

美国最高法院确立的诽谤罪胜诉“三原则”,已被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判案时援引。路易士在接受我采访时介绍,英国和澳大利亚最近都曾引用“三原则”审理诽谤案。他说∶“澳大利亚法院不久前在审理媒体被告诽谤案中,就要求原告证明媒体有'真实的恶意'。六个月前,伦敦的《泰晤士》报揭出英国一个地方政府和官员受贿,被控诽谤。英国最高法院已经援引沙利文案判《泰晤士报》赢了和地方政府的官司。官员个人控告案还没判。”

“三原则”的核心是“真实的恶意”。也就是被视为“诽谤”的文章,即使後来查明是不实的,但只要被告(媒体和作者)真诚地相信他们的文章属实,法庭就应免除他们的刑事和民事(罚款赔偿)责任。这一原则越来越被全球的法院援引和进一步阐述∶

●“真实的恶意”的标准走向世界

日本最高法院在裁决“科奇(Kochi)对日本政府”一案时强调∶在诽谤案中,“即使(文章的)真实性没有得到确证,只要当事人能够找到原因,表明他错误地相信文章是属实的,这时,他的行为亦不应解释为恶意或疏忽。”

在韩国,报纸在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文章真实性的情况下,为了公众利益,发表一篇有诽谤性的文章时,就不构成非法行为。韩国法庭在阐述这一原则时说∶即使被控诽谤的文章被查明是不属实的,“如果诽谤者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的文章是属实的,诽谤行为就不构成非法行为。”

菲律宾法庭最近在审理该国前总统阿基诺夫人状告记者诽谤一案时,明确援引美国“沙利文”案例。裁决说,虽然被告的记者写的文章并不属实,但他不应该受到惩罚,因为他在撰写发表此文时相信文章是真实的,他没有“真实的恶意”。

去年,南非的一家法院在审理该国环保部副部长状告媒体诽谤一案时裁定∶“被告诽谤的文章,如果是关於自由和阐述政治事件,就应受到宪法保障。法庭认为,如果这个官员想打赢官司,他必须能提出证据确定“被告媒体是在不合理的情况下发表文章的”,也就是说,被告媒体在发表文章时有“真实的恶意”。

印度最高法院在1994年裁决“拉基哥波尔(rajagopal)状告泰米尔达都邦(State of Tamil Dadu)”一案时提出∶“即使出版物所依据的事实和言论不属实,原告也不应获得赔偿,除非原告证明媒体是在故意疏忽的情况下发表这篇文章的,只要被告的记者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在写文章之前曾经对事实进行过合理的求证就足够了;作者并不需要证明所写作品本身的正确。”

●台湾司法和新闻上的“里程碑”

今年四月,台湾地方法院在审理“国民党投资事业管理委员会主委刘泰英状告香港《亚洲周刊》和该刊特约记者陈婉莹诽谤”一案时,也是援引这样的判案原则,最终裁决诽谤罪名不成立。

该案源於《亚洲周刊》发表了一篇纽约《每日新闻报》(Daily News)的美籍华人记者陈婉莹与人合写的报道,指出∶国民党资产总管刘泰英在与美国总统特别助理见面时,曾主动提及可捐出1500万美元给克林顿做竞选经费。刘泰英认为绝无此事,指该文损害了他的名誉,在台北法院提出诽谤诉讼,索赔1500万美元。

美国多家媒体为陈婉莹联署了一份法庭“答辩书”,该“答辩书”的辩护重点不是这篇报道是否属实,而是陈婉莹等人和《亚洲周刊》在撰写和发表这篇报道时,相信文章是真实的,作者和媒体事先没有“真实的恶意”。“答辩书”指出∶“被告诚实地相信他们的文章属实。即便文章被认为是不实的,如果法庭认定被告是真诚地相信他们的文章属实,我们就要提请法庭考虑,不要处罚被告。”

台北法院判决刘泰英败诉的主要理由是∶“新闻自由为民主宪政和自由社会的基石”,“为避免新闻媒体因为担忧诽谤责任而采取自我限制与检查,因此导致剥夺大众知的权利。”台湾资深报人张作锦撰文称赞这一判决是台湾在司法和新闻事业上的“里程碑”。

●诽谤诉讼将摧毁民主价值

由美国多家著名媒体为陈婉莹一案联署的“答辩书”,旁征博引了全球很多国家法院裁决诽谤案时阐述的原则,最後做了下面几点重要的结论∶

“国际上公认的原则是,某一位作者真诚地相信他的文章是属实的,就可以排除承担责任。”

“在诚实相信下犯错误应该受到保护这一原则,具有至关重要的民主功能。如果政府官员能够轻而易举地惩罚新闻媒体,那一定会妨碍新闻记者对公众事物的报道。虽然新闻记者可能会因诽谤案而坐牢或遭巨额罚款,但最终的受害者却是民主制度本身。”

