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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埃及政变启示∶ 民主须与尊重及公义同行

作者∶陈永杰(广东中山大学)

埃及总统穆尔西被军方赶下台,有观点认为,这是给“阿拉伯之春”淋了一瓢凉水,有观点甚至基于埃及的经济现状声称,穆尔西被推翻是因为没有搞好经济,放任社会动荡。于是,结论就是,民主要先让路给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

这种解读肤浅且误导,但最大问题是没有基于事实。埃及政变之所以爆发,尽管有经济因素,但深层原因却是,不上街抗争的话埃及人的生活方式将被迫改变,连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

过去一年,埃及的外汇储备总额与货币汇率都急速下跌,导致通胀上升、国库空虚。最要命的是年轻人的失业问题——埃及24岁以下的群体有四成人无业。然而,必须指出,经济转差在很多国家转型时期都发生过,这会产生怨气,削弱新政府的管治合法性,但却并不必然带来政变。

与怨气相比,真正能让政变或者革命形成充分条件的,是恐惧的出现。在埃及,这体现在少数派的基本权利得不到尊重。支持穆尔西执政的穆斯林兄弟会,代表的是保守的宗教路线,他们拒绝世俗化,但埃及却早已是个多元共存的社会。支持世俗化的埃及人希望宗教与政治脱钩,使埃及成为一个现代的多元国家,但穆斯林兄弟会的目标则是把埃及已经世俗化的领域“拨乱反正”,根据教义回归传统。

这将使很多埃人的生活方式彻底改变,尤其是妇女和少数族裔。为达此目的,穆尔西筹组了一个仅由一成选民选举产生的参议院,只反映保守派意见;并通过行政任命,把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逐一安插到重要的政府部门。对于不希望埃及走回头路的民众,这些举动,明显是为全面走向政教合一奠定人事基础。强烈的恐惧感因而产生,并且不断加剧。

恐惧感弥漫的埃及,为政变提供了充分条件,而使变革最终爆发的必要条件,则是公义沦丧,令恐惧者失去最后的安全感。穆尔西上台后,对所有公共部门和舆论都实行集权式控制,使得法庭无法独立审案、公务员系统不能按程序办事、媒体也不能作平衡报道。在政府失去必要的权力制衡后,有争议的政策措施得不到起码的缓冲和调和,结果便是异议者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穆尔西对少数族裔及支持世俗化的群体被恐吓与袭击视而不见,来埃及监察人权和推动民主的外国人被搜捕乃至缺席审判。这一切,闻者心寒,见者胆颤。

诚如二战时期德国神父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那段名言所说,若某一群体的权利可被随意剥夺,这种威胁总有一天会降临所有人身上。当埃及人的恐惧感变成真确的不安感,他们不得不上街把“民主”推倒重来,这才是政变的根本原因。民主是一种解决矛盾与争议的方式,若当权者拒绝以合理的方式与民众在议会内解决矛盾,民众只好上街,道理就是如此简单。

所以,经济差与埃及新政府倒台无直接联系。穆尔西错在不尊重少数派的基本权利,更在集权的过程中,打破了权力制衡,使很多异议者感到安全失去保障,矛盾之火才从议会内烧到议会外。埃及政变的教训绝非“一人一票”有错或追求公义有罪,相反,它说明一个理想社会必须同时追求自由民主与社会公义,因为只有所有人都得到尊重,权力总有制衡的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2013年7月06日

——原载“21世纪经济报道”

2013-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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