“ 新闻自由是一个为国际公认的、核心的民主价值。但诽谤案却有可能摧毁这个价值。”

●香港有近30项恶法

英国的法律与美国有很多不同,尤其在诽谤案的定罪上。作为原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在1991年通过《人权法条例》之前,很多法律都对新闻和言论自由有严格的限制。据统计,这种限制性条例和规定有近30项之多。如《电影审查条例》、《淫秽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英国官方机密法》、《广播管理法》等等。早就有大众传播学者指出,如果九七後香港政府援引这些恶法,香港的新闻自由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通过北京电视台状告《前哨》诽谤一案,人们将看到香港的的法官们会引用什麽样的判案原则来裁决诽谤案。

《前哨》月刊自创刊以来,不断严词批评北京政权,挖掘曝光中共官员贪污腐败的丑闻。北京对香港这类政论刊物的忌恨可想而知。北京电视台派人到香港状告《前哨》,又索赔那样高的价码,很可能是北京开始铲除他们视为香港“反动杂志”的前奏。因此,香港的编辑、记者和专栏作家,应该伸出援手,声援《前哨》,抗议北京扼杀新闻自由。

虽然香港的某些报刊有小报倾向,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报道时有发生,报道的一些大陆内幕消息的真实性也令人存疑。但对这些问题,应该由新闻批评来解决,而不应由抓记者和巨额罚款使报刊关门的方式封住媒体的口。不实报道的出现,既有编辑记者新闻专业水准和新闻道德观念的原因,更在於中共封锁新闻信息,因此从大陆获得的消息经常无法有效地查核。在北京政权政治不透明、新闻无自由的情况下,中共完全没有资格告香港任何一家报刊诽谤。

●“新闻必须不受任何限制”

在美国被视为新闻自由的坚定捍卫者的安东尼·路易士,在为新闻自由奋力疾呼的同时,也严词批评那些刊登不实报道的媒体,强调编辑记者的职业道德。在前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状告《时代》周刊诽谤案时,他曾严词批评《时代》周刊发表不实报道。但他更坚决反对刑事处罚记者或对报纸巨额罚款。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表示:“我并不介意在合理的范围内惩罚报纸的错误,诸如小额罚款;或不赔款,由法院裁决报道是否属实,以挽回当事人的名誉损失。但不能以巨额赔偿威胁报纸的生存。很多大众讨厌媒体和记者,认为记者们想调查所有人,却拒绝任何人限制他们。我认为新闻必须不受任何限制。当然这会带来一些劣质的报纸,像《Star》、《Enquire》等(指在美国超级市场出售的两种小报)。但我不认为任何其他的制度可以行得通。”

●新闻同业是一个整体

路易士的做法,就是把两件事情分开,一码是一码。今天,面对北京电视台状告《前哨》一案,香港的新闻同行们应该站在新闻同业的角度,不管是喜欢这个杂志,还是不喜欢这个杂志,都在捍卫新闻自由的大原则下,发出正义声援的声音。如果让中共今天顺利地封杀掉《前哨》,下一个受害者就可能时《争鸣》、《开放》、《九十年代》、《苹果日报》┅┅

在美国新闻界,虽然激烈竞争,有些报纸视竞争对手为仇敌,但一有迫害新闻记者或要把报纸罚款关门的事发生,那些原来对立的报刊,都团结起来,共同发出声援的声音。在这种时刻,他们都抛开个人感情因素,维护“新闻同业”的利益。有时还要跨越国籍,全球声援。例如,台湾在判决陈婉莹一案时,美国广播公司、美联社、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每日新闻报、道琼公司、洛杉矶时报公司、国家广播公司、纽约时报公司、时代周刊公司、华盛顿邮报公司、以及“保护记者协会”等著名美国媒体和团体组成了“法庭之友”,并史无前例地连署了一份“答辩书”,为亚裔记者仗义执言。

在四十年代的中国新闻界,也发生过这样的事。1947年5月,当上海警备司令部以政治原因下令关闭《文汇报》等三家报纸时,《观察》杂志主编储安平挺身而出,撰文抗议。但储安平与《文汇报》等三报关系并不好,而且与《文汇报》主编徐铸成还有过不愉快,但他说,“站在新闻同业的立场上,应当写点文字,向当局表示抗议。”“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锻炼自己的地方。”

今天,面对以中共政权为後台的北京电视台在香港法院状告《前哨》诽谤一案,海外很多人都在观察、注视,看香港新闻界有没有“新闻同业精神”,在迫害面前,有没有勇气联合起来,向中共说一声“不”!

(载香港《前哨》月刊1997年11月号)

1997-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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